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健康研究報告

中國知識分子：短命還是長壽？
——中國知識分子健康研究報告之一

 

翟振武/明豔/侯佳偉/顧榮  原載《人口研究》2005年第5期

　　「作者簡介」翟振武，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明豔，侯佳偉，顧榮，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研究生（北京100872）。

　　「內容提要」本文考察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平均預期壽命，挑戰了廣為流行的觀點。本文首先解釋“死亡人口平均年齡”與“平均預期壽命”指標的概念和差異；然後使用2004年在中科院18個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共20個單位調查的死亡人口資料，檢驗“知識分子死亡平均年齡下降趨勢”的可信性；並利用全國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權威數據，計算受過本科以上教育人群的生命表和“平均預期壽命”，得出中國知識分子預期壽命大大高於普通人群的結論，推翻了“中國知識分子預期壽命比全國平均壽命低17歲”這個流傳廣泛且被反複引用的錯誤結論。

　　「關鍵詞」知識分子/平均預期壽命/死亡率/健康

“知識分子平均死亡年齡下降趨勢”可信性的檢驗

　　從上麵的分析中我們知道，死亡人口平均年齡深受年齡結構影響，不能反映知識分子的真實死亡水平和變化趨勢。但是，即便如此，我們對媒體報道中所說的“中關村知識分子平均死亡年齡為53.34歲，比10年前降低了5歲”的結論也表示懷疑。

　　為了更準確地計算中關村地區科學家們平均死亡年齡，我們也進行了一個同樣性質的，但規模和範圍更大的調查。本課題組通過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3個單位的人事部門，搜集了中科院下屬的18個研究所和北大、清華兩所高校在2000年1月至2004年12月之間死亡的436名知識分子（副高級以上職稱）的年齡、性別等數據，對死亡的知識分子的平均年齡進行了重新計算，並對在職人員與離退休人員進行了區分。

　　調查樣本中，在職死亡人口54名，占12.39％，離退休死亡人口382人，占87.61％。表1、表2、表3分別顯示了他們的性別結構和單位分布。



　　調查結果顯示，3所單位匯總得到的全部死亡知識分子的平均年齡為70.27（見表3）。最高的是北京大學（73.68歲），最低的是清華大學，為68.63歲。也就是說，2000～2004年中關村三大單位高級知識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齡都在68.6歲以上，這與李力研報告中所說的“知識分子平均死亡年齡為53歲”的結論差距很大。

　　從概念上說，計算知識分子平均死亡年齡，應當包括在職死亡的知識分子和退休以後死亡的知識分子兩部分。我們對李力研報告中關於“知識分子平均死亡年齡為53歲”的結論與我們的調查結論（70.27歲）差距之大深感驚訝。我們懷疑，李力研報告調查樣本中漏掉了大量退休知識分子，他們計算的53歲可能主要代表了在職死亡的知識分子平均年齡。為了檢驗這一懷疑，我們也專門分別計算了在職與退休知識分子死亡的平均年齡，結果是在職知識分子死亡平均年齡為56.31歲，離退休知識分子死亡平均年齡為72.24歲。在職知識分子死亡平均年齡（56.31歲）仍比李力研報告的結論（53.3歲）高3.01歲（見表3）。雖然我們還不能下結論說李力研的調查中未包含退休知識分子，但我們至少可以判定，由於調查範圍過窄（8個單位），調查樣本量過小（134人）且覆蓋不完整，李力研報告中關於中關村“知識分子平均死亡年齡為53歲”結論扭曲了中關村地區知識分子真實的平均死亡年齡。“53歲”不僅不能代表中關村地區知識分子（含退休知識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齡，甚至它也不能代表在職知識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齡。把“53歲”這個結果與10年前調查的“58歲”相比後，進一步演繹出知識分子平均死亡年齡近10年大幅下降的結論就更站不住腳了。

