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與當年"脫了褲子搞原子彈"有何區別?

毛澤東：脫了褲子當了也要搞原子彈

[史海鉤沉] 回顧新中國走過的輝煌曆程，研製“兩彈”（導彈、原子彈）是非常值得自豪的篇章。新中國僅十幾年就掌握了遠程導彈、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這一震驚世界的奇跡，與毛澤東在幾個重大關鍵時刻的決策密不可分 
毛澤東於1945年廣島核爆炸後知道了原子彈，馬上嚴厲批評了渲染其恐怖的《解放日報》負責人，表現出既重視又藐視的態度，其精辟見解和從容氣度讓今人也為之欽佩 

1945年8月6日原子裂變的火球在廣島出現前，研製這一武器的“曼哈頓計劃”在幾年間嚴格保密，連美國副總統長期也不知道，世界上的人們幾乎都是在第一次核轟炸後才知道了原子彈。 

8月9日，延安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在頭版刊登了這一消息，並加上了“所有生物被燒死。該城煙火彌漫，高達四萬英尺”的標題。 

據當年報社的同誌回憶，這天大家開慶祝會時，毛澤東卻打來電話找到社長博古，批評這是“政治性很強的原則錯誤”。接著，毛澤東又把負責編輯的同誌叫到棗園，嚴肅批評了一個多小時，認為不應該如此渲染原子彈的威力。翌年8月6日，毛澤東在延安棗園的樹蔭下會見了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談笑風生縱論天下時談到原子彈——開始翻譯說成“scarecrow（稻草人）”，他認為譯成“PaperTiger（紙老虎）”才準確。“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這句世界性的曆史名言表現出的宏大從容氣度，恰恰是敢於同美蔣反動派鬥爭並贏得勝利的重要保證。毛澤東並非不重視原子彈，看到爆炸的首篇報道便批評報社，就反映出他從一開始就預見到核武器所具有的物質破壞和精神威懾的雙重作用。 

廣島、長崎騰起的蘑菇雲，給當時還套著幾重枷鎖的中國人帶著新的壓力，基本停留在農業社會的神州古國此刻還不能生產重型坦克、飛機等熱能裝備，核能武器的出現又會把中國遠遠拋在世界武器發展跑道的後麵。在延安時期的困難條件下，毛澤東側重於以豪邁的精神對抗威懾；一旦有了國家政權，他便準備以“跨代” 的方式掌握具有巨大物質力量的原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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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夫委婉地拒絕毛澤東的要求，但到危急關頭，蘇聯肯冒核大戰的風險掩護中國嗎？

1954年秋天，廣西傳來發現鈾礦的消息，這使毛澤東確定決心具備了最起碼的物質基礎 

毛澤東於何時確定搞兩彈的決策？通常認為是1955年，其實1954年秋在會見赫魯曉夫時便已初步確定。 

1954年10月3日，毛澤東與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中南海頤年堂正式會談，在雙方的蜜月氣氛中，毛澤東提出“我們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並詢問在這方麵能不能有所幫助。赫魯曉夫聽後馬上露出驚訝的表情，接著說：“我們這個大家庭有了核保護傘就行了。”並認為中國如果真的搞核武器，現在就是把所有的電力都投入進去也不一定夠用，蘇聯可以幫助先建一個小型原子堆，以此培訓一批幹部，並接收一些留學生去蘇學習。 

1989年至1992年間，我曾多次到位於木樨地的師哲家中，坐在那張簡樸的客廳裏，聽這位長年給毛澤東當俄語翻譯的老人講述過與赫魯曉夫的一次重要談話。 

據師哲回憶，這是毛主席第一次正式提出準備搞核武器，不過卻是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此刻中國正處於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第二年，仍然連一架飛機、一輛汽車都不能製造，卻想搞最尖端的工業科技結晶的核武器，難怪會讓赫魯曉夫吃驚。 

當時從外部條件看，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對新中國一再實施核威脅，蘇聯“核保護傘”根本靠不住。中國出兵入朝時，蘇聯擔心引火上身，連出動空軍掩護的諾言都能背棄，到危急關頭還肯冒核大戰的風險以原子彈掩護中國嗎？從國際地位和世界戰略格局考慮，正如法國總統戴高樂那句名言所說：沒有核武器的國家不算是大國。站起來的新中國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並恢複大國雄風，也必須擁有核武器。從內部條件看，中國雖然缺乏工業基礎，卻有一批從國外回來的具有世界級水平的科學家。蘇聯當時為解決核原料匱乏而與中國聯合進行鈾礦勘探開發，1954年秋天從廣西傳來發現鈾礦的消息，這使毛澤東確定決心具備了最起碼的物質基礎。 

赫魯曉夫委婉地拒絕毛澤東的要求，表現出想壟斷核武器以保證其對華“老大哥”地位的心理，也是對中國工業科技水平的輕視。按他的許諾，隻援建一個實驗性質的小型原子堆，再從頭培訓些科技幹部和留學生，中國的核武器研製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起步。

中共中央接受了蘇聯很有限的幫助，又考慮到時不我待，隨後自己便開始起步…… 


赫魯曉夫走後三個月，毛澤東便確定了開始發展核武器的決心，並在中央會議上拍板說：“我們自己幹，也一定能幹好！” 

如何把原子彈投向敵方爆發了激烈的爭論，“飛機乎？導彈乎？” 


1997年筆者作為總撰稿創作電視片《輝煌》時，攝製組采訪了當年任地質部黨組書記的劉傑。他曾和李四光、錢三強參加了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舉行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事隔幾十年後述說會上的情景仍是記憶猶新。 

