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年輕女性有多窮？色情業成最後一根稻草？(組圖)
作者：董子琪
來源：微信公眾號“界麵文化”【ID:BooksAndFun】
在日本東京的新宿車站街頭，拖著色彩各異拉杆箱的女孩們流連不絕，她們的打扮漂亮而普通，看起來像是遊客，實際上是無家可歸的“漂流少女”。她們離開了貧窮的家鄉和吃低保的父母，在夜晚徘徊在不打烊的咖啡店之間，坐在有電源的座位邊給手機充電。出門在外，手機是她們漂流在外的唯一安慰。 這些年輕女孩背後有著怎樣的故事？她們能夠去哪兒？又能做些什麽？
曾推出過“無緣社會”“窮忙族”的NHK特別節目錄製組，這一次將目光轉向了日本年輕女性的貧困問題。通常人們可能會感到疑惑，這些光鮮亮麗的年輕女性跟貧窮有什麽關係？難道不是過幾年就能找到一位值得托付終生的老公，幸福地做上全職太太，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了嗎？而事實並非如此，女性貧困的現狀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
如果說NHK這本《女性貧困》以紀實手法將難以想象的日本年輕女性貧窮圖景呈現在了大眾麵前，那麽日本女作家津村記久子的小說《綠蘿之舟》，則是充分運用了小說的虛構手法，超越了困窘的現實，深入普通貧困女性的夢境和隱喻，展示了幾位女性在“無意義的生活”當中的心靈依托與情感變化。
女人們勞而不得、徒勞無益的生活，與美國作家戴維·希普勒所說的“窮忙”有太多相似之處，而“窮忙族”何以存在？貧困這種現象又何以存在？美國學者馬克·羅伯特·蘭克則以《國富民窮》分析了社會經濟結構與貧困之間的關係。他指出，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加“脆弱”，並非由於他們道德敗壞或遊手好閑所致，貧困現象的出現意味著經濟結構的失敗，而非某個個體的失敗。
那些年輕女性究竟有多窮？
色情業成為貧者的最後一根稻草
NHK在對貧困女性的調查中發現，在日本默認的“女人不必自己掙錢養活自己”的大前提下，有很多原因會讓年輕女性淪入貧困：有的女性因為與丈夫離異，得不到贍養費，失去了經濟支柱；有的女性因原生家庭冷漠而倉促非婚生子，成為了單親媽媽；有的女性因為文化程度低下找不到工作；即使是大學畢業，也有女性因為公司不給正式編製，隻能同時打多份臨時工，還要麵對未還清的高額助學貸款。從表麵上看，這些年輕姑娘與普通女性似乎沒有任何差別，但實際上，她們每日都掙紮在貧困線上下，為了支付水電費、房租和交通費而日夜忙碌，一個人打兩三份工，在辦公室文員和夜總會公主之間頻繁切換角色，忍受著“一天喝一杯冰咖啡”的夥食，甚至徹底居無定所，帶著孩子住在網吧裏。
諷刺的是，日本日益興起的“色情業”為這些貧困單身女性提供了最後的避難所。開頭提到的“漂流少女”有些為了生存，很早就開始做援助交際。近年來，色情行業的心理底線大大降低，為了吸引這些單身媽媽，日本有些賣春店招聘欄上甚至會注明“宿舍與托兒所設施齊全”字樣，乍看上去如同育兒援助廣告——賣春店招聘單身女性進行色情服務，同時幫助她們解決育兒問題，與附近的民辦托兒所簽約，有的還報銷一半的托管費用，由此形成完整的就業、育兒援助和居住一條龍的“性服務派遣公司”。跟政府的繁瑣程序比起來，單身女性生活所需的環境和援助在這裏一步到位。但委身於性派遣公司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在這樣周到的“安排”之下，色情和育兒的雙重壓力依然逐漸消磨著這些女性的意誌。
《女性貧困》NHK特別節目錄製組著李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年8月
為什麽年輕女性會落入這樣的貧困境地？在對貧困女性的調查中，NHK發現，雖然離異家庭、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更易導致女性貧窮，但女性被封閉在貧困之中的更深層次原因在於“非正式雇傭”問題。日本的工作合同分為正式工和合同工，合同工簽約有時間限製，而且相對廉價；在一些情況下，合同工的工作內容與正式工沒有區別，但收入卻不及正式工的一半。一方麵，雇主出於對於女性的偏見，認為女性不能長期工作，工作不了多久就要結婚辭職，遂多將女性定位為合同工角色；《2012年就業結構基本調查》數據顯示，15-34歲的女性當年在合同工中占比47%。另一方麵，日本的合同工製度也在逐漸趨勢化，在勞動者總體就業形態中，合同工所占比例從1992年的21.7%上升到了2011年的38.2%。正是這兩方麵合謀，加深了女性即使就業也無法擺脫貧困的窘境。
