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階層的興起與蘇共的敗亡
文｜紀彭
2010年09月07日15:43
蘇共高層在1975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勃列日涅夫（左一）、安德列波夫（左二）、齊米亞寧（左三）、契爾年科（右二）、柯西金（右一）
在一個社會中，如果普通人通過努力，可以通過正常的上升途徑獲得高位，那麽從某種角度上看，這個社會還算是公平的。但在蘇聯，隨著特權階層的興起、固化和自我封閉，底層精英升遷之路幾乎被堵死了。尤其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普通民眾與特權階層的距離越來越遠。在蘇聯社會中，一般大眾自稱“我們”，而把特權者稱為“他們”。
裙帶關係：蘇聯特權階級的產生
由於前蘇聯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結構，領導人的親屬和那些能接近領導人的人，往往就成了大權在握、作威作福的人。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裏畢業於航空學院，衛國戰爭爆發時，他隻是個20歲的上尉，但是到了4年後戰爭結束時，他竟然被提拔成中將。盡管誰都知道他是個“酒鬼”，可是1947年從東德調回莫斯科後，立即就當上了莫斯科軍區的空軍首腦。據斯大林的妻子阿利盧耶娃回憶，“他無所不為，肆無忌憚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邊的機會”，“沒有什麽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麽就怎麽，可以要啥有啥。”
不僅如此，那些斯大林身邊的工作人員，諸如警衛長之類的人物，也在生活待遇上享有很大的特權。阿利盧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談到，斯大林身邊的警衛人員盡管沒有什麽文化，卻成了在“幕後操縱大權的人”。他們全都為自己修建了鄉村別墅，坐著政府的汽車，像政府部長甚至像政治局委員那樣生活。據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說，斯大林的廚師和專為他的廚房采辦食品的人員中，有的當上了陸軍少將，有的當上了陸軍中將，並且還不斷被授予各種勳章。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這種任人唯親的事例更是不勝枚舉。以勃列日涅夫為例，他的女兒加琳娜生性風流，平均每兩年就要更換一任丈夫，她最後一任丈夫邱爾巴諾夫不學無術，可當他進入勃列日涅夫家後，就仰仗嶽父的權勢，扶搖直上，僅僅10年時間就從默默無聞的克格勃上尉升任內務部第一副部長，並獲得上將軍銜。勃列日涅夫的兒子尤利更是個紈絝子弟，年紀輕輕就憑借勃列日涅夫的權勢平步青雲，當上了被人們稱為“肥缺”的蘇聯外貿部副部長。
其他高層人物的子女也很自然地進入特權階層，米高揚的兒子快速升遷為《拉丁美洲》雜誌的主編，葛羅米柯的兒子在蘇聯科學院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一段時間後，突然成為蘇聯駐華盛頓的公使銜參讚，後又被任命為蘇聯科學院非洲研究所所長。就連傾向於改革的赫魯曉夫當權期間，也曾讓女婿當上蘇共中央報紙《消息報》的總編，並“掌管了赫魯曉夫的新聞局”，成為顯赫一時的人物。在地方上，各共和國的科學院，都“變成了塞滿親屬和以地方領導為靠山的人謀求高薪和清閑職位的地方”。
不僅是領導幹部的子女親屬獲得巨大的特權，隻要和領導幹部有了親密的關係就能獲得極大的好處。酷愛打獵的勃列日涅夫，晚年已無力手握獵槍，但對打獵的興趣未減，便改為由他指揮，別人射擊。他特別看重伺候他打獵的職業獵手，居然授予獵手將軍軍銜和所有三個等級的“為祖國服務”勳章。大概他認為，為他服務就是為祖國服務。
自我封閉：社會流動的喪失
為了遏製這種腐敗，在赫魯曉夫上台後，實行了特殊的幹部政策。根據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黨章第25條規定，黨員幹部要經常更替，基層黨組織選舉時，每年有大批領導由於任期屆滿而被更換。但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對赫魯曉夫的改革進行了反製。勃列日涅夫特別推崇長期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蘇斯洛夫的一句話：“幹部隊伍的穩定是成功的保障。”1966年4月，蘇共二十三大對黨章第25條進行修改。從此以後，蘇共領導層組成人員幾乎長期原封不動，逐漸形成事實上的領導幹部終身製。在蘇共二十三大上，連選連任的中央委員達79.4%，二十五大時，除已經過世的中央委員，連任率竟高達90%，有的任期竟長達25年。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等高級幹部都是在他們的職位上壽終正寢的。
