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八十年代上海市人口國際遷移研究
70年代末以來在中國出現的改革開放，使我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麵都發生了深刻、巨大的曆史性變化。其中，作為“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而直接的結果，即是人口國際遷移的數量迅速增長，出入境頻繁，有許多外國公民來華工作、貿易、學習、旅遊等，同時，又有大量的中國公民出國。無疑，人口進出境的頻繁，對我國社會的許多方麵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
國際遷移是在世界範圍內的人口再分布，它勢必首先直接影響到相關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發展過程；同時，伴隨這一人口再分布過程所產生的一係列社會、經濟、文化等諸方麵的變化和因素對未來社會的發展模式有著重要的影響。
因此，對國際遷移進行調查研究，從感性上了解、掌握當代國際遷移發生的形式和特點，從理性上分析國際遷移所產生的原因和影響，對於科學地把握和認識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市國際遷移的前因後果，就顯得非常的必要和迫切。
一、方法和數據
國際遷移通常是指超越了國界的人口遷移，包括遷入和遷出兩個方麵。
所謂遷入是指境外人員因公共或個人事務的需要而入境的行為，主要是指領館工作人員、外商、外籍工人、專家、新聞人員、僑民，以及探親、訪友、旅遊、治病、留學、進修、就業等人員。
所謂遷出就是通常所說的出境或出國。我國的公民出國分因公、因私二類：凡因各種公共事務的需要，接受各級政府、機關、團體和企事業單位的派遣到國外從事各種活動的，稱為公務出國；凡是因為個人或者家庭事務前往其他國家探親、訪友、旅遊、治病、奔喪、掃墓、就業、繼承財產、結婚、自費留學或者移居國外長期居留，以及因其他私人事務而出國的稱為因私出國。本文所涉及的主要範疇為公民的因私出國。
對於當代國際遷移的研究，可謂眾說紛紜，學派和理論輩出。從傳統的“推──拉”理論和勞動力吸收理論，發展到遷移係統學說，或從宏觀的角度，或從微觀的角度，或將兩者結合，揭示了或試圖揭示國際遷移發生與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等諸因素的關係［①］。在這眾多理論中，雖然分析的角度不同，重點不同，方法和結論也不盡相同，但是，一個較為相同的特點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均包括五個“Ｗ”，即誰是遷移者（WHO），遷移往哪裏去（WHERE），何時遷移（WHEN），為什麽要遷移（WHY），以及遷移會產生什麽後果（WHAT）。
本文的方法主要是通過對上述五個“Ｗ”方麵的分析，對上海市80年代的國際遷移（特別是公民因私出國、出境）進行描述和概括，並針對其中存在和出現的現象、特征及問題作客觀的分析和評價。
本文所用的數據除注明出處的之外，均出自本課題組於1990年進行的“上海市1980－1989年十年中公民因私出國的抽樣調查”（以下簡稱Ａ調查）和“盧灣區瑞金街道1980－1989年出國人員的典型調查”（以下簡稱Ｂ調查）。
二、上海人口國際遷移的曆史沿革
上海是我國最早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有著長期而又廣泛的國際交往曆史。建國以前，上海人口中就包括了大量外國籍僑民，最多時達16萬人以上，涉及的國家達四十餘個，幾乎遍及世界各個地區［②］。建國以後，由於種種原因，上海的對外交往大為減少，至“文革”時期，則進入一個低穀，國際遷移幾乎完全停頓。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上海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交流呈現了空前繁榮活躍的局麵。其間進入上海的外國籍人數大幅度上升，據不完全統計，80年代末在全市的歸僑、僑眷、外籍華人家屬及其他涉外關係人員已達30餘萬人，1990年底，在滬常駐境外機構達1442個，包括領館、外商機構、外資企業、合資企業、合作企業、新聞機構等。在滬常駐境外人員包括領館官員和職員、外商商人、三資人員、文教專家、新聞人員及其家屬和留學生、僑民等共計3600餘人［③］。