據《就業基本結構調查》統計，日本的非正式雇用年輕女性（指18-34歲的年輕女性）人數從1987年的134萬人增長至2012年的289萬人，而這些合同女工中，年收入未達到厚生勞動省定義的“困窘線”——200萬日元的，更占到了總人數的80%以上。也就是說，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女性接受了非正式雇傭，從事著廉價的服務業，而這些讓她們不分白天黑夜如履薄冰的工作——辦公室文員、麵膜服務、整理數據、夜總會公主等等，能夠提供的收入隻能讓她們成為“有淪為低保危險的經濟困窘者” 。
《女性貧困》對於日本女性工作境況的記述，與美國已故學者魯斯·賽德爾（Ruth Sidel）對於90年代美國女性的觀察是一致的。在《Keeping Women and Children Last》一書中，Ruth Sidel寫道：“全美2/3的兼職工作者都是女性，而這通常意味著她們在這些工作中沒有任何福利。大多數女性都在收入最低的崗位上工作，這些工作通常是性別區隔且女性主導的，例如育兒、康複、美發、美甲以及其他服務行業。”
《Keeping Women and Children Last》Ruth Sidel 著企鵝出版社1998年11月
更加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年輕女性的貧困問題，不僅僅使她們無法正常維持個人生活，而且必將波及他們或自願或被迫生下的孩子，使之陷入營養不良、發展受阻等狀況之中。“媽媽每天打兩三份零工，與孩子的接觸時間越來越少。母親每天隻是工作，沒有時間關心孩子，這對於孩子的人格形成非常不利。”母子的貧困將陷入長期的惡性循環之中，這便是我們所說的“貧困的代際傳遞效應”。
如何想象貧窮女性？
以無法實現的夢想支撐艱難生活
NHK特別節目錄製組在前言中提到，迄今為止還沒有人將“年輕女性”與“貧困”一詞聯係在一起。事實並非如此，日本當代女作家津村記久子的芥川獎作品《綠蘿之舟》，早於NHK在2009年就已經深入展現了單身貧困女性的生活與夢想。耐人尋味的是，小說中虛構的故事和人物，與《女性貧困》中的案例非常相像，這大概也折射出了日本年輕女性現實困境的普遍性。
《綠蘿之舟》津村記久子著葉蓉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6月
小說《綠蘿之舟》中的女主角是29歲的長瀨由紀子，她在遭遇職場暴力後，自願從白領變成了流水線女工。她一邊做著合同工工作，一邊在咖啡館和網絡上兼職；她住在一個破舊社區裏，連通訊公司都忘記了這片“用戶群”的存在，並沒有給他們開通網絡。與NHK采訪的女性一樣，對於出賣時間換取金錢、用金錢換取食物、勉強生存下去的“無意義性”，長瀨自己非常清楚，但卻不得不為了謀生繼續在流水線、咖啡館和破舊的家之間周轉。她由此產生了強烈的倦意，這份倦意並非針對工作，也不是針對自己的合同工身份，而是對於活著本身。相較於更重視人物客觀處境的《女性貧困》，這部小說“靈光一現”地點亮了貧困女性的其他麵向。工歇時分，長瀨在休息室裏看到了一張旅遊廣告，海報上是一個劃獨木舟的男孩形象，她突然產生了攢錢環遊世界的念頭。
環遊世界，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劃獨木舟，多麽美妙的想法啊！然而長瀨麵對的實際情況是，環遊世界的花銷比她一年的工資還要多，她需要更加努力地省吃儉用。環遊世界的夢想仿佛慘淡現實的一抹亮色，召喚著她，提醒著她，以使她不在無聊的生活中枯萎，同時作為一個永遠無法抵達的目標，反襯著她徒勞無用的努力掙紮。她畢竟隻是一位流水線女工，一整年機械勞動加上不吃不喝，才能兌換一次離開現實的機會。
在刻畫長瀨這位單身女性的同時，小說家還講述了其他幾個年輕女性的故事以作對照。她們是長瀨的大學同學，卻沒有一人走上穩定的職業發展道路——有一個自己辭職出來開咖啡店的女人，一個剛畢業就結婚的女人，還有一個辭職結婚後來被丈夫趕出家門的女人——她們共同構成了一幅當代女性艱難生活的圖景。
在講述單身女子所處困境的過程中，《綠蘿之舟》不光鋪陳了她們所遭遇的種種實際困難，還動人地呈現出了她們的心靈與夢境。長瀨夢見自己劃著獨木舟，裝著滿船的水栽綠蘿，去往一個個小島上向人們推銷綠蘿，但人們卻不喜歡；正如現實當中她曾受到許多拒絕，卻仍然依靠頑強生存的意願，繼續生存下去。綠蘿——這種不能吃不能用、然而能夠堅強生長的植物——便是對於女性集體命運的隱喻。 《綠蘿之舟》以深入心靈的角度呈現現代女性困境，與NHK的《女性貧困》形成了一種相互補充的對應關係。