領導幹部的終身製，使得上層階級有機會互相庇護，互相提攜，逐漸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小圈子。這一時期特權階層的人數不斷增長，但出身於普通人的隻是少數，大多數特權階層是內部產生的。到了1970-1980年代，國家的高層精英人物實際上已經停止從下麵補充人員了。
從70年代開始，特權階層逐漸脫離群眾，“他們孤立地生活、治療、休養，在這個階層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關係，這個階層的子女們在一起度過時光，互相認識，往往通婚。”特權階層的子女可以憑著父母的地位輕易地進入好的大學，如進人外交官搖籃的國際關係學院，然後被公派出國，回國後就可以得到一份前途無量的位置，為進入特權階層鋪好階梯，一段時間後他們便成為特權階層中的一員。
雅庫特人贈送勃列日涅夫的巧倫杯
任人唯錢：送禮之風愈演愈烈
既然通過辛勤的工作和傑出的才能已經無法獲得升遷，那麽各級幹部們就開始依靠給領導送禮、討好上級，謀得更高的官位，獲得更大的權力。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訪問，該共和國共產黨第一書記阿利耶夫竟然送給他一座用純金製作的、價值連城的半身像。之後，阿利耶夫便很快被調到莫斯科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並成為政治局委員。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在這一時期，蘇共的許多書記、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中央委員都卷入了肮髒勾當。一到節日前夕，機要通訊部門就忙得不可開交，分發從各地區寄給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盒子”。許多地方和部門早已不是按能力和貢獻的大小來選拔任用幹部，而是任人唯親，拉幫結派。因此，想做官或者升遷，必須討好或賄賂有關領導，職務也因此有了價格。某些地區就連黨委書記都明碼標價，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個區委第一書記就“價值”20萬盧布，第二書記是10萬盧布。這些靠著溜須拍馬、行賄送禮上來的官員，毫無政治理想，他們當官完全是為了私利，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他們反對任何涉及自己特權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動地遏製蔓延全黨、全社會的腐敗。
1976年勃列日涅夫70歲壽辰時，出現了一個給他送禮的高潮。其中，雅庫特人贈送了一隻喝馬奶用的巧倫杯。這可不是一隻普通的杯子，而是一件富於民族特色的貴重藝術品。他們用罕見的特大象牙磨製出一隻杯子，鑲上帶有銀托的各種鑽石和珍寶。由於工藝複雜，鑲嵌和裝飾工作由莫斯科首飾廠承擔。這件禮品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費巨大，曆時數月才完成，由當地領導人親自送給勃列日涅夫。當時，軍工企業送的是刻有他名字的手槍，高加索地區送的是帶壓花的寶劍。蘇聯航空航天研究中心1973年送給勃列日涅夫一個精致的煙盒作為生日禮物，盒蓋上刻有幾枚核彈頭。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維多利亞在莫斯科弄了一套房子，專門存放丈夫在各類場合中收受的禮物。閑暇時，她最大的愛好便是到那裏欣賞琳琅滿目的收藏，順便帶過去新的禮品。
這種風氣甚至影響到了國外，當外國人得知勃列日涅夫喜愛豪華轎車後，他們便一輛接一輛地送上門來：德國的梅塞德斯、英國的勞斯萊斯、法國的雪鐵龍、美國的林肯等等。
伊拉克前領導人薩達姆沒當上總統之前，曾送給勃列日涅夫一把軍刀，刀鞘上鍍著一層黃金，上麵還鑲嵌著寶石。
就連以改革而著稱的戈爾巴喬夫也是通過巴結領導得到升遷的。當初，戈爾巴喬夫任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委書記，那裏有許多國家級的療養院，蘇斯洛夫、安德羅波夫等高級領導人常到那裏休假，戈爾巴喬夫有機會和他們接觸，利用各種機會討好他們，這為他以後的升遷提供了方便。
上行下效，請客送禮達到了無法控製的地步，到了戈爾巴喬夫當政時期，這種風氣仍然十分嚴重。許多外國人給戈爾巴喬夫寄來紀念品、家傳寶物、錢或貴重物品。各國為了表示對他銳意改革的敬意，紛紛製作金、銀、白金紀念章和紀念幣。有一次戈爾巴喬夫從韓國歸來，從皮包裏拿出一個裝有10萬美元的信封，是韓國總統盧泰愚送給他的。
固步自封：自我糾錯能力徹底喪失！
領導幹部終身製再加上任人唯親，到勃列日涅夫的後期，已產生一係列嚴重惡果。機構臃腫、官僚作風、思想僵化都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70年代末，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關於經濟改革的報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權階層的不滿和抵製。勃列日涅夫對改革冷言冷語：“改什麽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結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職。蘇共內部自我更新、自我糾錯的能力幾乎完全喪失了。
