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大灣區蓄勢待發 和美國灣區差多少？
兩大灣區的提出
在今年3月全國“兩會”上，中央政府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區域發展戰略：“研究製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
此後不久，我建議，在研究製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同時，應當將滬杭甬大灣區都市圈發展規劃提上議事日程。與粵港澳大灣區包括9+2城市一樣，滬杭甬大灣區，除了上海、杭州和寧波外，蘇州、舟山、無錫、嘉興、紹興、南通等城市，也在此範圍內。
上海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結果導向，就是上海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的新經濟策源地；上海金融中心的功能，類似於粵港澳的香港，將是滬杭甬灣區的核心優勢。
杭州將著力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互聯網+”創新創業中心，新一代智能化技術的信息產業在杭州已經並將繼續得到健康發展。
寧波、舟山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寧波、蘇州、無錫和南通等城市都是中國製造業的重鎮，在產業轉型升級完成以後，都將成為先進製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地。
也許，我當時直接提到了“滬杭甬”這三個城市，從長三角區域經濟的角度看，沒有提到江蘇或江蘇的某個城市；或許還有其他的原因，我的這個建議在一段時間裏，受到媒體關注，但在其他場合似乎並不受待見。
其實，用“滬杭甬”來冠名中國的第二個大灣區，主要是基於杭州灣地理位置的一個描述。況且，我在文字表述時，裏麵是有江蘇的幾個城市的。
我特別想說明的是，中國的第二個大灣區用哪個名稱更合適是可以討論的，最後當然以中央政府正式文件中的用法為準。
就像有學者在肯定“粵港澳大灣區”的提法時說，以字麵解讀，粵港澳三個平級行政單元構造一個灣區，並以行政主導型體製的廣東牽頭，這不同於珠三角（不含港澳） 前麵加個“大”字，因為大珠三角這個說法沒有明確的主導主體和行動者。
我提出“滬杭甬大灣區”，強調上海在這個灣區中的主導和核心地位，並將環杭州灣的兩個重要城市與其並列，也有明確行動主體的用意。
日前，浙江省黨政代表團訪滬時，上海市委主要領導在兩地座談會上講話表示，上海將全麵積極響應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深入小洋山區域合作開發，共同謀劃推進環杭州灣大灣區建設。這是上海官方首次明確表態支持環杭州灣大灣區建設。
環杭州灣灣區正在研究階段，資本市場已經熱炒這一概念了。究竟包括哪些城市呢？
在一個多月前，浙江第十四次黨代會對這一大灣區作出了詳細部署。接下來，就是中國第二個大灣區的規劃與建設列入中央政府議事日程的問題了。
中國灣區經濟的定位
我認為，現在對於中國的灣區經濟，需要研究和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它們的定位、存在的瓶頸，以及可能的破解措施。在討論中國兩個灣區的定位之前，我們先來看看目前全球三大灣區的類型定位。
日前，有研究報告稱，世界三大灣區已經分別形成各自特色，紐約灣區擁有“金融灣區”的名號，東京灣區被稱為“產業灣區”，舊金山灣區也有“科研灣區”的美譽。
筆者以為，這一概括基本準確，但還是有疏漏和完善的問題。事實上，今天的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都已經成為“綜合型灣區”。
紐約灣區的金融特色自不待言，但文化產業的發展及其在全球的地位，已凸顯紐約灣區自我更新和升級的充分活力，再加上仍然占有的一定的製造業比重，紐約灣區的“綜合型”——金融+文化+製造業——特征彰顯。
東京灣區也是如此，以製造業起家的產業特征顯著；東京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經下降，但金融業仍有較大規模，所以，東京灣區也以“綜合型”概括更加貼切。
稱舊金山灣區為“科研灣區”，顯然不如稱其為“科創型灣區”更好。就趨勢而言，以矽穀為核心的舊金山灣區以科技創新見長，但以創投為主打的金融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也使其逐步向“綜合型灣區”靠攏。
矽穀灣區，科技公司雲集
在新一輪（第三次或第四次）技術革命、產業革命和中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我國的兩大灣區都將以“科創型”為主要的規劃和建設內容。
粵港澳大灣區的提出，與深圳近年來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地和策源地的成功發展密切相關。
環杭州灣大灣區以上海為主導，上海建設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結果導向，以及杭州在互聯網+和智能化技術方麵的突出表現，決定了中國第二個大灣區也將定位於“科創型”。