　　4知識分子的平均預期壽命

　　為了準確測度知識分子的真實死亡水平，課題組力圖計算知識分子的“平均預期壽命”指標，但在數據搜集方麵遇到了困難。目前所有大規模的人口調查中都沒有對死亡人口調查“職稱”和“職業”。北京市居民死亡登記表上有“主要職業及工種”，但分類隻有“工人、農民、幹部、學生、軍人”等幾項。經向醫院和有關方麵了解，死亡的科研人員一般都被劃分到“幹部”類別中了。因此，現有的數據資料中得不到專門從事科研技術工作的“知識分子”的相關數據，隻能得到按教育程度分類的人群和死亡人群的信息。事實上，從事科研技術工作的知識分子人群與接受過本科以上教育的人群有很大的重合性：（1）除極個別特例以外，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屬於接受了本科以上教育的人口；（2）已經大學畢業、年齡在45～60歲之間的人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在從事專業技術工作，或高級管理工作；（3）如果不特別強調從事科研技術工作的“知識分子”的話，一般都是把大學本科以上畢業的人都統稱為“知識分子”。李力研的媒體引用的雖然是中關村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知識分子和科學家的平均死亡年齡的資料，但他們關注和談論的對象其實是“全國知識分子”和“中年知識分子”，這與我們用的大學本科以上畢業人群在範圍上基本是一致的。考慮到上述因素，我們將“受過本科以上教育的人口”作為拓展了的“知識分子”概念，利用1990年和2000年進行的第四、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100％權威數據，編製生命表，計算“本科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以此直接測度知識分子的死亡水平。

　　由於大學畢業的年齡一般都在22歲以上，因此，在編製生命表時，我們采用了“嫁接”技術。生命表死亡率欄在畢業年齡之前，用本科以下人口的死亡率，在畢業年齡之後，采用本科以上人口死亡率。其它類別的生命表也同樣用嫁接技術處理畢業年齡前後的死亡率銜接問題。

　　4.12000年中國受大學本科教育以上的人口（知識分子）平均預期壽命

　　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2000年全國總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e[，0]為71.40歲，男性為69.63歲，女性為73.33歲[8].我們在未對死亡率進行任何調整的情況下，依據普查數據計算出來的預期壽命值略高於統計年鑒公布值，總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72.21歲，男性為70.62歲，女性為74.06歲。以下所有類別預期壽命的計算都是來自未經調整的原始數據。

　　觀察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預期壽命，我們可以發現，從總體上看，男性、女性兩條曲線基本都表現出受教育程度越高，平均預期壽命越長的趨勢。本科以上人口預期壽命最高，男性為77.8歲，女性為81.7歲，與未上過學或隻上過掃盲班的人口相比，男性高出19.8歲，女性高出13.6歲（見圖1）。



　　如果把人口分成本科以上受教育人口和本科以下受教育人口兩類，更可以明顯地看到，本科以上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高於本科以下人口。本科以上人口的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分別為77.8歲和81.7歲，分別高出本科以下男性和女性7.9歲和8.1歲（見圖2）。



　　由於在本課題中，“中年”被定義為“45～60歲”，因此我們還計算了45歲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來了解進入中年階段的人平均還能存活的年數。2000年，已經活到45歲的本科以上人口，男性平均可以再存活37.1年，女性平均可以再存活41.6年（見圖3）。同樣可以看出，無論男性還是女性，45歲的本科以上人口預期壽命都是高於本科以下人口的，分別高出6.9歲和7.6歲。

　　為了更精確考察在45～60歲這個年齡段內知識分子與普通人群死亡狀況的差別，我們截取了45～60年齡段數據來計算確切年齡45歲到60歲之間的暫時預期壽命[，15]e[，45]，即人口在45到60歲之間存活的平均年數，來反映45～60歲年齡段內的死亡水平。如果在45～60歲年齡段內死亡率為零，則存活年數為15.存活年數越低於15，表明死亡水平越高，總體健康狀況越惡化。



　　圖42000年全國本科以下和本科及以上人口45～60歲暫時預期壽命[，15]e[，45]

　　計算結果表明，在45～60歲中年階段的15年裏，本科以上人口的死亡水平低，平均存活的年數比本科以下人口多。男性平均可活14.77歲，女性平均可活14.86歲，比本科以下人口男性的14.36年和女性的14.61年分別多活0.41年和0.25年。

　　上述分析表明，無論從0歲預期壽命看，還是從45歲預期壽命看，甚至從45～60歲暫時預期壽命看，2000年中國受本科以上教育的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都遠高於本科以下人口。

　　4.21990～2000年本科以上人口（知識分子）平均預期壽命的變化

　　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從1990年到2000年，中國本科以上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不是縮短，而是延長了。男性延長了1.8歲，女性延長了3.7歲。（見圖5）。



　　從1990年到2000年，45歲的本科以上人口平均預期壽命e[，45]也在增加。與1990年相比，進入中年的本科以上男性2000年平均比1990年可多活0.4年，女性平均可多活3.0年（見圖6）。