建國以來，我國公民因私出國（境）也經曆了一個逐漸增加、頻繁的過程。根據我國公民因私事出入境的方針和政策變遷，上海市公民因私出國（境）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解放初期到1976年的近30年時間。一方麵當時對公民因私出境采取嚴格控製的辦法，尤其是在十年動亂中，嚴重侵害了歸僑、僑眷及其他公民出入境的正當權益。另一方麵，由於國際環境的限製，致使這一階段因私出境人數寥寥無幾。如在1966－1970年這五年中，全市經批準出境的隻有80人，平均每年隻有16人，最少的是1966年，隻有5人［④］。
第二階段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5年，由於對公民因私出境的限製逐漸放寬，導致申請因私出國的人數增長很快。1978年全市申請出國人數2790人，實際批準1759人，到1985年申請人數增加到6600人，（實際批準6550人），申請人數上升了1.36倍，而實際批準人數則上升了3.72倍［⑤］。
第三階段是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經全國人大通過以後。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化，公民出入境數量的大量增加，公安部草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入境管理法”，1985年11月22日經全國人大通過，並於1986年2月1日起實施。1986年12月3日經國務院批準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入境管理實施細則”，使出入境管理工作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據，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軌道，公民因私出入境的正當權益受到了法律保證，因私出國人數也成倍增加。1986年全市申請出國10300餘人，1987年達22100餘人，1988年為65000餘人，1989年為51400餘人，1990年是36000餘人，名列全國各省市之首。實際批準的比率都在95％以上［⑥］。
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我國公民因私出入境的主管機關經曆了三個變化過程：
1．解放初公民因私事出國由外交部和各地外事部門辦理，因私事去港澳由公安部門辦理。
2．1958年根據國務院決定公民因私事出國由外交部門移交給公安部門辦理。
3．1983年公安部門成立了出入境管理的專門機構。公安部設出入境管理局，省、市公安廳、局則在申請出國人數較多的城市設出入境管理處，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上海在1983年10月設立了出入境管理處。
三、80年代上海人口國際遷移的主要特點
進入80年代，上海人口國際遷移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改革開放政策，為我國的國際人口遷移注入了新的活力，客觀上也為我國公民的因私出境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那麽，８０年代上海市公民因私出境又有何特點呢？
（一）誰是遷移者？──遷移者的規模和構成
從遷移者的規模和構成來看，因私出國的主要特點是：
1．遷移規模不大。
多年來，由於各地區發展不平衡，許多上海居民一向不願遷出上海市，甚至不願從浦西的建成區遷往浦東尚未充分開發的地區。在80年代，上海灘卻掀起了“出國熱”，許多人勇於跨出國門，飛越大洋。難怪有的作家、記者稱之為“出國狂飆”。
據Ａ調查以及其他各種資料推算，在1980～1989年這10年中，上海市因私出國人員總數累計達17萬餘人，與1989年上海市總人口1260萬人相比，其比例為1∶74，如果不用這累計數，而是按年度分別將因私出國人數與同年度全市總人口相比，其比例為不到1％。盡管如此，這10年中因私出國人員的絕對數仍超過了前30年出國人數之和。
2．年輕、男性和有配偶遷移者居多數。許多有關人口遷移的研究表明，人口遷移具有很大的年齡傾向性，有些遷移中理論認為，這種年齡傾向性既反映了生命周期對人們遷移決定過程的影響，又反映了遷入地對遷移者條件的限製和要求。