作為“科創型”的兩大灣區，將在中國經濟創新驅動、轉型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兩大灣區中的金融資本支撐將助力“科創型”灣區的建設和發展；灣區培育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一方麵依托原有產業基礎轉型升級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麵，它們將逐步成為這兩個城市群的主要產業內容。
今年上半年，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增加值已占其地區生產總值的40%以上；長三角和珠三角日臻完善的交通、通訊基礎設施，為灣區一體化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硬件”保證。
中國灣區經濟的瓶頸與破解
在科技創新、金融支撐、產業互補、交通通訊一體化等驅動因素都已具備或初步具備的條件下，中國兩大灣區的建設和發展還存在哪些瓶頸？怎樣得到破解和解決？這是最近一個時期我在調研中最為關切的問題。
我得到的答案是，第一，自主創新資源不足，甚至嚴重不足。這是深圳最大的國有企業——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下簡稱為“深圳投控”）的主要領導告訴我的。
這家公司自身經過轉型，已經不是一家原來意義上的國有資本投資控股公司，而是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科技園區產業、金融服務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與高端服務產業集群的運營商。
如何在深圳投控旗下的各個產業園區，集聚包括初創企業孵化和新興產業培育的科創資源，是決定未來深圳發展，乃至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關鍵。
但是，在深圳本地，在粵港澳和珠三角，再到中國的其他城市，這些資源都是嚴重不足的，尤其是優質的科創資源更是十分稀缺。
怎麽辦？深圳投控正在加強國際交流合作，逐步在美國、英國、德國、瑞典、以色列等國家和地區，建立科技創新中心和產業投資基金，把科技項目引入深圳，助力深圳和粵港澳科技創新資源的集聚和科創中心的建設。
深圳科創公司聚集，但仍然麵臨優質科創資源不足問題
這位領導告訴我，在高質量人才集中的上述國家設立孵化器和產業園區，我們已經有了收獲。而且，在那裏，科創項目估值往往比較合理，收購研發成果和項目到深圳產業化，將在很大程度上彌補自主創新資源不足的問題。
第二，行政區域規劃與管理體製束縛。（這裏，暫且擱置在粵港澳大灣區遇到的跨境發展的製度障礙、文化融合等問題）
長期以來，中國的城市規劃都是嚴格按照行政區劃的範圍編製的。這一規劃編製方式的優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便於操作，有明確的主導者和行動者；缺點是，忽略甚至割裂了經濟、社會、環境和文化的聯係。
以深圳和上海為例。深圳是粵港澳灣區的核心城市即大都市，它的行政區劃麵積僅1996.85平方公裏，但周邊的惠州、東莞等城市，主要接受其產業轉移和商務合作，就經濟和社會聯係而言，這些城市應當在深圳都市圈的範圍內。
前不久，浙江省批複嘉興市設立“浙江省全麵接軌上海示範區”，這是具有體製創新意義的重要舉措。
江蘇省委書記李強在南通考察時，要求南通充分發揮區位、交通和要素資源等優勢，積極主動接軌上海，增加新的發展優勢，紮實推進長三角北翼經濟中心建設。
但是，現在並沒有能夠體現廣泛聯係和接軌要求的都市圈發展規劃。
長期以來，通過編製跨區域規劃，突破行政區劃的邊界及由此產生的束縛，引領中長期發展，已經孕育了強烈的現實需求，但苦於沒有找到合適的突破口，這方麵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比較滿意的解決。
研究表明，這個突破口可能就在都市圈規劃。都市圈的“圈”不是由行政區劃界定的，而是由經濟、社會、環境和文化等聯係決定的。可以根據相關統計數據和計量模型的測算，確定都市圈規劃的範圍和內容，並由國務院組織編製都市圈發展規劃，並在此基礎上編製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
如果說“規劃引領”能夠得到有效實施，那麽，上述意義上的都市圈規劃就將打破行政區劃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束縛，進而產生積極的作用，如減少土地低效開發，提升中心城市集聚高端要素的功能等。
例如，在東京都市圈50公裏半徑內，基本上是連成片的，按照這個範圍進行（土地）規劃，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土地供應和住房供應，在提高土地開發效率的同時，為高端要素集聚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在“規劃引領”解決區域內相關主體有所遵循的基礎上，還需要在具體落實規劃和推動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以市場一體化為基礎的協調機製。
同時，可以借鑒美國和日本的做法，籌劃成立相關的政府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如日本的都市圈整備局、都市圈整備委員會和美國的紐約區域規劃協會、紐約城市規劃委員會等機構。它們是大灣區形成和發展中的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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