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好多讀讀曆史，那時的教民：

“教民完糧、完銀與非教民一樣，但雜稅、雜役比非教民少。教民與非教民有糾紛時，非教民怕教民，不敢與教民爭吵，處處要躲著點。黃六爺動員孫地主入會信教時說，在教吧，在教後有點什麽事也不怕了，有事時我給你應著。在平時孫家也受點教民的挾製，所以也掛了個名。平時教堂裏人也向非教民宣傳說，信教好，有天主保護，死後能上天堂等。但貧民認為沒有好處，一天還要三次去念經，所以不願在教。”（單縣龍王廟公社黃樓，孫福超，81歲，1960年3月4日）

“我有三畝地跟奉教的挨著，他不讓從地裏過。要從他地裏走就得給他點什麽東西，不給東西就不能過。逼得沒有辦法，不賣不行，我就賣給他了，三畝地共賣了240吊錢。那年這裏的一般地價是一畝地120吊，咱隻得算80吊一畝賣給他。奉教的可欺負人啦，比方說咱地裏栽了樹，樹蔭子伸到奉教的地裏，奉教的就說：“這樹有我的。”就得平半分。打官司人家到衙門裏去，拿出“領票”，縣官也不敢惹。咱還得站在外邊等著什麽時候傳，才能進去。咱說麽縣官也不聽，光聽奉教的話。”（臨邑縣宿安公社劉家寨村，樊勝德，78歲，1965年12月24日）

“不奉教的小孩到奉教的地裏去拔草，他(奉教的)就說你拔了他的綠豆，非叫你請客不可，你請他吃吃喝喝，才算完事。有的奉教的，走路橫著走，不奉教的不敢動他，一動他，他就找你的事，打人罵人。奉教的人逢集逢會喝醉了就罵人，別人不敢怎麽著他。就說買東西吧，也欺負你，明明這件東西值五吊錢，他給你三吊就算啦，你也不敢吭一吭。你和他(奉教的)在一起種地，兩塊地緊靠著，你地裏的樹影在他地裏，他就說你的樹是他的，你不敢怎麽著他，打官司，咱得輸。哎，奉教的太欺負人啦，時間長啦，人家知道這些人不好惹，就都躲著他走，沒有和他搭腔的。”（臨邑縣宿安公社張家林村，張文治，82歲，1965年12月24日）

……

類似的資料，在《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匯編》中比比皆是，足以說明“教民”在當日的中國鄉村，已經成為一個擁有特殊權力的階層。對此現象，晚清名臣丁日昌也有深刻洞察，他在辦理天津教案時曾說道：“天主、耶穌各教傳人中國載在條約，固不能不照章隨時保護；然亦不能任聽作奸犯科，以致事機決裂，不可收拾。”天主教“雖其本心並非為惡”，但傳教士所到之處，“不擇良莠，廣收徒眾”，且往往袒護教民，形成“莠民以教士為逋逃之藪，教士以莠民為羽翼”的局麵，從而導致民眾“仇教”的情緒日益高漲。即使如“天津一口言之，自通商後中外商民相安已久，毫無間言，耶穌教人亦不以為怨。惟百姓言及天主教，則異口同聲，恨之入骨，蓋緣天津莠民最多，一經入教則淩虐鄉裏，欺壓平民，官吏誌在敷衍，但求無事而不求了事，又不敢將百姓受屈之處與領事官力爭，領事官又何從知教民如此妄為？百姓怨毒積中，幾有‘及爾偕之’之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