在Ａ調查的結果中，25～34歲年齡的人口占總遷移者的49.9％，同樣，Ｂ調查結果也顯示25～33歲年齡的人口為主要遷移人口，占總遷移者的43.9％。可見，近半數的遷移者是處於25～34歲這一最具有活力的年齡段，它反映了在生命周期的某一階段人們遷移的可能性高於其他階段。
同樣，性別差異在人口遷移中也是非常明顯的。雖然人口遷移不是男性的“專利”，但是男性在人口遷移尤其是國際遷移所具有的開拓性、適應性，以及頑強、勇敢，確實也使男性成為遷移的主體。在本市近10年因私出國人員中，男性占總數的62％，女性則占38％。
然而，遷移者的婚姻狀況卻令人費解。因為根據一般的推測和假設，在遠距離遷移尤其是在國際遷移中，未婚者相對牽掛較少，更容易、更傾向於去“闖蕩世界”，去開創新的生活，而已婚者，有配偶者，在東方人的意識形態中則更會安於家庭生活的現狀，較少冒險精神。
但是，上海的事實並非如此。在這10年裏，已婚者占因私出國人員總數的一半以上，其百分比達51.0％，而未婚者占32.3％，喪偶的占1.3％，離異的占0.9％，其它不明其婚姻狀況的占14.5％。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占遷移者主體的已婚者在婚後仍不滿足於平靜、安穩的現實生活，主觀上努力追求新的目標，以及力求改變現狀的一種心態和價值觀念。
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改革開放以後，一方麵從客觀上給人們改變自己的生活目標和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種外在條件；另一方麵，亦深刻反映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確實促使人們對固有的傳統價值觀念以及生存空間作出新的思考和選擇。
3．遷移者絕大多數受過較高的文化教育。現代的國際遷移是一個雙重選擇的過程，它既是個人對其生存空間所作出選擇的過程，也是社會對個人的能力、價值、預期貢獻大小的衡量和選擇過程。而個人的能力以及其對社會價值和預期貢獻的一個重要方麵就是個人的受教育程度。毫無疑問，在高科技、高智能的現代社會，越來越需要受過相當文化教育的人。
在人口遷移的理論中，也認為個人的受教育程度與其遷移可能性之間存在著較高的正相關關係，上海這10年的出國人員中，受過高中及以上文化教育的占絕大多數，其百分比為75.8%，其中受過大學及以上教育的人數占總出國人員的28.8%；同樣在Ｂ調查結果中，遷移者的42.2%擁有大學或大學以上的文化程度，35.3%的遷移者擁有高中文化程度。這不僅與上述的遷移理論相吻合，而且也反映了上海的出國人員總體文化程度要高於非遷移者總體的文化程度。
4．半熟練工人和具有初級技術職稱的人員占出國人員的半數以上。出國人員在遷出地的職業性質不僅對遷移決定過程本身具有一定的影響，同時也是人們經常議論的一個問題。當時社會上對此有很多的議論：一是“人才外流”說，即認為大量高、精、尖人才都出國去了；另一是“個體戶扒分”說，即認為個體戶們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在自費出國“扒洋分”的行列中充當急先鋒。
而事實並非完全如此。從Ａ調查的結果分析，一是雖然出國人員的職業涉及範圍較廣，具有19個門類，但真正集中的隻有：半熟練工人、獲得初級技術職稱人員、熟練工人、幹部、服務性行業職工、中小學教師、待業人員等7類，其中半熟練工人和獲得初級技術職稱人員兩項之和占遷移者的52.7%，超過半數以上；而獲得各種高中級技術職稱的人員僅占3.7%，是少數。
二是個體勞動者無論從絕對數還是相對比例來看，都比一般想象的要少得多，在總出國人員中，個體勞動者僅占0.9%，隻占極小部分，說明由於受各種條件的限製，申請因私出國並不是個體戶選擇的主要目標和出路。
三是在出國人員中，幹部也占有相當的比重，達6.7%。這一現象說明有愈來愈多的人已不安心捧著幹部的“鐵飯碗”，一旦有了合適的時機，也躍躍欲試，去追求新的目標。
（二）遷移往哪裏去？──主要的遷移流向
國際遷移的流向不僅受國家之間曆史關係的影響，而且受國家之間的距離、遷入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及經濟地位、經濟發達程度和就業、收入期望等因素的影響。從主要的遷移流向來看，上海市公民因私出國的主要特點是：
1．涉及麵廣