到80年代初，蘇聯部長會議所屬已有64個部，20多個國家委員會和其他一些直屬機關。這些部委正副部長級幹部就有800多人。黑色冶金工業部有部長一人，第一副部長三人，副部長15人，正副部長共19人。各級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大大發展，黨政機構和人員編製大大增加。據俄羅斯社會學研究所提供的材料，當時蘇聯黨政領導機構作的決議能得到執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特權階層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考慮的不是國家的發展大計，而是本階層、本人的利益，他們隻關心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事情，其他事情要麽敷衍了事，要麽高高掛起，要麽搪塞推諉，“對於任何事情都無動於衷，所追求的，用他們的行話來說，就是盡快把問題推開，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申訴人像皮球一樣踢走。”
從腐敗到自殺，蘇聯敗亡之因！
如果說腐敗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存在，那蘇共的敗亡和腐敗究竟有何關聯？蘇共《真理報》總編輯阿法納西耶在《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一書中寫道：蘇共中央向大會所做的報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順序早就定型了，開頭，永遠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第二部分，國內情況，始終是“巨大成就”和“個別缺點”。他還回憶說：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並不要求有什麽“新思想”，更不要說有什麽“獨到的思想”了。隻要你善於把那些早已陳舊、無人感興趣的思想換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達方式，應當說就已經體現出十分卓越的“創造性”了。“我們就這樣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寫作、炮製、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
正是由於蘇聯建國之初的合法性來自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而當蘇共背離了這些支持它存在的原則時，便比其它任何政權更容易失去人心。一方麵，當人民看到官場上貪汙賄賂公行，官員們生活腐化，而新聞裏卻天天大談一些毫無實際的陳詞濫調時，失望之情油然而生。另一方麵，特權階層的自我封閉，使得底層人才失去了上升的可能，大批精英被無情阻隔在了政權階層之外，難以脫穎而出。
與此同時，統治階層的封閉必然造成近親繁殖，越來越多的幹部子弟進入權力核心，他們從能力上根本不能勝任那些重要的崗位，因此，蘇共上層成為一個在體力和智力上逐漸衰落的階層，這直接導致了蘇共的執政能力和統治基礎不斷下降。更糟糕的是，通過裙帶關係獲得高位的人，完全失去了信仰，脫離群眾、自我封閉、思想僵化、官僚作風……到戈爾巴喬夫時期，當這些人發現有更好的辦法將個人私利最大化時，竟然拋棄了自己的政權，改弦易轍，徹底的放棄了掛在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公然將國家財富占為己有，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正如美國一個專門研究俄羅斯問題小組的負責人弗蘭克•奇福德說的那樣：“蘇聯共產黨是唯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
來源：《文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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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反腐的三個底線
前不久的熱播劇《人民的名義》中漢東省委書記沙瑞金對反貪局長侯亮平說，對腐敗分子是“上不封頂，下不保底”，查到什麽人，不管他職務多高，資格多老，隻要他違法犯罪，就一查到底，絕不姑息。而在電視劇中，該省主管政法的省委副書記高育良、省公安廳廳長祁同偉等一幹大老虎因腐敗而被繩之以法，算是兌現了諾言。
