現在中國朋友聚會聊聊天下大事，很難不談到房價問題。聚會中若有外地朋友，房價便成了提升地區自信心的最主要指標———哪個地方房價高，那地方的人身板兒都高了一截，一個說：“我們那兒房價也上五千了。”那個就會接上，“這算什麽，咱們那兒都上六千了。”言下之意，別以為就上海北京牛逼，看誰還敢小瞧咱們，那口氣跟赫魯曉夫和肯尼迪在廚房辯論社會主義優越性一樣。
不過有一次，一位印度孟買的朋友把北京上海的威風都給滅了。聊到房價問題，她說孟買像樣點的高檔公寓樓平均得四千美金一平米。一言既出，舉座皆驚，要知道人均GDP印度可遠遠沒有趕上中國啊。去年年底，我去了一趟印度，發現此言不虛，孟買的房價水平足以打壓上海北京經濟崛起的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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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孟買買一套體麵公寓的，在印度社會中絕對屬於上層社會。這樣的公寓通常有不錯的社區環境，穿著製服的保安，小區裏甚至有網球場和遊泳池。要買這樣一套公寓即使對於政府公務員或者教師一類的中產階級工薪階層來說，也是極為吃力的。而且印度不像中國一樣有房價雙軌製，一些幹部可以買到遠低於市場價格的房子，印度的軍人、公務員、大學教授很多可以享受不錯的住房，不過一旦離職就要搬出去。
在中國房價的上升已經給大量尚未買房的人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唯恐以後再無立錐之地，所以哪怕背上巨額貸款也要買房，沒有房子的人和咬緊牙關買了房子的人轉而成為“房奴”的人與地產開發商之間幾乎已經產生了階級對立！那麽在印度這種矛盾豈不是更加尖銳？
在孟買貧富差距是如此明顯。由於法律對遷徙權和乞討權的保護，大量尋求生計的人湧入了孟買，讓很多到印度的中國人會感到得意的是，孟買和上海相比從外觀看一點都不像國際化大都市，可以用髒亂差來形容，乞討者隨處可見，高樓大廈邊上緊挨著貧民窟。不知道這些住在貧民窟裏的人看著高樓大廈會是什麽心情，他們大概一輩子買不起這樣的公寓。
和那些公寓相比，貧民窟簡直是地獄，成片低矮的小房子和二十年前上海的棚戶區差不多，擁擠不堪，一個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子，可以住上一家五口人，甚至更多。環境也不敢恭維：雜亂無章，沒有綠化，沒有運動場所，孩子們隻有在街道上打板球。但是奇怪的是，這些住在貧民窟裏的人似乎很有些悠然自得，大概這也和印度人樂天知命的民族性格有關係。作為路過的外國人，如果你表示出一點點好奇，他們就會主動邀請你進他們的“寒舍”坐坐。這些住在貧民窟中的人沒有絲毫扭捏和不好意思的表示，他們會給你端上特別甜膩的印度茶，大方地給你展示他們在哪裏睡覺，哪裏洗衣裳，哪裏做飯，還會給你打開家裏的電視機，指給你看他養了一缸金魚……
盡管這些住在貧民窟裏的人通常教育程度不高，還會主動用口音很重的英語有一句沒一句地和你聊天，“你是日本人嗎？”“噢，中國，太好了，我喜歡中國。”無論大人孩子眼中都分明有一種自豪感，既有為自己的房子的自豪，也有在鄰裏麵前為家裏來了一個外國客人而感到的自豪。在這裏我聽到一個詞讓我詫異不已，這些住在貧民窟裏的人被稱作“貧民窟主”（slum-owner）。這個詞簡直充滿了幽默感———我們是住在貧民窟裏，但我們是業主（owner）。
他們怎麽能叫業主呢？這些房子按照中國的標準都是不折不扣的違章建築，十幾年前由一些無家可歸者和外來移民選擇在一些沒有人關注的鐵道邊、垃圾場邊搭建而成。印度的憲法規定：印度公民有遷徙的自由，你願意在哪裏登記，就可以在哪裏投票；同時憲法還規定“印度公民有選擇在哪裏居住的權利”。這條規定看上去有點滑稽，我問印度朋友難道想在哪裏住都可以，那跑到新德裏在總理府門前搭個帳篷，跟總理作鄰居行不行？或者把帳篷紮在人家私人花園裏行不行？他們告訴我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操作上比較難，因為主人會把你趕走，這是人家的地盤。不過如果你成功地在一塊地上住了一段時間，比如一年，別人沒有趕你，以後就再也不能趕你了。這倒挺符合盧梭的契約理論，默認也可以視為一種契約。後來我發現果然不假，印度很多富人的宅第和花園都會樹一塊牌子“私人財產，禁搭帳篷”。
