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聽了傑瑞的 “hopeless, helpless, and always whining” 這樣言簡意賅又生動形象的描述，我心裏充滿了好奇，對於我將作為這個團隊的一員，從內部觀察體會中國團隊的狀況充滿了向往。
在討論我調去中國的過程中，負責全球銷售的副總裁，也是我的直接老板Chris Fonda (方達克) 向我詳細地介紹過中國的狀況。除了中國的業務外，我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討論團隊和人員，從我有限的了解上我也傾向於認可他的判斷：業績隻是表像，中國市場環境的特殊性隻是說詞，根源是團隊領導力和士氣。
(思考：領導力和管理者 (leadership and manager) 是一回事嗎？)
Chris在九十年代中期親手建立了中國代表處，並取了中文名字方達克，如今已是全球銷售副總裁的他，仍代理著負責亞太地區的副總裁的職責。但文化上的隔閡使得他無法深入了解中國團隊的狀態，又顧忌於中國團隊各級成員對於中國特殊性和“關係“的重要性的告誡，使得他即使懷疑中國團隊的領導力，也不能確信自己的判斷，更不要說采取什麽行動......直到我們在2008年1月份在寒冷的北京的那次“偶遇”。
那次是去中國拜訪大唐和華為，1月14日下午，我從舊金山乘美聯航到了北京。入駐中國大飯店後小睡了一會，時差就把我鬧醒了，才是晚上10點鍾，於是我就到了國貿西樓下的Old Henry’s Pub (老亨利酒吧)。周一的寒冷的北京之夜酒吧裏已經安靜，我是唯一的客人。我在吧台前坐下，點了一杯芝華士加冰。Bar attendant 珍妮剛把我的酒調好遞給我，不及與我寒暄，卻隔著我的肩膀對門口喊：“嗨，方先生，今天來晚了。還是dry jin掛杯，雙份馬蒂尼加兩枚橄欖？”我聽著這雞尾酒的配方怎麽那麽熟悉，回頭向門口看去，進來的正是五年未見的老領導Chris方達克。於是握手，問候，落座，互相交流這幾年的境況。誰知這竟是我們今後十年的再次合作的開始。
那次談話，開始了我們後來認真探討我重新加入樂波特並去中國的計劃。隨後的兩個月裏，我兩次飛去公司總部所在的達拉斯，經曆了與包括傑瑞在內的各個C字頭的高管和幾個副總裁，名曰“討論”的一係列事實上的麵試。最後終於在四月中的一天，我再次飛去達拉斯，見公司的創始人Dr LaPorte 樂波特博士，這也標誌著我們雙方所有協議的達成。曾師從於著名物理學大師費米的樂波特博士也是物理學家，並任職於NASA，於我出生的那年在休斯敦創建了公司“樂波特研究室 (LaPorte Research Lab)”。後來樂波特博士退休，把公司交給他兒子傑瑞，傑瑞把公司搬到達拉斯，並於90年代中期在NASDAQ上市。現在傑瑞是公司的董事長兼CEO，樂波特博士還有名譽董事會主席之頭銜，但已經完全把時間放在他的養馬的愛好上，享受退休的生活。
我在樂波特博士位於達拉斯南郊的Waco的牧場裏見到他時，他的第一句話就是 “Glad to have you back. You are one of us now (很高興你回來，你現在是我們中的一員了)”。我說 “I am glad to be part of the family again too (我也很高興再次成為樂波特的一員)”。他說: “Sure, but you a citizen now (當然，但你現在是公民了)”。我這才明白他說我是“我們中的一員了”原來是指我入籍了。我知道他說這話的背景：五年前我離開樂波特，是因為當時我所負責的無線通信行業在美國不景氣，公司有意解散無線通信的行業銷售隊伍有一段時間了，近期兩個季度的業績終於使得傑瑞要痛下決心。方達克念我多年為公司成功地開發摩托羅拉和諾基亞業務的貢獻，同時又覺得我的經驗和背景可以幫助公司改進中國業務，於是建議把我的美國團隊解散，而把我轉崗派去中國。但那時我還不是美國公民，長期離開美國可能讓我失去美國綠卡，因而我選擇了友好地分手。公司的努力和給我的優厚的補償，我對公司的理解和表現出的職業化姿態，都使得我們雙方都互相敬重，為我們的二度合作留下了基礎。這也使我有了幾年的時間，解決了公民身份，在這次再討論去中國工作時，沒有了後顧之憂。
說是沒有後顧之憂，並不準確。我當時還在上EMBA，還有一門課每個周末要上課，經與教授協商，學校允許我在保證上課的課時數的前提下時間靈活，也可以在電話會議上與同學進行小組討論。而且辦理全家的中國長期居留簽證，國際醫療保險，找公寓和國際學校都需要時間，經與方達克商量，我先用短期商務簽證去北京上任，每月兩周一次往返，先把課上完，同時可以利用這段時間“熟悉”北京 (我的故鄉) 並安排生活。正式上任的日期定在公司新財年開始的7月1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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