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懷疑世人是否曾體驗過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對於改變我們整個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學術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機能與其說是物質上的，還不如說是化學上的。它改變了我們的思想和經驗的根本組織。我們須默認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因為缺乏笑的能力，因此喪失了一個帝國，或者如一個美國人所說，使德國人民損失了幾十億馬克。威廉二世在私生活中也許會笑，可是在公共場所中，他胡須總是高翹著，給人以可怕的印象，好像他是永遠在跟誰生氣似的。並且他那笑的性質和他所笑的東西——因勝利而笑，因成功而笑，高踞人上而笑——也是決定他一生命運的重要因素。德國戰敗是因為威廉二世不知道什麽時候應該笑，或對什麽東西應該笑。他的思想是脫離笑的管束的。
據我看來最深刻的批評就是：民主國的總統會笑，而獨裁者總是那麽嚴肅——牙床凸出，下頜鼓起，下唇縮進，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閑的事情，好像沒有他們，世界便不成為世界。——羅斯福常常在公共場所中微笑，這對於他是好的，對於喜歡看他們總統微笑的美國人也是好的，可是歐洲獨裁者們的微笑在哪裏?他們的人民不喜歡看他們的微笑嗎?他們一定要裝著吃驚、莊嚴、憤怒或非常嚴肅的樣子，才能保持他們的政權嗎?我所讀到的關於希特勒最好的事情，是說他在私生活中是極其自然的。可是獨裁者如果非裝做憤怒或自負的樣子不可，那麽獨裁製度裏一定有什麽別扭的地方，整個身心必定都有錯誤。
現在我們討論獨裁者的微笑，並不是無聊的尋開心；當我們的統治者沒有笑容時，這是非常嚴重的事，他們有的是槍炮啊。在另一方麵隻有當我們冥想這個世界，由一個嬉笑的統治者去管理時，我們才能夠體味出政治上的重要性。比如說，派遣五六個世界上最優秀的幽默家，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給予他們全權代表的權力，那麽世界便有救了。因為幽默一定和明達及合理的精神聯係在一起，再加上心智上的一些會辨別矛盾、愚笨和壞邏輯的微妙力量，使之成為人類智能的最高形式。我們可以肯定，必須這樣才能使每一個國家都有思想最健全的人物去做代表。讓蕭伯納代表愛爾蘭；史蒂芬?利科克代表加拿大；Ｇ.Ｋ.切斯特頓已經死了，可是沃德豪斯（Ｐ.Ｇ.Ｗｏｄｅｈｏｕｓｅ）或奧爾德斯?赫胥黎（Ａｌｄｏｕｓ Ｈｕｘｌｅｙ）可以代表英格蘭；威爾?羅傑（Ｗｉｌｌ Ｒｏｇｅｒｓ）可惜已經死了，不然倒也可以做一個美國代表；現在我們可以請羅伯特?本奇利（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ｎｃｈｌｈｅｙ）或海伊?伍德?布朗（Ｈｅｙ Ｗｏｏｄ Ｂｒｏｕｎ）去代替他。意大利、法國、德國、俄國也有他們的幽默代表，如果派遣這些人物在大戰的前夕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我想無論他們怎樣拚命地努力，也不能掀起一次歐洲的大戰來。你會不會想象到這一批國際外交家會掀起一次戰爭，或甚至計謀一次戰爭?幽默感會禁止他們這樣的做法。當一個民族向另一民族宣戰時，他們是太嚴肅了，他們是半瘋狂的。他們深信自己是對的，上帝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具有健全常識的幽默家是不會這麽想的。你可以聽見蕭伯納在大喊愛爾蘭是錯誤的，一位柏林的諷刺畫家說一切錯誤都是我們的，布朗宣稱大半的蠢事應由美國負責，可以看見利科克坐在椅子上向人類道歉，溫和地提醒我們說，在愚蠢和愚憨這一點上，沒有一個民族可以自譽強過其他民族。在這種情形之下，大戰又何至於能引起呢?