上海市民因私出國流向相當廣泛，共涉及41個國家，遍布歐、亞、北美、拉美、非、澳等各大洲。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日本、美國等高度發達國家之外，亞洲的一些經濟正處於起飛階段的國家如新加坡、泰國等亦成為遷移者注目的熱點，除了這些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短缺的因素外，地理、文化等因素也是勿庸忽視的。此外，阿根廷、玻利維亞等拉美國家也正在成為遷移者注視的焦點，其原因除了這些國家采取具有吸引力的移民政策外，更多的遷移者則是把進入這些國家作為跳板和過渡，一旦時機成熟，則一躍而到更為理想的第三國。
2．相對集中
在所涉及的41個國家中，主要的遷移流向又是相對集中的，其中日本、美國、澳大利亞是主要的遷入國。上海市80年代中因私出國前往這三個國家的人數總和占遷移總數的81.2%，其中遷往日本最多，占37.1%，美國次之，占26.1%，澳大利亞第三，占18.1%。這種狀況的形成與遷入國本身的經濟發達程度和遷入國對我國移民的政策及其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取決於遷出國與遷入國之間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政府的、民間的等諸方麵的交往關係，這種交往關係的程度決定了遷入國在為防止自發遷移而建築起來的國界“保護牆”上所設置的一種允許特殊遷入的“小門”將開啟得多大，多久，以及何時開啟。
另一方麵，取決於遷入國對各種遷移人口的需要程度，以及對移民的社會、經濟承受能力。美國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移民國家，它曆來就吸收對其有貢獻的海外移民用以加速美國的發展，而日本和澳大利亞由於其經濟發展的需要，都曾為海外勞動力敞開過它們的“小門”，因此，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無疑也就成了上海人的主要遷移目標。
（三）何時遷移？──遷移時間的階段性
從遷移流量和流向來看，上海市公民因私出國的主要特點是有兩個明顯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1980年至1986年，在這一階段中，前往美國的人數遠遠超出前往日本、澳大利亞及其他各國的人數。在這7年中總的遷移人數為35100餘人，僅占10年中總出國人數的20％。
其中前往美國的人數占同期出國人數的58%，前往日本的人數占10%，前往澳大利亞的僅占3%，遷移到美國的人數是遷往日本人數的5.8倍，是遷往澳大利亞的17.3倍。在這一階段中，除了前往美國者比較集中，在數量上獨占鼇頭以外，其餘均處於比較分散、在數量上平分秋色的情形。
第二階段是1987-1989年，其間情況有了明顯的變化。變化之一，從遷移者的總數來看，後3年出國人數共約13.47萬餘人，是前７年出國人數的3.8倍；同時，在主要遷入國中原位居第二的日本現已飛速崛起，在遷移數量上已經超過了美國而占首位，前往澳大利亞的人數也大量增加。在這3年裏，從上海前往日本、美國和澳大利亞的人數分別占同期遷移總數的44%，18%和18%。產生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這3年中前往日本、澳大利亞就讀語言者急劇增加。
變化之二是遷往美國的人數曆年略有增加但幅度不大，而前往日本、澳大利亞的人數波動較大。從Ａ調查的結果來看，前往美、澳者都呈上升趨勢，但後者的上升幅度比前者要大得多，以1989與1988年比較，前者的上升幅度為81.4%，後者則高達215.3%。再來看日本，這3年中遷移人數出現了波狀高峰，1988年比1987年猛增了581.9%，而次年又幾乎以同樣的幅度下降。
凡此種種，顯然與遷入國的遷移政策有關。在此3年中，美國的遷移政策基本上無原則性改變，故其遷往人數無大變動，而日本、澳大利亞的留學簽證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先是準許大量進入，後又單方麵采取了限製措施，導致上海前往這兩個國家的人數大起大落。
四、對上海人口國際遷移的理性思考
如前所述，上海人口的國際遷移不僅由來已久，而且遷移規模逐漸擴大。其影響也愈來愈廣，愈來愈深。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對此進行認真的、理性的思考。
（一）為什麽要遷移？──對遷移原因的分析思考
