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是320692億元，同比增長9.4%，其中第三季度增長9.1%，低於外界預期，這是繼一季度的9.7%、 二季度的9.5%之後，國內生產總值持續走低。麵對不斷加大的物價上漲壓力，融資成本上升，小微型企業經營困難，出口持續下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已經是大概率事件。
我在《財經郎眼08》中討論過，很多人說9.1%也挺高的。我覺得首先我們要搞清楚，經濟增長要看什麽？這個數字還得扣除掉通貨膨脹率的影響，9.1%減掉6.2%，我們的真實經濟增長率是2.9%，目前和歐美、日本差不多。
政府投資的很多項目還處於在建過程中，所以說最後到底效益如何，我們還沒有確切數據，不過從股市可以看出個端倪。政府4萬億的投資，得到好處的行業包括銀行、鋼鐵、基建，可是股市裏麵表現最差的就是這三隻。
銀行的市盈率隻有5倍，是股票市場裏麵最差的。而鋼鐵跟基建呢，截止到2011年10月下旬，中國股市有21隻股票跌破它的每股淨值，其中有9家鋼鐵公司，包括寶鋼、武鋼、鞍鋼這三大鋼鐵公司，6家基建公司，包括我們認為還不錯的廣深鐵路。
談到經濟的低增長，也有很多學者提到另外一個詞，就是說中國經濟現在到了最關鍵的時候，會不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說，在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到10000美元這個階段的時候，以前積累下的一係列社會問題、結構問題，都會集中地爆發。當然，我也得這樣講，有的時候我們不要對這個問題太過逃避，因為任何國家走到低增長階段一定都會發生各種問題，這是不可避免的。
一般來說要跨出這個低增長的陷阱，現在有一種說法叫爬坡期，爬坡期少則一兩年，多則三五年。還有永遠爬不出來的，菲律賓就是。跳不出來的是大多數，跳出來的隻是少數，你知道為什麽嗎？一旦碰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時候，你就要有一個突破點，這個突破點是什麽？到了低增長時代，企業的利潤是最重要的。這“四小龍”之所以能夠突圍而出，企業利潤幫了個大忙。講得更具體一點，這就是該轉型升級的時候了。
我想再談一個觀點，以台灣為例，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基本上都是從零開始突然出現的，比如說台積電、聯發、日月光、宏碁等，在當時這叫做台灣的“騰籠換鳥”。也就是說，台灣傳統的雨傘業、製鞋業還存在的時候，這些企業突然就起來了，怎麽起來的？它們提出一個代工的新思維，我們現在把當時台灣的代工都理解錯了，我們認為做運動鞋叫代工。
我們說到代工的標誌就是富士康。可富士康的代工我們是不能接受的，它是“農民工”、“打工仔”的代工，這是不可以的。台灣當時提出的代工思維，顛覆了整個世界，顛覆了產業鏈。我以台積電為例，台積電當時怎麽成功的？ 它首先結合台灣的優勢，當時的台灣經過發展之後，積累了大量財富，錢特別多，這是第一個優勢；第二個優勢是台灣有很多的大學生，這些大學生在之前台灣的高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這個非常重要。
一個地區，它資金特別多，又有很多有經驗的技術性人才，最適合從事什麽行業？就是集成電路行業。因此它提出一個新思維的代工，怎麽代工呢？告訴英特爾，我們台灣有最好的學生，解題高手，你們隻用負責設計，我們來解題，幫你做什麽？幫你做晶圓。因此晶圓廠一個一個出來，從4寸、6寸、8寸到現在12寸，從芯片，到設計、切割，以及分裝，都是台灣不同的公司在做，形成一個前所未有的產業鏈。也就是說，由美國負責設計，台灣負責代工做晶圓廠，這一投資就是上百億美金，因此成就了台灣的集成電路產業。
這才是真正的產業鏈分工，別人負責設計，設計之外的由台灣來代工。而我們大陸不是，我們是純粹的代工。什麽意思？設計不是我們的，晶圓不是我們的，芯片也不是我們的，甚至電腦型號該怎麽做也不是我們的，我們就是擰擰螺絲，然後插個洞口。
所以像這次廣東省調低經濟增長的目標，這是對的。為什麽？因為GDP不重要，現在的調低是為了未來更大的發展。我在想，如果我們各個省是以專利之類作為考核標準的話，我們的經濟會怎樣？我告訴各位，隻有這些才會創造財富，創造利潤。
當然這個還需要很多配套的措施了，也就是說如何改善營商環境？比如說廣東省能不能夠大幅減稅？能不能夠放開壟斷行業？或者說像這個勞動成本過高的問題， 能不能給出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些問題都需要重新思考。也就是說，要讓製造業有餘利，有更多的利潤，然後讓它們自己從零開始進行產業轉型。我們今天有些企業家就是在搞搞房地產，搞搞加工，他沒有長遠的目標，他根本就不想創新，專利對他來講都是不重要的事。如果到這一步的話，我請問你，我們如何跳出“中等 收入陷阱”？跳不出的。亞洲 “四小龍”後麵本來還有“四小虎”對不對？現在全死了，它們根本跳不出這個陷阱，隻有死掉。
在20世紀 六七十年代很風行的一個理論，叫做“依附論”。幾個代表人物，勞爾·普雷維什、阿明、弗蘭克，還有“世界體係論”的沃勒斯坦，他們當時麵對拉美的現代化的受挫，以及非洲現代化戰略的失敗，提出了這個“依附論”。什麽概念呢？有兩個關鍵詞，“中心”和“外圍”，他們用這兩個關鍵詞，來衡量整個世界。認為“中心”這些歐美的發達國家，剝削“外圍”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越發展，就越依附發達國家；越依附發達國家，就越發展不了。換句話說，就是你的成功是我失敗的原因，你的富裕是我貧窮的原因。
當然是這樣子的。我舉個例子，以iPhone為例，它的核心是什麽，就是產品設計以及渠道物流對不對？生產一個iPhone手機，蘋果可以拿到360美元的價值。它旁邊的硬件廠商呢，比如我們剛才講的日本、韓國，還有我們中國台灣地區，還有美國的一部分廠商，可以拿到187美元。而我們中國大陸呢，6.54美元，這是不是叫盤剝？那我請問你，你為什麽會走到這一步呢？這代表我們整個產業政策沒有突圍。如果說我們做不到像蘋果一樣，那可不可以像日本、韓國一樣呢？而且我們已經有成功的先例，就是台灣，為什麽大陸做不到？這點值得我們思考。因此這個“依附論”本身，我認為它是具有現實殘酷意義的，如果擺脫不了這個理論、這個詛咒的話，你就要回到非洲，回到拉美，就是這麽簡單。
其實在20世紀50年代，有一個印度學者巴格瓦提寫了一篇關於“依附論”的文章，寫得非常好，他之後到麻省理工學院當了講座教授。他寫的什麽呢，“依附論” 換成經濟學用語叫什麽？叫做“悲慘性的增長”。也就是說，你生產的不是核心的“蘋果”，也不是外圍的硬件，像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所生產的，你如果是在更外圍的話呢，你的附加價值將非常低，僅僅就是賺點血汗錢。最後的結果是，你越發展就越悲慘，這就叫做“悲慘性的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