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的最大威脅：革命的風險(圖)
湧入大城市的大量農民工淪為新的赤貧階層，成為潛在社會不安定因素（圖源：VCG）
曆史往往是很微妙的。
中世紀教廷嚴厲敲榨下的北德意誌農民是教廷的忠貞信徒，但到了十七世紀，他們卻成了教廷最堅定的反抗者；路易十四時期被君權壓製的法國民眾是難以想象的恭順，但到了路易十六時期，他們卻變成了無可遏製的暴民；沙皇俄國農奴時代被舊製度盤剝的俄國民眾是如此的不關心政治，但到了1917年俄國最開放的時候，他們卻變成了任何政治革命最激烈的擁護者。同樣類似的事情，在1848年的歐洲、1911年的中國、1930年的歐洲、1989年的俄國不斷上演著。
那麽，到底是什麽原因，竟使得傳統上能夠有效維持統治的舊秩序，不但難以阻止社會動蕩的發生，反而在革命的洪流麵前，變得脆弱不堪、一擊瓦解呢？
要理解這個問題，就必須理解舊秩序能夠維持下去，其所依靠的政治基礎。
路易十四統治法國的主要力量來自於教士和貴族，這兩個階層的對民眾的思想影響力和自我政治經濟動員組織能力在路易十四時期是相當強大的；滿洲帝王統治中國則依靠中國士紳的支持，該階層幫助滿清帝王撲滅了鋪天蓋地的太平天國火焰；沙皇俄國統治俄羅斯的主要力量來自東正教和貴族，兩者在農奴時代的政治能量和組織能量，也是俄國其他階層所難以項背的；蘇聯共產黨統治俄國的主要力量，則是龐大國有企業福利體係照拂下的城市工人階級（中國類似）。
不過，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階層的演進，這一切慢慢發生了變化。
舊秩序下，新的失意者大量出現
任何舊秩序的崩潰，都離不開經濟發展或者社會突變之下，新失意者的大量湧現。這些新失意者無疑是最不滿的社會階層，曾經的美好生活如同火焰一般痛苦地灼燒著他們的神經，使他們迫切希望改善當前的境遇。而且，由於他們無法在穩定的社會規則下看到改變的希望，他們便會致力於使用一切激進手段毀滅秩序。
法國大革命之前，大量的自由農民從安寧祥和、枯燥單調的農村湧入城市，由於缺乏城市中的基本生活技能，他們被迫從體麵的農民淪為城市中的赤貧階層（根據檔案統計，這些人大約4/5的收入用來購買食品）。這些人在法國大革命中是激進的雅各賓政權最堅定支持者，也是最殘忍的暴亂分子。
1861年，俄國宣布《農奴解放宣言》。這使得大量農奴，從世世代代依附貴族、並以固定模式勞動繁衍的農奴身份，一躍為自力更生的“自由人”。
1861年，俄國的農奴改革，並沒有緩解俄國的政治危機。農奴一下子變成自由人，卻難以適應。他們大多數一貧如洗，要麽在農村自生自滅，要麽到陌生的城市當包身工，從而淪為新的伶仃人階層，遊離於正常的社會秩序之外。在隨後的曆次俄國社會動蕩中，這些新的伶仃人階層，都是騷亂的主要力量。
辛亥革命中的反清軍官，大部分來自於朝廷衰敗之後，找不到出路，被迫留洋求仕的失意讀書人。清朝科舉製度的衰敗與最終廢除，實際上使得清廷與底層士紳階層曾經牢固的利益紐帶，徹底崩裂了。清廷在激怒了舊盟友的同時，又增加了致命的敵人。當時的普通革命參與者如蔡鍔、張振武、藍天蔚、閻錫山、蔣介石等的成長軌跡，實際上大致相同。
一戰結束後，大量軍人從戰爭中最受尊重的階層一下子淪為被歧視的對象，從而成為各國的不安定因素，為新的動蕩撒播了火種。德國納粹黨、法國火十字團、意大利法西斯黨、英國法西斯黨的中堅力量即來自於這些軍人，包括希特勒、戈林、羅姆、墨索裏尼、拉·羅克等領導人，也屬於這個階層。
抗戰期間，為支持軍費而引發的通貨膨脹，也讓戰前國民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工薪階層在戰爭中變為其重要反對者，更使得抗戰前被邊緣化的共產主義思潮得以深入人心。仔細查看聞一多、朱自清等大學教授在戰爭前後的收入情況，他們對蔣介石態度從擁護變為抵製的原因，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蘇聯國有企業大量破產之後，曾經的體製擁護者市民工人階層，在失去福利保障之後，變成秩序的反對者。
80年代末，由於石油收入銳減，財政崩潰的蘇聯政府，無力對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繼續予以補貼，國企大量破產，大量前蘇聯國企工人在喪失了曾經優越的生活福利之後，生活陷入貧困，並成為蘇聯政權的堅定反對者。
當代中國大量的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湧入大城市，尋找工作機會，麵對高昂房價，淪為新的赤貧階層，這實際上是相當大的潛在社會不安定因素。
傳統的國企工人，在失去體製利益後，變為新的失意者，逐漸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
新的有產階級崛起，往往因為迫切需要政治權力保障自身所得，而反對舊秩序