那一天下午，幾十位中央領導及有關負責人聚集在頤年堂會議室，毛澤東開宗明義地便說：“我們這些人當小學生，就原子能的有關問題，請你們來上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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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毛澤東、李四光 

接著，李四光、錢三強帶著礦石、儀器在現場進行了講解和輻射演示，領導人們圍過來有的親自試一下，有的提問題。經過研究和聽取匯報，認定我國已有發展核事業的物質基礎和一定的科研力量。會上毛澤東一麵聽講，一麵吸著煙深思，征詢了各種意見後最後總結說：“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在三個多小時的會議後，從不願宴請黨內同誌的毛澤東破例留大家吃飯並準備了酒。這種先聽取專家意見，經過充分科學論證再下決心的態度，是我國核事業後來興旺發展的前提。 

人們也不禁由此感慨，若是1957年以後的各項決策都能如此，那該有多好！ 

原子彈以及比它威力更大的氫彈隻是爆炸物，要把它投向敵方以形成有效打擊力，又需要可靠的運載工具。轟炸機或是火箭發動機驅動的導彈，是兩種最有力的運載手段。當時國防科研係統內產生的一個重大爭論，便是以哪種運載手段為研究重點——“飛機乎？導彈乎？” 

通過反複研究，多數人認識到，中國不像美國那樣擁有強大的遠程航空兵，研製出了轟炸機，在無製空權的情況下也難突防進入敵後縱深。於是，中央軍委確定了“兩彈（導彈、原子彈）為主，導彈第一”的方針，這使研製工作一開始便有了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正確指針。 

1964年10月中國試驗成功原子彈時，美國有些人還譏笑是“有彈無槍”。其實1960年11月中國便試驗成功了國產的近程地對地導彈，又於1964年9月將國產的中近程導彈試射成功並進入批量生產。原子彈生產出來，便可以“兩彈”結合，形成遠程核打擊力量。 

當赫魯曉夫在國內處境狼狽需要中國的支持時，我方及時抓住這一時機，爭取到他同意提供核技術並援建有關工廠。兩三年後蘇聯雖翻臉變卦，不過此前的援助畢竟使我們受了益。1957年蘇聯在新技術援助方麵出現了鬆動，很大程度上出於赫魯曉夫個人的考慮。 

此刻他因波蘭、匈牙利事件在國際上空前孤立，黨內的莫洛托夫等元老也想推翻他，赫魯曉夫便想在莫斯科召開世界共產黨工人黨會議鞏固其動搖的地位，這又需要毛澤東的支持。中共中央抓住這一時機，於6月18日讓聶榮臻會見蘇聯駐華經濟技術總顧問阿爾希波夫，提出國防新技術的援助要求，7月20日蘇聯政府便回複同意，並請中國派團去談判。9月間代表團赴蘇後，赫魯曉夫表示說，原子彈、導彈都會給的，同時又請毛澤東到莫斯科來參加國際會議。麵對著這個事實上的政治交換條件，毛澤東采取了高超的策略原則，起初態度含糊，10月15日正式簽訂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才正式同意去莫斯科。 

90年代解密的俄羅斯檔案證明，赫魯曉夫下令向中國提供核技術時，曾排除了軍方的強烈反對。他的地位鞏固後，見中國又不服從其“指揮棒”，便於 1959年6月在原子彈樣品已裝箱準備運華前下令停運，翌年8月又撤退了全部專家。對這種背信棄義予以譴責無疑是應該的，不過也要承認，中共中央前一段爭取到的蘇援還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80年代後期，筆者曾向長期任周恩來軍事秘書的周家鼎請教過這一問題，他以很公道的態度評說：“蘇聯撤退專家時，留下一堆‘半拉子’工程，可是我們完成它畢竟比新建省力多了！” 

毛澤東認為蘇援斷絕“極好”，在麵對嚴重經濟困難時支持了繼續“上馬”的意見 

“脫了褲子當了也要搞原子彈”不過是形容詞，每年投入“兩彈”的幾個億，同三年“大躍進”造成的1200億元人民幣損失額相比微不足道。1959年6月，蘇聯中斷了原子彈等重要項目的援助，7月間中共中央便決定：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毛澤東還說：“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1961年夏天，當全國麵對饑荒開始調整國民經濟時，中央對核工業出現了“上馬”、“下馬”這兩種意見之爭。毛澤東麵對這一爭論，親自征詢聶榮臻等人的意見，批準了8月間國防科委關於《導彈、原子彈應堅持攻關的報告》。 

後來有些不明曆史宏觀情況的人曾抱怨，經濟那麽困難時何必節衣縮食搞原子彈。其實，“脫了褲子當了也要搞原子彈”不過是形容詞，正如毛澤東於1961 年 9月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所講的：“我們即使搞出，也隻是一個指頭。這是嚇人的東西，費錢多，沒有用。”“我們用很少的一點錢搞試驗。”60年代初期我國的國防費用每年僅幾十億元人民幣，其中每年投入“兩彈”的不過幾個億，若同三年“大躍進”造成的1200億元人民幣損失額相比真是微不足道，對經濟出現的困難和後來的恢複都產生不了多大影響。 

中國掌握“兩彈”用了遠遠少於美、蘇、英、法的經濟投入，其政治軍事意義卻極為巨大。中國繼 1964年爆炸原子彈成功後，又於1967年成功試驗了氫彈，1970年發射了人造衛星。這種數量雖小、卻使任何人不敢輕視的核反擊力量，成為保衛我國安全的無價之寶，同時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此過程中的探索，恰恰又代表了對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力和科技成果的追求，為我們今天在體現“三個代表”時也樹立了光輝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