遷移原因是人口遷移研究的重要內容。人口遷移原因的研究不僅能部分地反映出遷入國和遷出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差異，而且可以揭示出遷移發生的類型，以及遷移類型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在國際遷移中，遷移原因分析還可以直接反映出遷出國和遷入國的移民政策。而遷出國和遷入國的移民政策又是遷出國和遷入國現行發展狀況及未來發展戰略的反映。
國際遷移的原因分析又具有相當的難度。因為遷出國與遷入國的移民政策，特別是遷入國的移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限製了個人遷移動機和原因的完全顯示。因此根據簽證類型判斷遷移者的真實動機將給我們的研究造成很大的事實上的誤差。而與簽證類型相比，遷移者在遷入國的工作或學習現狀較能反映出遷移者的真實遷移動機，為此我們稱遷移者的簽證原因為遷移申請原因。
從遷移者個人的申請原因來看，主要原因有學習（留學）、探親訪友、定居、工作、旅遊、結婚、陪同、訪問學者等，並以學習、探親訪友和定居為主，三項合計占總數的94.1%。若從國別來看，前往不同國家的原因有顯著差異。
以占遷移量最多的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為例，以留學為由前往日、澳的占絕大多數，探親和定居的較少。說明在一段時間內，日本、澳大利亞對申請留學的遷移政策是相當寬鬆的。但當他們自己國內出現人滿為患，社會承受能力難以負荷時，日、澳又改變了既往的入境規定，使大量“就讀生”難以獲得入境簽證而使遷移人數銳減。
在前往美國的申請原因中，留學與探親都占有很高的比重，這與美國在遷移政策中鼓勵“家人的團聚”是密切相關的。從中可以發現，不同遷入國由於其遷移政策的不同，對於各種遷移者產生的拉力亦不同，從而構成了各自的遷移特征。
但是，遷移者的申請原因有時並不能反映遷移者的真正動機。如上所述，在遷往日本和澳大利亞的移民中，分別有82.9%的人申請原因為學習，這一比例如此之高是難以令人置信的。因為從傳統上這兩個國家向海外留學生提供獎學金的機會大大小於美國。而根據上海當時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無法支付在日本和澳大利亞的學習和生活費用的，隻有在這兩個遷入國有可能提供遷移者就業機會，而且遷移後的期望收益能大大超過他們所支付的學費、生活費等遷移成本的情況下，這些人才有可能遷往該國。
就就業機會而言，日本的經濟飛速發展使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近年來的老年化又使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使得勞動力特別是藍領工人非常缺乏。這樣，日本就不得不以一定的方式向海外的發展中國家吸收移民作為其勞動力的補充來源。
作為世界經濟大國，日本已具備吸收和消化國外勞動力的能力，而鄰近的發展中國家的生活水平又遠遠低於日本。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自然就成為鄰近發展中國家的遷入國。同樣，澳大利亞也因經濟發展中勞動力不足，而成為國外勞動力遷移的主要目標之一。
從遷移的成本和期望收益來看，遷移所需費用與還清日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兩者的關係。在Ａ調查結果中，有35.4%的遷移者的遷移費用在1-6萬元人民幣之間，平均每人的遷移費用為1.2萬元，其中許多人的經費來源靠借貸。遷往日本的有39.7%的遷移者的遷移費用是借來的，遷往澳大利亞的則有43.7%的遷移者是借錢的，而還清日期平均為4.8個月，還不到半年。如此之高的遷移費用在此短期之內就能還清，反映了遷移的期望收益大大高於成本，這對遷移者來說是經濟的。
另外，遷移者在遷入國的工作或學習狀況也較能反映或部分反映遷移者在遷入地的真實動機。根據Ｂ調查，隻有12.7%的遷移者在遷入地的真實身份為學生，4.6%的遷移者為家庭主婦，1%為無工作者，6.3%為情況不明，其餘73.4%的遷移者為有工作者。這一結果與申請遷移原因之間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基本上可以肯定80年代上海市民因私出國是勞動力型遷移為主。申請原因的多樣性隻是為了獲得簽證的方便，而其真正的遷移原因是經濟原因。
（二）國際遷移會產生什麽後果？──國際遷移的影響
1．對人口發展的影響：
