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三聯生活周刊》2010年第49期，作者：李鴻穀，原題：《釣魚島問題的由來》
蔣介石的選擇
羅斯福：中國對於日本北部（南部）的那些島嶼的處理有何意見？
蔣介石：閣下是否指琉球群島而言？中國暫時不欲將琉球群島收回，隻希望中美共管，或國際共管。琉球由國際共管比較由中國管理為妥。
這是從美國外交檔案與中華民國檔案，由記錄體轉換而成最接近現場可能的對話。1943年，開羅會議，羅斯福與蔣介石討論琉球問題——在釣魚島事件連綿不絕的爭議與衝突過程中，研究者探根溯源，認定這一事件的源頭性“失誤”，是蔣介石當年沒有收回琉球。
蔣介石為什麽沒有聽從羅斯福的建議？有研究者抄回存放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剛剛公開不久的蔣介石當年對這一事件記載的日記（1943年11月23日）：
七時半應羅總統之宴，直談到深夜十一時後告辭，尚未談完，相約明日續談，而今晚所談之要旨，一、日本未來之國體問題；……三、談領土問題，東北四省與台灣、澎湖群島應皆歸還中國。惟琉球可由國際機構委托中美共管。此由餘提議，一以安美國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屬日本；三以此區由美國共管比為我專有為妥也……
蔣介石對琉球歸屬的考慮，並非倉促應對。赴開羅前，他在日記裏曾記錄（1943年11月15日）：
琉球與台灣在我國曆史地位不同，而以琉球為一王國，其地位與朝鮮相等，故此次提案對於琉球問題決定不提，而暹羅獨立問題乃應由我提出也。
這顯然是一個完整的有因果鏈的曆史片斷。後世讀史，以原始材料為介質力求進入曆史現場之際，不免仍帶有後人的疑惑。比如這一事件，蔣介石為什麽會放棄這一機會？這是一個真實的機會嗎？
以時間為軸的曆史演進，因果而循，環環相扣，容不得仍在曆史進化當中的讀史者質疑。但那些原始材料裏，仍有一些片斷，猶如拉開的門縫，如果由此深入，則可讓我們在一窺當事人現場邏輯的同時，理解曆史邏輯。蔣介石的這個片斷，正如已然透出光亮的門縫。
琉球群島與釣魚島 琉球群島，日本稱為衝繩。從曆史的角度看，它與釣魚島並無關係。 將兩者聯係起來並為一體，僅僅始自1953年12月25日。這一天，美國陸軍少將大衛·奧格登（DavidA。D。Ogden）代表美國琉球民政府發布“第27號令”，即關於“琉球列島地理界線”的布告，該布告稱，“根據1951年9月8日簽署的對日和約”，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島的地理界線，其中第一條規定：將當時美國琉球民政府管轄的區域指定為：“包括北緯28度、東經124度40分、北緯24度、東經122度，北緯24度、東經133度，北緯27度、東經131度50分，北緯27度、東經128度18分，北緯28度、東經128度18分各點連線的區域內各島、小島、環形礁、岩礁及領海。”這一區域劃分，中國釣魚島的地理位置，正在這一範圍內。中國的釣魚島，由此“成為”琉球群島的一部分。 這種區域劃定，當然是美國琉球當局單方麵對釣魚島列嶼的非法侵占，構成了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侵犯。隻是回到曆史現場，大衛·奧格登發布“第27號令”之後相當長時間，即使日本，亦未有基本關注——1961年4月4日由日本建設省國土地理院第8期第8號承認濟（即批準書）批準出版的日本九州地方地理誌的地圖中，就隻標注有日本南西諸島，而根本沒有所謂的“尖閣列島”（中國稱釣魚島）。