貧困緣何存在？
是經濟結構的失敗，而非個人的失敗
需要在白天的文員和晚間的夜總會小姐之間切換角色的母親，和需要在工廠、咖啡館還有電腦學校打工的虛構人物長瀨一樣，常年忙碌於瑣碎的工作，卻掙不到足夠生活的錢，屬於徒勞無功的“窮忙”一族。美國作家在戴維·希普勒的《窮忙》中，也講述了一群與她們非常相似的、被美國遺忘的窮忙族的故事，並從性別的角度提出，“本書中大部分的窮忙族都是女性，這與整個國家中大部分窮人都是女性的情況一致。她們未婚生子，收入微薄，自己養育的孩子需要的東西又很多，因此往往身負重擔。”
《窮忙》希普勒著陳麗麗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11月
因虐待、毒癮、營養不良、教育不足和離異致貧的故事聽起來殊途同歸，希普勒觀察道，“貧困是一種奇怪的、悄悄侵入骨髓的東西，一個原因導致了許多後果，然後這些後果又形成了原來的成因，或者造成一個後果的許多成因正是由那個後果引起的。怎麽看這個循環過程，要取決於從哪個環節開始研究。”所以，每個窮忙族都是一大串因果關係的產物，而對於造成她們貧困的原因，人們往往無法統一意見，比如說，究竟是疾病、抑鬱或不良的消費習慣讓他們更加貧窮，還是貧窮反過來導致了疾病、抑鬱和不良的消費習慣。
從性別角度看，男性與女性的致貧風險是否差別甚大？在《國富民窮》一書中，美國華盛頓大學社會學係教授馬克·羅伯特·蘭克認為，從總體數據上看，由於婚姻的緣故，男性和女性有著同樣的貧困風險，女性的貧困風險隻比男性略高（40歲時，36.2%的女性和33.7%的男性經曆過貧困；到60歲時，這兩個比例分別是49.2%和45%）。男女貧困的區別隻在於，在由女性當家的家庭裏，貧困的壓力甚至會更大，原因不僅在於女性工作的崗位往往更加廉價，也因為在這樣的家庭裏，女性要同時負責工作和照顧家庭，壓力、挫折和精疲力竭的狀態反過來會影響女性照料和養育孩子的能力。
《國富民窮》馬克·羅伯特·蘭克著屈騰龍朱丹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7月
馬克·羅伯特·蘭克還指出，貧困的問題出在“經濟脆弱性”與“人力資源成本”（技能、教育和就業資質的總和）的關係上。他如此描述道：貧困風險更高的人獲得人力資本的價值型更低，他們在就業市場上的吸引力就更差，市場競爭力也較低。比如說，帶著孩子的單親媽媽們由於要照料孩子，在承擔工作的能力上缺乏靈活性；而當就業市場遭遇困難，人力資源缺乏的群體更容易遭遇穩定性差、工資低以及非全職的工作，而麵對失業、家庭變故及生病的情形時，這些人就要花更多的時間尋找工作，或者尋找足夠的錢來渡過難關。
問題是，為什麽一些群體從一開始就缺少這些人力成本資源呢？馬克·羅伯特·蘭克將問題歸咎於美國社會分層的“自我繁衍”特征：父母一代的社會分層差異，直接導致了子女的資源和機遇的差異，也就是說，孩子長大的社會階層對於其後來的經濟狀況有著深刻影響，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比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有更大的“經濟脆弱性”，美國人並不是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開始生活的。這雖然是一個悲觀的結論，但也將解釋貧困問題的方向扭轉了——與其問“什麽樣的人會遭遇貧困”，不如問“為什麽會存在貧困”。所以，雖然蘭克不承認女性的貧困問題比男性更嚴重，但他對於貧困的分析思路，與NHK討論的、非正式雇傭製對於女性貧困的影響是一致的。在尋找貧困的原因時，他們都沒有歸罪於個人的習性、道德的缺陷，而轉向討論經濟結構的失敗，從而避免將貧困的女性描繪成懶惰無能、依靠他人和社會福利生活的群體。
在談論貧困女性時，即使她們無家可歸、淪入色情業，上文提到的幾本書使用的詞匯也都是“被人遺忘的”、“令人忽視的”，而不是指責這些女性如何“墮落”至此境地。畢竟，指出“貧困女性”這一社會問題的存在與嚴峻性，是希望她們的聲音被更多人真實聽見，而並非意圖將貧困女性樹立為社會負麵形象，或者經濟衰退等各種問題的“替罪羊”。正如Ruth Sidel所說，“指責單身母親敗壞了美國風氣，其實反射出而人們並不願意麵對的嚴重問題，比如貧富差距加大、不穩定的雇傭製度、節節升高的暴力犯罪還有日益衰退的基礎設施，是將富人的罪責推向窮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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