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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的討論中，中產的標準就越來越高 中產階級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力軍，也是消費的最大群體，他們生活水平對社會是否穩定起到很關鍵的作用。所以，人們經常會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到底怎樣的人算中產？ 世界銀行采用廣義的“中產階級”分類法，經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日收入超過2美元的人即中產階級。根據此分類法，目前全世界70億人口中，已有超過40億的人達到該中產階級水準。他們中的大多數能買得起一部手機，但是尚未企及能負擔私車的水平。顯然，此常用分類法所定的界線太低。 根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狹義的劃分標準為，收入接近或超過發達國家中等收入者的人，其收入大約為人均年收入31000美元。該收入水平是購買一輛私車所需收入的7倍。世界上僅有約12%的人生活在人均收入超過上述分界線的國家，其中極少有發展中國家。 這個標準換算成人民幣大約年收入20萬元，顯然，這個標準不會被很多人認同，覺得太低。這就引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相關的討論中，中產的標準被定得很高，要麽年收入幾百萬元，要麽北上廣深有兩套房，還不能有貸款。但是，從全國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86元。這樣的人均收入，真的能支撐起中產階級以數百萬，甚至千萬的劃分標準嗎？中國的中產標準真的那麽高嗎？ 高標準似乎得到了數據的支持。清華大學教授李強采用“社會經濟職業地位指數”，即收入、工作、聲望甚至權力，綜合對各階層進行了一個劃分，結論是：中國的上層人口比例為5.62%，中產階層為19.12%，下層為75.25%。在這差不多20%的中產階層中，有73%的人處於和下層接近的過渡、邊緣狀態。換句話說，有超過七成的中產階級，隨時麵臨著滑落到下層的危險。 這個結論，某種意義上看，當然沒錯。中國的階層劃分，由於權利的長期扭曲，涉及到方方麵麵，北京一個年薪50萬元的白領，收入當然算高的，從個人收入排序的話，能占到全國的前百分之一、二，但是由於沒有北京戶口，他屬於以教育控人的對象，孩子有可能不能在北京上學。要麽當留守兒童，要麽去一個很差的學校。這個時候，他就和已在京打工的農民工沒有太大區別。 既然是中產，當然應該是一種體麵的生活，如果說中產為了上重點學校而奔波是一種甜蜜的負擔的話，為了子女接受基本教育而焦慮、奔走顯然不是一種體麵的生活。所以，某種程度上，中國隻有前20%的人群屬於中產的結論也是成立的。因為除了收入，中國人還需要很多東西，比如社會地位、戶籍等等，才能保持一個相對體麵。 但是，無論如何，這在語義上是矛盾的。所謂中產，有一個中字，不管是從收入數量的中位數或者平均數，還是權利的多寡，中，就是指的中間。但是，上麵這個研究結論推出的卻是：20%的人屬於中間狀態，或者，更精確的說，中國人前20%的屬於中間狀態。顯然，語義上的矛盾非常明顯。 在2014年的減稅大戰中，美國民主黨人認為年收入20萬美金以下的為中產，共和黨人則認為低於131450美元的才為中產。也有將25萬以下劃分為中產階級（其中15萬以上為上層中產），25萬以上為富人（約占人口的5%），40萬以上為超級富人的（占人口的1%）。根據不同的劃分標準，美國的中層階級占到一半或者65%。但即便美國最高標準，25萬美元，換算成人民幣，也才170萬的樣子，離不少中國人眼中的中產還差得遠。如果把美國較低的標準拿到中國來，還不到100萬，這就意味著，在美國的中產，拿到中國來，似乎才剛剛及格，立即變為下層了。顯然這是荒謬的。 為什麽會出現這個現象呢。 首先，這也源於人們對現實的焦慮感。中產階級，本是一個數量概念，即一國中占比例最大的中間層，但在一般人的眼中，未必和數值概念相關，而是意味著一種體麵生活。這40年，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是非常快的，資產增值的速度也非常快，階層變遷也非常大，人人都擔心自己掉隊。那麽，維持一個體麵生活，不至於焦慮，就不能僅僅處於人群的中間，而要處於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也就是說，要處於整個人群的前列。 何謂前列，沒有具體標準，超過平均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標準，但是，在貧富分化嚴重的中國，超過平均，在資產上卻是一個很高的數字。2014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在數據發布之初，中國城市戶口家庭平均資產247萬元引起社會質疑，而家庭資產40.5萬元的中位數卻沒有得到重視。主持調查報告的西南財大教授甘犁表示，中位數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的資產狀況。隻有14.3%的家庭資產超過了247萬的均值。 其次，這源於係統性的抽樣偏差。所謂係統性偏差，是指由於違反了抽樣調查的隨機原則而導致的代表性誤差。作為一個大眾話題，大多數人談到中產標準的時候，都不會用搞學術的那一套方法，查數據、做分析、拋出偏差，而隻是從自己的觀察與感受中得到結論。這就極大的可能出現係統性偏差。 什麽樣的人會討論中產？流水線上的打工妹不會，整日工作在田裏的老農也不會，會討論中產的，隻有中產本身，甚至是中產的那些有文化、會社會觀察、參與公共討論的人。這部分中產，一定程度上，在中產中都屬於條件較好的。那麽，從這群人的社會關係來看，觀察到的，就是與自己差不多的人群。他們的朋友圈中，不會有餐館的服務員，流水線上的打工仔，種地的農民，那麽他的觀察抽樣，就已經出現了係統性的抽樣誤差。 而且，基於社交媒體的不可避免的特性，觀察到的往往是幸福、炫富。朋友圈中，人們會發在國外的海灘上度假，但絕對不會發旅遊的費用是分期的；會炫耀一個名牌的包包，但卻會不會發這個包包用掉了自己一個月的工資；會發自己寬敞的房子，但不會發按揭都在靠父母支持。這個時候，係統性的偏差就進一步加大了，變為了社交關係與社交媒體展示的兩種偏差。 如果說抽樣偏差形成了偏見，那麽反過來說，偏見本身是帶有階層性的。偏見本身就是一種自己所在階層的標誌。簡單的說，一個人歧視農民，那麽，他多半有城市戶口；如果高喊“你窮你有理？”那麽肯定不是一個窮人。 所以，哪怕一個人的判斷、結論是錯的，存在係統性偏差，但也反映了這個人的社交圈子。一個人即使沒有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但也會下意識的通過選擇一個更高的立場、視角偏見來向周圍的人顯示自己的社會階層。如果一個人的判斷是，中產的標準是北京兩套房，年收入200萬，那麽，就在暗示他自己的財產狀況，退一步，即便他沒有那麽多財產，那麽多收入，他的見識如此，他的偏見如此，多多少少也表明他也身處這個圈子。而另一個人，他認為中產隻需年收入10萬，這很可能表明他的收入如此，他的朋友圈中的大多數人也是如此。 當人們談到中產這個話題的時候，未必意識到自己給出的標準，受到這麽多因素的影響，但影響卻是客觀存在的，於是，在大家的討論中，中產的標準就越來越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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