直到1969年5月5日，日本政府也沒有在釣魚島列嶼建立任何具有“管轄形跡”或曰領土意識的標誌。 琉球與釣魚島形成強關係，核心的年份當然是1969年。這一年5月28日，在基辛格寫的備忘錄裏記錄：尼克鬆同意1972年歸還琉球…… 一國領土之變更，尤其像歸還國土這樣的問題，當然是重大事件。釣魚島嶼是否可以包含在歸還日本的領土琉球群島之內？中國的領土是否可以由美國人歸還給日本？這自然不再僅僅是美國、日本兩個國家間的問題了，此一事件爭端遂起，延續至今。這一問題，在日本方麵看來，自是當然。他們提供的“最強有力”證據，即大衛·奧格登代表琉球民政府發布的“琉球列島地理界線”。 順著中國釣魚島屬於琉球群島這一思路，如果蔣介石當年應諾收回琉球群島，則從源頭上終結了任何爭議——這當然是普通讀史者的想象與扼腕歎息之處。但是，無論琉球群島，還是釣魚島，是一個自然地理問題嗎？當然不是。它甚至不是曆史地理，按曆史地理論，釣魚島屬於中國毫無異議。為什麽起波瀾？我們則應回到國際政治的角度來思考這一地理問題。蔣介石當年的進退與取舍，拉開門縫，進入其間，所能發現的因果與邏輯，仍非自然與曆史地理，而是國際政治地理。釣魚島延綿不絕的爭議，很直白也很戲劇地將這一係列因素，亦即領土問題的實質串聯起來。隻是這背後種種，未必那麽容易被人知曉。這是我們思考並發現釣魚島關鍵的所在。 大國與中國 羅斯福詢問蔣介石是否收回琉球，是一種真實的想法，還是一種試探？1943年7月，開羅會議之前，美國國務院提交給羅斯福對琉球的處理方案有三個選擇：交予中國托管；置於國際組織管製之下；擇機返還日本。顯然，與蔣介石會晤前，羅斯福所持有的對琉球的基本判斷與設想，相信他可能傾向於將其交還給中國。這個機會看上去很真實。 但是，蔣介石應諾接受與否，隻是一個重要變量而已，決定羅斯福的選擇，這並非唯一因素，更非關鍵因素。正在開羅會議期間——這隻不過是戰後國際格局劃定最初步的一次會議，這個時候，美國軍方對琉球的戰略價值做出了重新評估，在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簡稱“參聯會”）製定的JSC570/40文件裏，稱琉球群島對贏得戰爭勝利、戰後控製日本、捍衛美國安全利益以及維護該地區的穩定是非常“關鍵的”。稍後，美國參聯會提交了更為明確的主張（JSC570/50）：“北緯31度以南、九州至台灣之間的所有島嶼，全部作為戰略區域實行托管統治。”1946年11月，美國政府發表聲明，將琉球、小笠原群島、原日本托管統治區域置於美國的戰略托管之下，並將此方案向聯合國提出。至此，琉球未來走勢的格局初定。 設想即使蔣介石應諾了羅斯福，是否就會獲得收回由清政府手裏失去的琉球群島？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獲得參加開羅會議資格，討論戰後格局，無論對於當年的中國還是蔣介石，都具有重大價值。但是，現實的殘酷性在於，蔣介石的機會來自羅斯福的安排與堅持——當時英國與蘇聯，並不完全接納中國成為“大國”成員。羅斯福為什麽要堅持？曆史學家將羅斯福的戰後全球的安排定義為“大國治理”——即依靠大國的“警察”力量來維持世界秩序。在論及開羅與德黑蘭這兩次會議時，羅斯福的說法廣為引用：“英國、俄國、中國和合眾國及其盟國，代表了全世界3/4以上的人口，隻要這四個軍事大國團結一致，決心維護世界和平，就不會出現一個侵略國發動世界大戰的可能性。”這是羅斯福的理想主義。但回到國家利益的角度呢？《美國對外關係，外交文件集：1945年馬耳他和雅爾塔會議文件集》論及對華政策，極其坦率：“我們的對華政策不是根據感情製定的，它是根據開明的民族利己主義製定的，其動機是出於國際安全和福利的考慮。” 