那麽是誰在掀起戰爭呢?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有能力的人、聰明的人、有計劃的人、謹慎的人、有才智的人、傲慢的人、太愛國的人、那些有“服務”人類欲望的人，那些想創造一些事業給世人一個“印象”的人，那些希望在什麽場地裏造一個騎馬的銅像來睥睨古今的人。很奇怪，那些有能力的人、聰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時，也就是最懦弱而糊塗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氣、深刻和機巧。他們永遠在處理瑣碎的事情。他們並不如那些心思較曠達的幽默家更能應付偉大的事情。如果一個外交家不低聲下氣地講話，裝得戰戰兢兢、膽怯、拘束、謹慎的樣子，便不成其為外交家。——事實上，我們並不一定需要一個國際幽默家的會議來拯救這世界。我們大家都充分地潛藏著這所謂幽默感的東西。當歐洲大戰的爆發，真在一發千鈞的當兒，那些最劣等的外交家，那些最“有經驗”和自信的，那些最有野心的，那些最善於低聲下氣講話的，那些最會裝得戰戰兢兢、拘束、謹慎的模樣的，甚至那些最切望於“服務”人類的外交家，在他們被派遣到會議席上去時，隻稍在每次上午及下午的開會議程中，撥出十分鍾的辰光來放映米老鼠影片，令全體外交家必須參加，那麽任何戰爭依舊是可以避免的。
我以為這就是幽默的化學作用：改變我們思想的特質。這作用直透到文化的根底，並且替未來的人類，對於合理時代的來臨，開辟了一條道路。在人道方麵我覺得沒有再比合理時代更合崇高的理想。因為一個新人種的興起，一個浸染著豐富的合理精神，豐富的健全常識，簡樸的思想，寬和的性情，及有教養眼光的人種的興起，終究是惟一的重要事體。人類的理想世界不會是一個合理的世界，從任何意義上說來，也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世界，而是一個缺陷會隨時被看出，紛爭也會合理地被解決的世界。對於人類，這是我們所希冀的最好東西，也是我們能夠合理地冀望它實現的最崇高的夢想。這似乎是包含著幾樣東西：思想的簡樸性，哲學的輕逸性和微妙的常識，才能使這種合理的文化創造成功。而微妙的常識，哲學的輕逸性，和思想的簡樸性，恰巧也正是幽默的特性，而且非由幽默不能產生。
這樣的一個新世界是很難想象的，因為它跟我們現在的世界是那麽不同。一般地講起來，我們的生活是過於複雜了，我們的學問是太嚴肅了，我們的哲學是太消沉了，我們的思想是太紛亂了。這種種嚴肅和紛亂的複雜性，使現在的世界成為這麽一個淒慘的世界。
我們現在必須承認：生活及思想的簡樸性是文明與文化的最崇高最健全的理想，同時也必須承認當一種文明失掉了它的簡樸性，而浸染習俗，熟悉世故的人們不再回到天真純樸的境地時，文明就會到處充滿困擾，日益退化下去。於是人類變成在他自己所產生的觀念、思想、誌向和社會製度之下，當著奴隸，擔負這個思想、誌向和社會製度的重擔，而似乎無法擺脫它。幸而人類的心智尚有一種力量，能夠超脫這一切觀念、思想、誌向而付之一笑，這種力量就是幽默家的微妙處。幽默家運用思想和觀念，就像高爾夫球或彈子戲的冠軍運用他們的球，或牧童冠軍用他們的韁繩一樣。他們的手法，有一種因熟練而產生的從容，有著把握和輕快的技巧。總之，隻有那個能輕快地運用他的觀念的人，才是他的觀念主宰，隻有那個能做他的觀念主宰的人，才不被觀念所奴役。嚴肅終究不過是努力的標記，而努力又隻是不熟練的標誌。一個嚴肅的作者在觀念的領域裏是呆笨局促的，正似一個暴發戶在社交場中那樣呆笨而不自然一樣。他很嚴肅，因為他和他的觀念相處還不曾達於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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