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二級教授、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曾獲“CCTV年度經濟人物獎”。
重慶疾步向前，改革開放棋至中盤。今天，你會怎麽講述這座中國內陸城市的故事？新近出版的《重慶新事》給出了這樣的答案：重慶“全麵推進中央政府的民生新政，對新世紀的人類文明提供了新曙光、新想象”。
這是第一部由國家級團隊跟蹤研究多年，全麵係統提煉重慶實踐的著作。其陣容堪稱豪華：牽頭的是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紀寶成、副校長馮惠玲，其他成員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各學院的院長及部分全國頂級學者。
“我們旨在透視出在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戰略下，重慶經驗的核心價值以及對世界、對中國其他地區的發展借鑒。”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重慶新 事》寫作組核心成員溫鐵軍昨日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從“GDP舊政”到“民生新政”的突破，必將讓重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潮中留下濃濃的一筆。
從“GDP舊政”到“民生新政”如何實現？不具備地緣優勢又深受資源製約的重慶，近年來又是如何走出困局的？重慶實踐的全國乃至全球意義何在？針對目前外界對重慶發展的諸多疑問，溫鐵軍娓娓道來，講述了他本人和中國人民大學其他學者多年研究的結論。
如果重慶的探索實踐是一本大書，現在才開篇，後麵的故事依然很厚重
重慶商報：近年來，隨著重慶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研究這座內陸城市的學者越來越多，作為第一部由國家級學者係統推出的著作，《重慶新事》想講述什麽？為什麽叫“重慶新事”而不是“重慶模式”或“重慶道路”呢？
溫鐵軍：對重慶的關注，已成為 這幾年的一個全球化事件，報道也很密集，有的把它稱為“中國芝加哥”，有的把它稱為“內陸香港”，世界銀行甚至推廣重慶模式。很多人都在想，重慶，這麽一 個不靠海不沿邊的內陸城市，為什麽突然成為了一個令世界矚目的城市？它的魔力到底何在？《重慶新事》就要揭示深層次的原因，講述背後發生的鮮活故事。
之所以叫“重慶新事”，而不是“重慶模式”或“重慶道路”，我們老 校長紀寶成教授講過，這是因為重慶的實踐是不斷發展豐富的，還沒有形成固定的模式。譬如，重慶最近又明確把促進共同富裕納入中心工作，並出台了縮小“三大 差距”的切實可行的舉措。這一決策在地方黨委政府中是開先河之舉，是值得我們持續關注和深入研究的又一個重大“新事”。
我想，如果重慶的探索實踐是一本大書，現在才開篇，後麵的故事依然很厚重。而且重慶新事必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潮中留下濃濃的一筆。
重慶商報：作為國內一流高校，中國人民大學由兩位校長帶隊直接抽調全校精英來研究一座城市，這非常罕見。吸引你們的是什麽？你們在重慶做了哪些調研工作呢？
溫鐵軍：我想，首先是因為重慶的探索提供了一座富礦，中國人民大學作為一所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研究型大學，也抵擋不住這樣的誘惑。對重慶的做法和經驗進行客觀性、學術性和階段性的總結、研究，是我們應該自覺承擔的責任。
就我本人來說，關注重慶差不多十年了，以前還參與了重慶承擔國家的 一些重大改革試驗的論證。去年10月，紀寶成校長和馮惠玲副校長又專門率領教授考察團赴重慶考察。教授隊伍很龐大，大家來自學校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國學 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經濟學院、社會與人口學院和法學院等不同學院和學科。之後，就我自己又帶了數十個研究人員，4次到重慶考察調研。
我要說的是，中國人民大學對重慶的調研並不是聽匯報拿材料，而是深入到一線去的。包括到“兩翼”的農村去和村官農民麵對麵，和打黑除惡的一線人員深入交流，訪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的重慶官員等。
深入調研，越感到重慶實踐內容之豐富，遠非既定學科內容所能概括
重慶商報：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如何看待今天的重慶？講述“重慶新事”應該從何講起呢？
溫鐵軍：是極富智慧的改革探索，讓重慶在失落20多年後，又重新走上中國區域政治經濟的中心，走進世界 關注的視野。“重慶新事”，就是要講述重慶孕育和實踐著的超越性的創新，它的意義在於以一個地方政府創新的多元化努力，不僅走出了一般發展中國家深陷其中 的“灰色陷阱”（“灰色經濟”及其相應的“灰色治理”，如重慶打黑除惡清除的保護傘及相關非法利益團夥），而且以其全麵推進中央政府的民生新政，對新世紀 的人類文明提供了新曙光、新想象、新思維。
