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那年正好擔任班主任，比參加學運的學生也大不了很多，那個時候大學校園從教師到學生都在談論這件事，大家都對國家的前途命運擔憂但也對未來充滿希望。學生們都是十八九歲的熱血青年，他們中很多都是從全國各地來上海，其中不少都是農村的孩子。說句實話，當時盡管很嘈雜很亂，但是整個事件基本是一個由學生發起，普通百姓參與的示威活動，大家對國家還都是充滿信心，對共黨也還充滿期望，畢竟文革後黨內也出現過不少比較開明的領導人其中也包括鄧小平在內。
當時包括很多大學生在內，對共黨的期望其實也並不是很高，在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背景下，人們痛恨腐敗，希望共黨懲治官倒腐敗這個要求並不過分。作為共黨，其實隻要肯定學生們的熱情，像趙紫陽那樣許諾懲治腐敗，從部分共黨高幹自己的子女下手，事件和平平息還是非常有希望的，因為學生除了要求共黨懲治腐敗官倒外並沒有更高的政治訴求。
這件事情的急轉直下主要那個莫名其妙的對學生示威定性的社論和李鵬跟學生對話時的那副傲慢的嘴臉。如果當時有一位比較靈活的共黨的技術官僚出麵跟學生對話，事情結局可能就不至於現在這個樣子了。
6月4日，當共黨動用軍隊對自己的人民舉起屠刀大開殺戒起，事情的性質就徹底改變了。那一刻是共黨徹底走向人民對立麵時刻，是中國的曆史進程又一次被derail的時刻。任何執政黨，哪怕你有一百個理一千個理一萬個理，一旦對自己的人民開槍，就把自己牢牢地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了。
64改變了之後的好幾代人，這幾代人對國家前途麻木不仁，對貪官汙吏腐敗視而不見，除了賺錢撈錢，沒有道德，沒有底線，不擇手段地撈錢，撈錢，除了撈錢還是撈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