中國參與戰後“四大國”，對於美國價值何在？湯普金·波林在其《美俄在遠東的關係》裏解釋這一時刻的遠東，提供了一個頗具解釋力的“權力真空論”：“德、日的崩潰留下了一個無法阻止的真空。中國，這一亞洲權力的直接繼承人，由於多年為奪取遺產而不斷地衝突，絕望地被卷入自身的政治矛盾，遭到極大的損失。英國和法國被全球鬥爭所削弱，不會再有力量或財源在歐洲或亞洲起決定性的作用；而聯合國是一個剛誕生的組織，尚無足夠的力量去抵製混亂的腐蝕之風。因而，蘇聯政府和美國政府被無情地吸入到這一權力真空。” 渴望成為權力真空的主人，以“四大國”合作為基礎——除了英美的特殊關係以及英國對美國的依賴之外，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也是美國所能依靠的“忠實夥伴”，這樣就會對蘇聯保持三比一的優勢。顯然，美國的對華戰略以及遠東戰略，前提是美國戰後世界的總戰略。 開羅會議所獲，超過蔣介石所設想。在其日記，開羅會議後的“上周反省錄”（蔣每周、每月、每年在日記裏插入反省錄）中寫道：“東北四省與台灣、澎湖島已經失去50年或12年以上之領土，而能獲得英美共同聲明歸還我國，而且承認朝鮮於戰後獨立自由，此何等大事，此何等提案，何等希望，而今竟能發表於三國共同聲明之中，實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然今後若不自我努力奮勉，則一紙空文，仍未足憑爾。”他的興奮之情溢於字裏行間。 領土問題，東三省、台灣、澎湖列島等被日本掠奪之中國領土與琉球群島比較，價值重點孰先孰後，在蔣介石那裏，排序明確。 當時，中國雖然成為“四大國”之一，卻是大國中的弱國，能夠為自己爭取領土的能力有限，而且同時還需仰察美國意圖之真偽，這當然無奈。而且，中國的“大國”資格，前提是羅斯福的設計與美國的戰略，但這並非定數而是變數，得失之間，轉換迅速。 釣魚島領土爭端的直接根源：冷戰美日同盟對抗中蘇同盟 大國決定戰後世界格局，這是“二戰”後“大國治理”之根本。未來的全球格局，當然首要的是領土問題。理解領土問題比如釣魚島之爭端，如果失去結構形成之初的觀察，所有的討論將無本亦無源。所幸，中國成為當時的“大國”。 隻是，這種大國地位，過於脆弱。 確定戰後格局的關鍵，係雅爾塔會議。而正是此次會議，中國的領土被侵害。在雅爾塔會議期間，羅斯福與斯大林秘密簽訂：1。維持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現狀。2。恢複1904年日本背信棄義的進攻所破壞的原屬俄國的各項權利。即：（甲）將庫頁島南部及其全部毗鄰島嶼歸還蘇聯；（乙）大連商港國際化，並保證蘇聯在這個港口的優惠權益，恢複租借旅順港為蘇聯海軍基地；（丙）建立中蘇合營公司，對通往大連的中東鐵路南滿鐵路進行共管，並保證蘇聯的優惠權益，而中國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權。3。千島群島交還蘇聯。 這一密約，更改了先前開羅會議的聲明，對中國領土主權多有損害——甚至是在沒有中國人參與的情況下的私相授受。大國的全球治理，為什麽會以損害中國的利益為前提呢？ 理解它，隻能回到真正大國美國的國家利益，而非中國的國家利益角度觀察。羅斯福的英國、中國加美國三對一（蘇聯）的設想，在保持美國主導未來世界的前提下，實則已包含意識形態之爭的內在結構。但是，這麽明顯的一種非均衡的大國治理結構安排，豈能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