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會議閉幕，習近平是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了。
人們關心的是，習近平會開始政治改革嗎？
答案是，不會，至少不會有大的動作。
為什麽呢？我們從幾個方麵看。
首先，中國向來不是改革的試驗場，而是革命的發生地。
有史以來，搞改革的人都沒好下場。秦時有個商鞅，搞了變法，秦國因此富強，“對秦國的崛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是，變法的商鞅，卻被“車裂示眾，誅滅全族”。北宋有個王安石，也搞了個變法，還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結果，兩次被罷免職務，削去封號，退居江寧，直至淒慘辭世。
這都是遙遠的過去的事情。最近的例子，就是胡耀邦和趙紫陽了。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以及先任總理後任總書記的趙紫陽，準備開始改革政治體製。他們想搞點民主政治的嚐試，讓權力帶點透明度，再讓權力受點約束。這些，被理論家胡繼偉稱為“胡趙新政”。中共黨史專家李銳則因此稱胡耀邦是中共的“良心”，稱趙紫陽是中共的“大腦”。可是，“胡趙新政”剛剛萌芽，尚未完全展開，即被腰斬。“良心”和“大腦”先後都消失了。
中國是個有數千年曆史的龐大的建築，不僅古老，陳舊，更重要的，它錯綜複雜，盤根錯節。對任何某一部分的修補，都無濟於事。唯一能做的，是像最近幾年各地的小區改造一樣，推倒重建。
“革命性的變革”，可以分為兩種，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毛澤東建立“新中國”，是流血的革命，統一了一百多年來四分五裂的中國。鄧小平所做的，是不流血的革命。鄧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社會結構，以及中國社會前進的方向。
可是，鄧小平的“革命”，所謂的“改革開放”，僅局限於經濟領域。鄧所要的，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而不是政治製度的改變。鄧的這一意圖，在很多方麵都體現出來。例如，對於“反右”運動的結論，對於“文革”的處理，對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對於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特別是，從“精神汙染”，到“資產階級自由化”，直到1989年的“六四”，都表明，鄧在經濟上是開放的，右的，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左的。
鄧小平畢竟是政治強人。他可以把一幫“老革命”叫過來，對他們說，我們過去走的那條路錯了，從今以後，我們要走另外的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換句話說，也就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道路”。他要發展經濟，又設立了“四項基本原則”，所以，中國就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無論是胡耀邦，還是趙紫陽，所要的政治體製改革，都不是傷筋動骨的。實際上，他們所要的，隻是變法，隻是改良。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社會的長治久安，具體一點，是為了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更長久一些。
可是，就連這小小的政改企圖，也不為鄧所接受。結果，胡耀邦被迫辭職，趙紫陽以黨的總書記之職被冠以“反黨”罪名，先後從政壇消失。
習近平不是鄧小平一類的“政治強人”，他沒有辦法，也沒有能力強行推進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對中國社會作根本性的改變。如果來個“霸王硬上弓”，搞點政改，萬一發生89年那樣的事情，習也無力穩住政局。所以，習近平會首先選擇“穩”字。這也是胡錦濤和溫家寶在過去十年所做的：寧願不改革，也不要有麻煩。
其次，他還會采用曾國藩總結出來的中國官場的秘訣，一個字，“拖”。習沒有蔣經國晚年所要承受的那樣的壓力。蔣經國一生所接受的，都是蘇聯式的，以及父親蔣介石的家長製教育，威權政治，甚至獨裁政治。可是，到了晚年，他卻開放黨禁，開放報禁，開放大陸行。在台灣搞了一場靜悄悄的不流血的革命，才有台灣今日的民主和繁榮。小蔣之所以這樣做，不是因為他一夜之間變了個人，而是他越來越清楚，不這樣做，不搞政治改革，就要亡黨亡國。這個威脅，就實實在在地擺在麵前。
習近平接手的中國，還沒有蔣經國晚年那樣的緊迫感。以目前這樣的“維穩”手段，以中國老百姓千年以來養成的忍耐能力，再來幾年內不搞政改，也不至於亡黨亡國。
第二點，在十八大開幕式上，引人注目的，不是作報告的胡錦濤，而是坐在胡身後的江澤民，以及朱鎔基等等這些退而不休的老人。江澤民雖已86歲高齡，卻十分活躍，左右了新的領導集體的人選。
在一個沒有了強人的時代，各方政治力量的平衡，就顯得十分重要。而要維持這種平衡，實非易事。
第三點，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形成了一個個龐大的利益集團。這些個利益集團，有“官二代”，有國企，有“富二代”，他們和各個政治派係相互合作。因為在中國，任何不與政治力量結合的利益集團，都是無法生存的，更談不上發展，或者影響。習近平接班後，若要進行任何的政治改革，都可能會損害某些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薄熙來事件發生後，發生的一係列神秘的事件，就是很好的說明。
近年來，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隨著政治改革的被忽視，這些利益集團的實力不斷增長，政治影響不斷增加，習近平如何能夠在推行政治改革的同時，又不致被這些利益集團而“打入水中”，就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需要政治上的強勢。
總之，習近平要接手的，是一團亂麻。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摸清路徑，也可能根本就無法理出個頭緒來。
三十多年前，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鄧小平說，我們的原則是，“摸著石頭過河”。三十多年的曆史證明，我們是一直“摸著石頭”，可是，河卻沒有過去。不僅如此，麻煩的是，我們被動的順著經濟發展的洪流，被“經濟”這隻怪獸連拖帶拉，迅速地往下遊去了。
中國社會被“經濟”這隻怪獸拖到了深水區。這裏，不僅水深，還有激流、暗礁，漩渦。再摸石頭，摸不著石頭了，也沒有石頭可摸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還要過河嗎？這條河，能過去嗎？
現在的中國，又像一條有二千年曆史的萬噸巨輪，被卡在了這個河道裏，掉頭是不可能的，往前走又很困難，甚至寸步難行。怎麽辦？這個時候，單靠某個領導人的能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要靠民族的智慧。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這個時候，如果我們還把中華民族的前途，把十三億人民的命運，放在“習總書記”一個人的肩頭，一方麵，對“習總”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麵，也說明，我們中國人還生活在千年以前的皇帝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