　　本科以上人口45～60歲暫時預期壽命[，15]e[，45]在這10年之中有微小的增長，男性比女性還稍稍增加得多一些，分別為0.08年和0.06年（見圖7），這表明本科以上人口在中年階段內的死亡狀況不僅沒有惡化，反而有所改善。



　　上述分析表明：首先，以2000年普查數據為基礎計算的生命表中，反映本科以上人口死亡狀況的所有指標，即0歲平均預期壽命、45歲平均預期壽命、45～60歲之間的暫時平均預期壽命，都是優於本科以下的普通人群；第二，從1990年到2000年期間，各指標的變化都揭示出，10年來受本科以上教育人口，即知識分子的平均預期壽命是在提高，而不是在下降。

　　5討論

　　國際國內社會醫學的相關研究表明，人們的健康長壽受諸多因素影響，有遺傳因素、生理條件、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環境（包括社會製度、文化傳統、人際關係等）、家庭環境（包括富裕程度、生活方式、飲食習慣等）、防病治病環境（醫療條件）、個人特質及調試能力等等，這些因素不是孤立存在和發生作用的，盡管作用方向有正負之分，但它們是交織在一起錯綜複雜地作用於一個人身上，決定其健康狀況、變化曆程和變化速率以及生命周期的長短。[9]而知識分子，包括科學家，在整個社會中，無論是健康知識、醫療條件，還是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社會地位、退休金待遇等，都比普通人群具有優勢。舉例來說，我們調查中發現，中年知識分子享受體檢製度方麵要明顯好於普通人群，被調查的中年高知人群中有85.1％的人近2年內進行過全麵體檢。中年高級知識分子與普通人群的收入差距非常明顯，前者中近一半人的月收入在3000至5000元，5000至8000元的也占13.6％，而後者中54.7％的人收入低於1000元，1000至2000元的占34.3％。媒體報道的某些知識分子猝死，是客觀事實，但這些現象畢竟是少數。在總體上，知識分子工作壓力大對於健康狀況的負麵影響還沒有抵消和超過其它因素的正麵影響，不能從個別知識分子的英年早逝推斷出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壽命短於普通人的結論。

　　隨著社會經濟的進步，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人口總體的預期壽命不斷提高，這是一個基本規律。中國知識分子平均預期壽命在過去10年中的提高正是這一規律的體現。眾多媒體反複引用的李力研報告中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平均預期壽命不僅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並且在逐年下降的結論，是沒有事實依據的。

　　為什麽調查數據和全國人口普查所顯示的結果與媒體的報道和很多人的直觀印象是截然相反的呢？原因可能有這樣幾個：

　　（1）預期壽命是群體指標，它必須通過大規模調查數據才能計算出來，而一般人往往容易用自己的直觀印象代替和推斷群體的指標。在有些情況下，個人的直觀印象與群體指標一致，但有些情況下，兩者並不一致。預期壽命指標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個別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的現象不能代表全體知識分子平均預期壽命的水平。

　　（2）由於知識分子，特別是著名的知識分子，社會影響大，一舉一動引人注目。一旦某些知識分子英年早逝，媒體就會進行密集而廣泛的報道。而對更大量的年輕工人農民的死亡，媒體卻鮮有報道，這就給很多人造成了知識分子壽命短於普通人的印象。

　　（3）隨著科教興國戰略的提出和落實，科學教育界知識分子麵臨的工作壓力變大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根據我們調查，在工作時間上，知識分子每天比普通人群工作時間多了將近兩個小時；在工作壓力方麵，知識分子中感到有工作壓力的比例高於普通人群近30個百分點；在身體透支主觀感受方麵，知識分子有身體透支感覺的比例（61.3％）遠遠大於普通人群（35.7％）。那麽，這些壓力為什麽沒有在預期壽命指標上表現出來呢？理由很簡單，群體健康狀況好壞和預期壽命高低不是由一兩個因素決定的，而是由很多因素共同決定的。知識分子預期壽命高於普通人群的事實說明，工作壓力增大這個因素的負麵影響至少目前還沒有超過醫療保障等眾多因素的正麵影響。很多人可能對健康狀況由眾多因素共同決定的道理了解不多，比較過分關注了工作壓力這單一因素對預期壽命的影響。

　　感覺不能代替科學的分析，個別的直觀印象也不能代替群體的指標。正如同田地裏健壯的農民不能代表整個農村人口的健康狀況一樣，因工作壓力大而導致的個別知識分子的“過勞死”和“英年早逝”現象，不能代表中國知識分子的預期壽命，也沒有改變中國知識分子整體上預期壽命高於、甚至大大高於普通人群的基本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