重慶商報：為什麽這樣說？
溫鐵軍：重慶地處內陸，不靠海不沿邊，在一般條件下並不具備首先融入現代化的基本條件，但中國100多年來複雜多變的政治經濟進程，卻把這個不具備區位優勢條件的城市，率先推上工業化的進程，可又數次被邊緣化。
首先是1860年，沒落的清朝中央政府開始官辦洋務運動，重慶作為長江上遊最重要的碼頭出現了官辦近代工業；抗日戰爭期間，重慶作為當時陪都，又一次迎來 內遷的中央政府官僚資本的集聚，政治經濟地位進一步上升；1960年開始，進入15年的“三線建設”時期，形成了門類齊全的重工業體係，當時的重慶地位， 就和上海之於華東地區一樣。
但這些都是不可持續的，當改革開放實施後，在20世紀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20年，對重慶而言，是相對失落的20年，政治經濟優勢不再，過去的技術和文化優 勢也沒有用武之地。怎麽辦？其實不僅僅是重慶，整個成渝和西部地區，如果還有路徑依賴，按照沿海一般的市場經濟模式去走，隻有死路一條。要創新，難度很 大，而且極其複雜。
但今天的重慶做到了，它通過改革開放提升了區域優勢，又成為了中心。我們認為，這是奇跡般的突破。
重慶商報：你說的突破包括哪些方麵？
溫鐵軍：事實上，我們到重慶調研時，越深入也越感覺到重慶實踐的內容之豐富，遠非既定的學科內容所能概括，為了便於傳播和大眾理解，我們把重慶經驗的複雜過程簡化歸納為“一二三四五”，裏麵也無不蘊含了中國經驗的政治經濟調整。
其中，“一個優勢”，就是重慶利用並發揮發展了中國特色的“集中力量幹大事”工作作風，能夠與之相比較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膠東、蘇南、浙北等沿海地區，在推進地方工業化原始積累時期的“政府公司化”發展經驗。
“兩個跨越”，就是跨越了山區經濟地理束縛城市擴張以及跨越了傳統產業結構約束高端外資的擴張。如今的重慶，形成了以惠普為代表的高端產業，是新時期加工貿易發展的一個變革和奇跡。
重慶商報：這些概括裏有極為豐富的內涵，如果要提煉“重慶新事”的一個最關鍵的詞，你認為是什麽？
溫鐵軍：是的，每一個都有豐富的內涵和極富創新的實踐。譬如，要吸引外資進來，不做產業整合不 可能的。我舉一個例子，既然浙南是中國市場經濟程度最高的地區，為什麽外資進不來？從製度經濟學可以解釋這個問題，就是因為交易成本太大。重慶為什麽可以 地處內陸山區卻能有成規模外資進入，原因就在於此，在於創造了“兩頭（研發、結算）受益、一頭（市場）在外”的新加工貿易模式，形成了全產業鏈的招商引資 模式。
如果要為重慶實踐提煉一個關鍵詞的話，那就是民生，重慶實現了從“GDP舊政”到“民生新政”的曆史性跨越。正如重慶市委主要領導所言，“隻悶頭抓 GDP，想快也快不了，路子也會越走越窄。'發展才是硬道理’，如果發展不能改善民生，那就不是'硬道理’，而是'沒道理’”。
我們認為，重慶的實踐不僅對中國其他地區的發展很有借鑒價值，對全球經濟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啟示意義。
重慶商報：這確實是一個令人興奮的願景，能具體說說重慶實踐的意義嗎？
溫鐵軍：我們認為，如果重慶實踐持續下去，則標誌著20世紀以來“發展”、“市場化”、“全球化”推動的“以資為本”發展主義體係走向終結，21世紀“以人為本”的體係可能建立起來，這樣可以定格人們一直在討論的“中國經驗”。
為什麽這樣講？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已經曆了“兩個文明時代”——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目前正在探索第三個文明時代，那就是中國首先提出的“生態文明”，盼望“民生新政”成為這一時代的治理目標和新內涵。
總而言之，重慶經驗的意義在於：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發展主義的巢臼，因為它從親資本體係轉向了親民生體係。第二，它把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和土地製度創新 性地結合起來。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第四，增長理念轉變，重慶發展從排斥性增長轉變成了包容性增長。第五，重慶的探索從一般的所謂農業文 明、工業文明升級到了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態文明，重慶現有的五大目標正是向生態文明轉型。
重慶商報：你開始講到，重慶探索實才開篇，《重慶新事》後還有後續嗎？
溫鐵軍：當然。預計明年上半年就可以推出，初步定為《解讀重慶》，這是中國人民大學《解讀珠三角》、《解讀蘇南》等之後又一重要課題成果。重慶的探索一定要放在中國乃至世界的區域經濟變革中去看，我們期待著它為人類文明第三個時代的到來，開創出新的美好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