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重新選擇，他不會移民加拿大。
來了這麽多年，就做了兩件事，生娃和離婚。
周建坐在多倫多北約克一棟略顯陳舊的house裏，斜陽透過百葉窗，給原本並不明亮的客廳染了些許淡淡的光。周建點燃了一支煙，煙霧逐漸彌漫開來，他的臉在黃昏中越來越黯淡。
周建說，如果可以重新選擇，他不會移民加拿大。
如果當初沒有移民，周建不會辭去月薪近4萬的工作，不會生二胎，不會賣掉北京的房子，更重要的是，不會在30多歲時就離婚，也不會一步步從中產階層滑落。
然而，生命是一場無法回放的絕版電影。驀然回首，一個個鏡頭從光影中漸次掠過，卻再也回不到當初。
移民
移民那一年，周建31歲。盡管才30出頭，周建已經早早地躋身中產階層。大學畢業後，他一直在北京做醫藥銷售經理，出國前最差的時候一個月也能賺4萬元。
2006年，北京的房價還很便宜，周建和妻子先後買了兩套房，一套位於市區，另一套位於南四環和南五環之間的舊宮。
周建坦言自己當時的自信心爆棚，弟弟缺錢時，經常一給就是上萬，那時他絕對沒想到，有朝一日需要弟弟來接濟自己。周建和妻子偶爾也有摩擦，但互相忍讓下就過去了。
然而，移民改變了一切。
為什麽要移民？無非是為了孩子的教育，為了更清潔的環境、更安全的食品以及更好的保障。如果還有別的原因，可能還出於人對另一種生活方式固有的好奇心。
2007年夏天，周建和妻子辭去工作，舉家遷往加拿大。他們選擇在多倫多落腳，因為“聽說這裏的工作機會比溫哥華多”。事實上，有一半以上的新移民都做出和周建相同的選擇。
度過最初的新鮮勁兒之後，惱人的現實開始浮出水麵：到哪去找工作？繼續從事醫藥銷售是不可能了，周建試圖找份能坐在辦公室裏的工作。通過各種渠道找了整整半年，卻沒有一家公司願意給他offer，無奈之下，周建去了一家搬家公司去賣體力。
但是，僅僅兩個月，周建就不幹了。當搬家工人很辛苦，卻掙著當地10加元/小時左右的最低工資，一個月僅1600加元，按當時的匯率能換大約1萬人民幣。
一些從國內小城市來的新移民，因為移民前工資才3000、4000元，對打labour工的接受度較高。但對周建這樣在國內每月掙4萬的人來說，跨過這道心理門檻就難多了。
人生歸零，周建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被巨大的心理落差包圍。他開始待在家裏，逐漸把自己封閉起來。
離婚
周建想回國，但妻子堅決不同意，而且，孩子喜歡加拿大，也不願回去。
時間在矛盾和猶豫中一點點流走了。對於周建而言，回國發展越來越像一場遙遠的夢。
回去，還怎麽回去？原來的客戶資源都丟了。
周建的妻子，經過一年的培訓後找到一份月薪3000多加元的專業工作，但這並沒有讓周建高興起來，反而增添了他的苦悶。在國內，他比妻子掙得多得多，但出國後卻要靠妻子賺錢養家，兩人的位置完全倒了過來。
周建的話越來越少，和妻子之間的裂痕越來越深。即使妻子因為難以和他溝通而大吵大鬧，他也不怎麽說話。
他得了嚴重的抑鬱症。
周建天天被絕望和痛苦折磨著，他無法再麵對妻子，一次次要求離婚。妻子不想離，用眼淚，用各種辦法試圖挽留這段婚姻，雙方都筋疲力盡。
兩人最終分道揚鑣是在2011年春天。4月是最殘忍的季節，周建眼中的加拿大沒有一點色彩。
賣房
離婚後，周建回了趟北京，賣掉了市區的那套兩居室，把錢換成加元匯給前妻。前妻用這筆錢在多倫多購置了一套公寓，帶著大兒子住在那裏，婚姻破碎的打擊曾令她一度痛不欲生。
還剩下北京舊宮的房子，這是離婚後周建唯一的資產和僅有的家底。提到這套房子，周建落寞的神情摻雜了些許安慰：“房子挺大的，有130多平米”。
然而，周建對2012年做的一個決定後悔不已。
那一年，周建的抑鬱症好了一些，他決定在多倫多做點事。考察了幾個小生意後，他將目標瞄準在小型洗衣店。
為了給洗衣店籌措資金，周建別無他路，隻能選擇賣掉北京舊宮的房子。房子最終的出手價在每平米18000元左右，相比當初購買時的每平米5000多元，已經漲了不少。
將賣房所得的200多萬人民幣現金換成加元後，周建也考慮過在多倫多買個房子住。但橫亙在他麵前的現實很冷酷：如果買房子，就沒錢開洗衣店；如果開洗衣店，就沒錢買房子。
周建最終決定接手一家洗衣店。經過一段時間經營，這家洗衣店每月的純利穩定在幾千加元，足夠養活他自己和小兒子，卻攢不下更多的錢去置業。
在超低利率的刺激下，近五年來多倫多的房價上漲了70%以上，但漲幅比起北京顯然是“小巫見大巫”。周建無論如何也沒料到，經過去年和今春的兩輪狂飆後，他賣掉的北京舊宮的二手房，市價已接近55000元/平米，比他出售時翻了三倍。
損失了500多萬。周建歎了口氣。
這500多萬人民幣，如果按近期的匯率換算成加元，約合100萬加元左右。這些錢，周建在加拿大要工作幾十年才能攢夠。
年逾不惑的周建，目前仍在多倫多租房住。他說，他在多倫多度過的每個冬天，都格外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