經濟大發展之下，不同於傳統既得利益者的新興有產階層，往往會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然而，他們卻在舊秩序體製下備受輕視，也無法有效保障自身財產安全。於是，新興的有產者必然迫切尋求獲得政治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本應是秩序維護者的“新興”有產階層，也會成為“舊”秩序的敵人。而這些有產者，往往也會成為革命的發動者和資助人。
英國清教徒控製的議會下院之所以發動反對國王的戰爭，就是因為國王查理一世的貴族階層，不停地以各種名目對新興商人、鄉紳、律師等非貴族的有產階層，無節製地征收稅負。這激起了擁有強大經濟動員能力之新興有產階級的武力反抗。
美國獨立運動的主要動力，來自於北美殖民地的莊園主、茶葉商人等有產者希望免於被英王無休止的征稅，試圖通過獲取政治權力，從而保障自身財產。
法國大革命的序幕——網球場宣言。新興有產階層醫生、商人、律師等在此宣布，將建立保障自身財產的法律和政治製度。
“第三等級是什麽?是一切，是整個國家；第三等級在當前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麽?什麽也不是；第三等級要求什麽?要求取得某種地位。”——西哀士（法國大革命重要推動者）
法國大革命之所以爆發，離不開商人、醫生、律師等新興有產者的推動。革命前的法國新興有產者，盡管已經成為法國各階層中，最有經濟力量的階層，但是在舊秩序下，由於貴族、教士特權地位，使得新興有產者難以維護自身經濟利益。這使得新興有產者最終必然走向舊秩序的反麵。
清朝滅亡的導火索——保路運動的推動者，即來自於商人為代表的新興有產者。清王朝將股份鐵路國有化的等武斷措施，使得這些人逐漸意識到，清廷的舊秩序已經成為他們保障自身經濟權力的障礙。
現代中國的新興有產者，掌握了巨大的經濟資源，他們也是目前法製社會和政治改革的最主要推動者。
舊秩序主要支持者力量的萎縮，以及組織能力的瓦解
與新失意者和新興有產階層同時出現的，是舊秩序傳統支持者力量的逐步萎縮和瓦解。
舊秩序支持者經濟動員能力的不斷萎縮：
英國內戰和法國大革命前夕，伴隨著傳統農村經濟的不斷邊緣化和商業經濟的大發展，依附於農業經濟的大貴族和教士們的政治經濟動員能力，相比於新崛起的商人、金融家等新興有產者，已經喪失了優勢，這也是英王查理一世和法國路易十六不得不向新興階層，頻繁尋求經濟支持的原因。同樣類似的是，蘇聯解體前夕，隨著私營經濟的壯大和國有企業的迅速解體，蘇聯政府的經濟實力和政治能量，也變得相當有限。
舊秩序社會控製能力的不斷瓦解
事實上，舊秩序衰弱，不僅僅體現在經濟實力對比上，更體現在對民眾的控製力上。在法國大革命前夕，大量湧入城市的自由農民，脫離了宗教氛圍根深蒂固的農村，來到了城市的貧民窟，擺脫了教士的精神影響，成為政治上不可控的人群，並逐漸受到了雅各賓黨人暴亂思想的影響；在俄國，新遷入城市且生活在都市邊緣的俄國農民，不再有曾經的農村東正教洗禮，也成為布爾什維克招攬的對象；蘇聯的國有企業體係崩潰後，大量的前國企工人成為不折不扣的自由人，不再受曾經強有力的黨組織控製，逐漸被各種各樣的其他意識形態所支配。
這些現象的出現，使得舊秩序對民眾的控製，不斷衰微，直至失去對社會的管製能力。
抗戰期間，中國社會結構崩潰，大量家庭瓦解，民眾流離失所，淪為伶仃人，這使得戰前相對有效的士紳宗族政治體係，陷入瓦解。
宗教逐漸成為底層大眾的選擇，實際上是政府統治力量在基層衰退之後的必然結果。
與動亂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曆次大革命時期，在那些經濟社會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或者說受變革影響較小的地區，舊秩序依然能夠良好地發揮作用。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傳統的法國農民在教士與貴族的良好動員下，依然是國王路易十六最堅定有力的支持者；在俄國內戰期間，俄國農民則在東正教和舊貴族的組織下，頑強地為舊秩序與革命者殊死惡戰；而前蘇聯解體的時候，偏遠的中亞地區加盟共和國民眾，則希望繼續維係蘇聯的統治。這些令人吃驚的類似，並不是一種偶然。
總結
事實上，政治的改革與革命的發生，往往都是隨著經濟發展出現的新問題，在政治上的自然反饋。
舊秩序統治力量的強大或者弱小，並不是由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的性格決定的，也不是受斯大林和戈爾巴喬夫的手腕而影響的，而是由舊秩序依附的政治根基來決定的。舊秩序的瓦解是其所依附階層的政治經濟實力不斷衰退之後的必然結果。
因此，一個真正優秀的秩序體製，往往是這樣的：它將猶如一塊隨時吸水的海綿一般，隨時能夠吸附新興有產者進入體製，使之成為體製的政治利益既得者，從而無限擴展自身政治經濟動員實力。（畢竟，有產者永遠是渴望秩序的，任何有產者本質上都是秩序維護者。）而這也是宋朝的科舉製度和英國的下院製度，能夠使秩序穩定的關鍵所在——動態地擴展自身統治基礎，並可以隨時代的變化而無限延生。
曆史的教訓，不可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