不過證之現實，雖然類似的表述在領導人的講話中也出現過，但從迄今為止落馬官員的層級來看，也許“下不保底”做到了，但“上不封頂”的“頂”與大眾的期待以及與中國實際存在的腐敗來看，尚有很大差距。
中共十八大以來的這輪反腐，是中共建政以來力度最大、波及麵最廣的。根據不完全統計，迄今因腐敗落馬的省部級及以上官員（含軍隊），超過了200名，包括多名現任中央委員，以及上屆常委周永康、上屆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等。然而，即使如此，民間對此輪反腐仍然頗有微詞，從領導人發起反腐伊始，一些指責反腐的聲音就不絕於耳，如運動式反腐、選擇性反腐，領導人借反腐清除異己、搞權力鬥爭等。隨著本屆領導人第一個任期接近尾聲，對反腐的上述看法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有強化趨勢。
客觀地看，我們不應懷疑領導人對腐敗的痛恨及反腐決心，以為那些對反腐的宣言式表態是在唱高調，而非出於真誠，如果這樣來看待本輪反腐，是囿於曆史成見。根本上，反腐不是由於哪個人喜歡，而是腐敗本身危及到執政黨的統治，是出於保政權之需要和目的，正如領導人多次強調的，不反腐，將會“亡黨亡國”。如果這話在過去僅是說說而已，但這次確實讓領導人感到有“亡黨亡國”之危險。從這個角度看，不論誰當選中共最高領導人，都必須開展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以贏得黨心民心。
但是，前述對反腐的各種“微詞”並非沒有道理。反腐到目前，遇到了“天花板壓力”或者瓶頸。這個詞是我造的，指的是反腐遲遲受製於現有層級的壓製，突破不了，一旦突破，整個政治生態的平衡係統就有可能被打破，會引起一種不可預料的政治後果。就好像天花板被捅破，整個被天花板遮蔽的一切會暴露，那些日久結成、附著在天花板上的“塵埃”掉下來一樣。
那麽，反腐為什麽會存在“天花板壓力”？或者換種說法，“天花板壓力”是在反腐過程中逐漸認識到的，還是一開始就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傾向於後者，但也認為隨著反腐的推進，最高層進一步加深了這種印象。
這裏涉及反腐的底線問題。在我看來，盡管這場反腐敗運動轟轟烈烈，而且至今尚未見到收尾跡象，但領導人和執政黨高層在發起這場反腐運動之初，是預設了三個底線的，無論如何，它們不能突破。這三個底線是：紅二代不能反、現任的政治局成員不能反、退休的中共元老不能反（周永康案之後）。
先說第一個底線。在至今落馬的官員中，未見紅二代子弟。紅二代自己的解釋是，紅二代比較清廉，江山意識強。這個解釋是經不起推敲，也不符合事實和傳言。的確，紅二代從小生活在優越的環境裏，有一部分對財富的觀念相對淡薄，但作為一個群體，如果說紅二代中沒有貪腐現象，是不可信的。人性從本質上都一樣，沒有人天生就是貪官，斷言農民的子弟更容易貪腐，是一種腐敗上的“血統論”，不可取。從腐敗的發生來看，越接近權力，腐敗的機會更多。不說那些高級官員，以小官巨貪為例，像國家發改委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就是一個典型，隻是因為掌握著項目的審批大權，幾年時間就貪腐2億多元。
因此，紅二代中至今不見貪官，解釋隻能是，反腐敗有意避開這一階層，或被阻擋。因為對於領導人而言，紅二代是紅色政權的天然支持者。本屆政權特別強調江山意識，強調祖宗打下來的江山不能在這一代丟掉，這恰是整個紅二代的思維和意識形態，故無論如何，反腐敗不能指向他們，如果紅二代中出現落馬腐敗分子，一方麵會引起整個紅二代的不滿，動搖領導人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麵，它也無法向民眾證明，紅二代的“基因”天然正確。
相比反腐不下紅二代帶有意識形態的因素在內，現任政治局成員和前任元老免於腐敗指控，則更多帶有權力平衡、維持整個高層團結和整體大局的考量。本輪反腐到目前，落馬官員最高層級隻到現任政協副主席令計劃和蘇榮，雖然政協副主席也是副國級，但其權力含金量無法同政治局成員相比，甚至比不上一個大權在握的省委書記，如近兩年落馬的原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或者天津市委代理書記兼市長黃國興。而在江胡時代，都有現任政治局委員落馬，如陳希同、陳良宇等，雖然他們的落馬是權力鬥爭的結果，腐敗不過是披個外衣，但畢竟觸及了政治局這一層級。
造成本輪反腐不動政治局奶酪的原因，據我觀察，在於領導人發動的這次大規模高強度反腐，必須得到高層支持，如若領導人為討民眾喝彩，把腐敗矛頭指向權力核心層，在權力寡頭裏進行反腐，難免會引發政治內鬥，造成黨的分裂，出現又一個“薄熙來事件”。假如這樣，反腐不但推行不開，還有可能引發政治危機。這樣做也是為了避免反腐傷害到執政黨。雖然官僚隊伍腐敗嚴重，但如果執政黨核心層沒有出現腐敗，至少能給社會一點好印象。從這個角度看，海外不時爆料某個政治局成員涉腐，將不久被拿下，如果不是像官方指責的“別有用心”，就是不了解本輪反腐的目的和高層權力的運作。從海外的曝料來看，不排除有被曝料對象的政敵有意要將反腐引入更高層，但曝料這麽久遲遲未見曝料對象落馬，說明反腐一旦涉及權力核心層，就會被領導人過濾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