今天住在孟買貧民窟裏的幾百萬人就是這樣獲得產權的。他們的理由是當年這塊地兒沒人要，我們才住在這裏；今天土地升值了就想把我們趕走，沒門兒。今天大片的貧民窟占據了孟買市區的黃金地段，孟買的地價比上海和北京要高出很多，前麵提到四千美金一平米的房價中往往超過百分之八十都是地價，所以假如能把那些貧民窟的居民遷走，安置在遠郊哪怕麵積大上十倍的房子裏，對政府或是開發商都是非常劃算的買賣，而且很容易找到類似危房改造的理由。
但在印度強製拆遷是行不通的。特別是這樣集中的大片貧民窟，個個都是釘子戶，牽一發而動全身，隨時可以引發示威乃至騷亂，而且政治家得罪了這些“貧民窟主” 就會喪失選票，所以不讓這些“貧民窟主”得到心滿意足的補償，讓他們搬家是不可能的。這也是在印度拆遷成本巨大，孟買房價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但與中國相對比，盡管房價如此之高，房地產卻並不是畸形的暴利產業，底層的群眾成了土地升值的最大受益者。筆者吃驚地從一個搞IT的商人口中得知，在2006年某媒體排出印度的500個最有錢的人中，隻有6個是地產開發商。
這樣一來，高昂的公寓價格對“貧民窟主”來說倒是件好事，他們非但不嫉妒反而有些興災樂禍。我聽見不止一個人說“這些有錢人就該讓他們多花點兒錢。”而那些住在貧民窟裏的人很多時候並不像我們想象得那麽悲慘。貧民窟是一個廣義的概念，一些“貧民窟主”在經濟條件改善了以後，也會修整自己的房子，不少貧民窟房子也裝上了在印度算是奢侈品的空調，甚至不少公務員、教師為了省錢，也租貧民窟的房子來住。在貧民窟區域政府也建了實用的醫院、學校之類的公共設施。
貧民窟在印度也不意味著居住者都是赤貧的人。他們在此安居樂業，往往在附近上班或者做生意，甚至建起小作坊，當起個體戶，一些區域還發展出了特色產業，建立了合作社，有的地方以生產首飾聞名，有的地方以生產陶器聞名……這些住在貧民窟裏的人成了地道的有產者，個別人甚至已經買得起公寓，不過還是願意住在貧民窟裏，因為這裏有他的“廠房”。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那些住在貧民窟裏的人對自己的房子也有一種自豪感。在中國貸款買大公寓的人被稱作“房奴”；而在孟買住在貧民窟裏的人，被稱作是“房主”。因為那是他“風能進，雨能進，國王的軍隊不能進”的家園，即使簡陋，也意味著他在孟買這個印度最富裕、最國際化的都市的黃金地段有一塊誰都拿不走的產業。
很多“貧民窟主”是這樣的背景：他們來自農村，為了謀生來到孟買，當得到一個貧民窟的房子就意味著他在這裏徹底站穩了腳跟。他們並不急於改善自己的生活居住條件，而是源源不斷地把錢寄回農村老家，在老家的村子裏蓋一個讓鄉親們都羨慕的大房子。他們的孩子能在孟買接受教育，上英文學校，也許能找一份體麵的工作。而當他們老了以後，他們會把貧民窟的房子留給孩子，或者租給別人，自己回農村老家的大房子裏頤養天年。
很多中國人來到孟買會非常得意，“你看，印度最大的城市都解決不了貧民窟問題。”這種得意顯示出我們的淺薄。在很多人眼裏，整齊劃一的街道、摩天大樓，讓貧窮者遠離我們的視線，不要讓農村人湧入城市來分享城市的福利，是比公民的憲法權力和哪怕相對公正的發展機會更加重要的事情。所以表麵上看，印度高樓大廈邊上就是貧民窟，其實印度的貧富差距比中國要小。筆者在印度一份主流報紙上看到一個專欄作家的文章標題是“中國模式為什麽不是印度的選擇”，也許能夠代表印度知識界一部分人的觀點。她講她剛到中國時看到中國的城市發展水平比印度高很多，到處都是高樓大廈，沒有小房子，後來從北京市區出來隻是幾十公裏就看到大片的農村地區，發展水平及基礎設施狀況和印度農村差不多，農民生活水平也很窮。她於是得出結論：這樣的社會發展模式的表麵輝煌是不可靠的。
還有一個讓筆者自己也感到吃驚的信息值得和大家分享，我剛到印度時一方麵對貧民窟很感興趣，一方麵又擔心安全問題，總得叫上當地人陪同才敢去轉轉。因為在中國有一個已經成為公理的偏見：外來人口和窮人是犯罪的根源，一提到治安惡化，公安機關總是把清理外來人口作為工作重點。而很多印度人認為，在印度的貧民窟比新德裏的大街上還要安全。一個孟買的社會工作者告訴我，即使一個女孩子深夜走在貧民窟的巷道裏，也用不著為安全擔心。這裏也沒有小偷強盜，假如誰遇到危險，隻要喊一嗓子，就會有很多人出來幫忙。他補充道：“這裏是他們的家。他們愛這個地方。他們是這裏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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