（1）對人口總數的影響。國際人口遷移對上海的人口總數是有一定影響的，至於影響的程度，則取決於遷移規模和原來的人口規模。80年代上海市民因私出國１７萬餘人，這對減少密集的上海人口總數來說是有利的。但由於上海原來的人口規模較大，遷出的人口還不到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一，因此，這10年中國際遷移對上海人口總數的影響程度不大。
（2）對人口性別年齡結構的影響。如前所述，上海市的遷出人口以年輕、男性和有配偶者居多，這必然會造成上海男性人口比例下降，同時減少勞動適齡人口的比例，加劇本來已經處於老年型人口結構的上海人口進一步老化。由於遷出規模不大，這種影響在80年代並不十分引人注目，但又是不容忽視的，尤其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國際遷移的持續發生，其影響會越來越明顯。
（3）對人口再生產的影響。育齡人口的外遷，往往會導致人口出生率下降。這對減少上海的人口規模也是有利的。
2．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
（1）有利於外匯儲備的提高。
國際遷移對各國國際收支的影響越來越大，移民出國往往帶出部分外匯。移民在國外工作則會帶（匯）回外匯。從移民帶出的外匯和帶（匯）回的外匯相比較而言，後者是主要的。這一點從上述的遷移費用和還清所借費用日期的比較分析中得到證明。同時，從我們調查中發現，有37.9％的移民經常匯款回家，也說明了這一結論。無疑，這對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是有利的。
（2）有利於我國經濟的發展。
移民僑匯不僅使移民家屬較其他勞動者先富起來，而且，從移民僑匯的主要流向來看，一是直接作為個體生產者經營資金，二是作為消費資金，在一定程度上對啟動市場，刺激生產起到積極作用，三是作為儲蓄，間接為國家建設所用。無論哪一種流向，對本國本地區經濟發展都是有利的。
（3）有利於吸引外商、外資。
上海公民的因私出國涉及４１個國家，國際遷移的增加，對於加強我國同這些國家的民間交往是極其有利的。正是這種愈來愈多的民間交往，使國際友人更多地認識和了解中國，了解上海，了解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這有利於吸引更多的來華投資者、觀光者。
（4）有利於加強對外的科技文化交流。
在出國人員中，有不少人已接受和掌握了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能，若能製訂有關的政策措施，吸引他（她）們學成歸國參加建設，則有利於科技文化的國際交流。
（5）從80年代的情況看，移民的遷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緩和上海的就業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可以從移民在國外的信息反饋中了解他們在國外的奮鬥和努力，培養國內人員的競爭意識，這對於振興上海的經濟發展也起著積極的作用。
（6）大量移民在國外的奮鬥和成就的事業有利於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聲譽。
當然國際遷移對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一些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首先，由於大量勞動年齡人口特別是一部分專門知識、技能的人員出國而造成所謂的“人才流失”或“智力外流”。其次，大量熟練、半熟練工人的外流，造成一些工作崗位空缺與勞動力的結構失調。第三，一部分不具備因私出國條件的人員為達到出國目的，不擇手段，甚至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第四，一部分人員出國後引起家庭解體。第五，促進了超前消費意識的增長，使一部分人養成不健康的消費方式。
凡此種種，我們既不能對此熟視無睹，也不能一概而論，既要看到這些消極影響及產生的問題，也要看到國際遷移中的積極影響是主要方麵。問題是如何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揚長避短，把消極影響減少到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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