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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攝像頭
華盛頓 —
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是上世紀70年代有機會到訪中國的少數幾名西方人之一。87歲的他至今清楚地記得，1979年住在北京飯店第17層時，他的頭頂上還有一個禁止賓客入內的第18層。
北京飯店神秘的18層
“那一層不接待客人，專門用來監聽我們這些住在下麵17層的客人，” 孔傑榮說，“每天早上我們看到這些人到酒店來，坐電梯上去，每個人都拎著黑色的公文包。”
孔傑榮和他的西方同伴知道，在中國，他們的電話是被竊聽的。那以後的日子裏，他多次去中國，監控如影隨形，於他已是稀疏平常。不止一次，剛和他在出租車裏談過話的朋友一下車就被當局有關人員盤查。
“但這些都是很初級的手段，” 孔傑榮對美國之音說，“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想要去任何地方、說任何話而不引起別人注意已經不可能了。”
老大哥在看著你
中國的13億國民如今生活在全世界最大的視頻監控網中。據美國谘詢公司HIS Markit統計，這個龐大的監控網絡由1.76億台攝像頭組成。到2020年，這個數字預計將增長到6.26億。
中國官方的說法低於這個數字，但是當局並不諱言這些攝像頭的存在，反而將其作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項政績來宣傳。
9月，國營的中央電視台製作的《輝煌中國》節目說，擁有2000多萬個攝像頭的“中國天網”大數據工程改善了社會治安，是“守護百姓的眼睛”。
這個監控係統可以讀取車牌，識別人臉、步態，判定年齡、性別、身高、族裔，甚至可以知道你的親屬是誰，你經常和什麽人在一起。
英國廣播公司駐華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日前在貴陽親身體驗了“天網”的威力。作為測試，貴陽警方用手機拍下他的麵部照片，存入當地數據庫，標注為嫌犯。之後沙磊投入了這個人口350萬城市的茫茫人海。七分鍾後，他在長途汽車站“落網”。
被中共尊為曆史聖地的河北省西柏坡的一處警告標牌（資料照）
奧威爾的時代來到了
“這些設備當然有遏製犯罪的價值，”有中國法律問題泰鬥之稱的孔傑榮教授說，“但是當你生活在一個連踐行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都被列為犯罪的國家，思想交流、寫作、出版……一切都被列入監控中，成為數據收集、分析的一部分。”
“奧威爾的時代來到了，” 孔傑榮感歎說。
英國左翼作家、記者和社會評論家喬治·奧威爾上世紀40年代寫就的《一九八四》等一批政治預言小說至今被奉為經典。“老大哥”是這本書中的恐怖統治集權人物。在奧威爾的筆下，秘密警察和思想監控無處不在：
“你早已習慣這樣的生活了：你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是有人聽到的，你做的每一個動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細觀察的。”
今天重讀奧威爾的這段文字仍然讓汪女士脊背發涼。幾年前，她因為在微信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進了看守所。
隨著網絡監控技術的迅猛發展，中國的七億多網民中，像她這樣遵紀守法，無意中觸碰當局紅線的普通人越來越多。有些人僅僅因為和家人、朋友在私信中說了一句玩笑話就遭受牢獄之災。
越套越緊的枷鎖
這樣的情景讓孔傑榮想起“毛時代”那些駭人聽聞的故事：“文革”時，單位中、弄堂裏，處處都可能有告密者。說不準你的哪句話就會被人舉報，就連一個屋簷下自家的孩子都不能完全信任。
孔傑榮說，中國日趨成熟地將互聯網監控、警察機構、“司法”部、檢察官和法院結合起來，將言論自由的空間擠壓得越來越小。
“就好像套在人們脖子上的一個枷鎖，越套越緊，”他對美國之音說。
恐懼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變沉默。孔傑榮發現，就連中國生活的外國人也可能傳染上這種恐懼。
幾年前，他和太太結束了一段在中國的生活，回到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家中。一天，太太在閑聊中提到他們在中國的一位異見藝術家朋友。
孔傑榮回憶道：“說出這個中國人名字的一瞬間，她突然壓低了聲音，我說:‘瓊，沒事的，我們這是在美國。你用不著小聲說話。’”
習近平和父親背道而馳
從周恩來、鄧小平到江澤民，孔傑榮和幾代中國領導人有過麵對麵的接觸、交流。
“我對習近平治下中國近來的趨勢不滿意，他違背了他父親的建議，” 孔傑榮對美國之音說。
他說，80年代初，習仲勳在結束了16年黨內流亡時明確表示，共產黨要允許“不同意見”。
習仲勳的部下也回憶說，習仲勳提出“要保護不同意見的權利，不受刑法，也不受其他處分，這樣才能讓人暢所欲言。”
孔傑榮說，而習近平，“基於他的個人經曆和觀念，他和他父親所倡導的完全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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