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辱母案二審 輿情下的民意背離

山東辱母案二審 輿情下的民意背離 

2017-05-28 星火財經記者聯盟

近年來被社會聚焦的諸多案件，最後的處理結果大多與民意相悖，這儼然已經漸成官方與民意之間無法彼此諒解和釋懷的僵局，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在雷洋案、賈敬龍案之後，曾經轟動一時的山東“辱母殺人案”公布二審結果——又一次與民意悖離。

北京時間5月26日，山東檢方公布處理“辱母殺人案”中對警察的處理結果：不予刑事立案。檢方認為，涉案警察並不構成玩忽職守罪。

輿論則認為，在此案中，由於執勤警察在現場並未有效製止11名討債者對一對母子的人身侮辱，造成了當事人於歡（兒子）為維護另一個當事人蘇銀霞（母親）的尊嚴和自己的生命安全，刺死1人、刺傷3人的事實——涉案警察已經構成了玩忽職守罪。

山東辱母案的輿論喧囂背後隱藏著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

分析指，官方屢次無視民意的結果，隻能被民眾理解為是“權力的傲慢”。民眾眼中的“法理層麵的公平正義”變得無處可尋，甚至引發“民眾對待政府的不信任感”。在中國社會結構中，民意與官方之間的疏離更傾向於在利益上表達不同訴求，這也悖離官方一貫宣稱其“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說法。

“糾結的”民意

自媒體時代的來臨，似乎給了輿論關注社會焦點話題時，選擇範圍更大的平台。

山東“辱母殺人案”，發生在2016年4月14日。2017年2月17日，當事人於歡被山東地方法院判定故意傷害罪名成立、判處無期徒刑。2017年3月，媒體《南方周末》報道此案了此案，但真正引起輿論嘩然的是該報道在自媒體平台上的傳播。

媒體在黨眼中是為“黨的喉舌”，而自媒體卻不遺餘力地展示民眾自己的態度和聲音——對山東“辱母殺人案”的點評，又一次成了民意釋放的機會。

不過，觀察人士稱，盡管“案件中事實清楚，當事人動機明確”，輿論也一邊倒地認為“辱母殺人案”中“當地法院對於歡的判決過重，而警察的不作為構成了‘玩忽職守罪’”，這些依然不會改變官方對此事的判決——在過去的雷洋案和賈敬龍案中，官方並沒有勇氣正麵回應民意。

雷洋案和賈敬龍案被認為是無視民意存在的典型案例。

雷洋案是2016年5月7日晚在北京市昌平區發生的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官方公布的雷洋的死亡原因並沒有得到民眾的信服，而案件中，涉案警察與雷洋死亡之間存在的聯係至今仍是“待解之謎”。

民意曾試圖弄清雷洋的死因而沒有得到清晰的答案，而在賈敬龍案中，民意又試圖挽救一個農村青年的生命也最終遭遇失敗。

1986年出生的河北省石家莊市北高營村村民賈敬龍，因自己居住的房子被強行拆除，而失去了婚約和未婚妻，盛怒之下，用射釘槍殺死了村委會主任（村裏的最高權力擁有者）。包括法學界人士在內的民眾希望法院能考量所有的案件細節，保留賈敬龍的生命，但官方還是執行了對賈敬龍的死刑。

批評人士指，官方麵對“糾結”的民意，傲慢地用法律拒絕了各種聲音的“幹涉”，甚至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在互聯網上設置“關鍵詞”，屏蔽和阻止民眾的討論。這更像是“利益集團”的行為，而並非像一貫宣稱的“是代表最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

誰的“挑戰”？

山東“辱母殺人案”中，民意的消解與官方意誌的“不可撼動”，讓輿論重新考量中國社會架構中各方的利益訴求的平衡點究竟在哪裏？

小編曾指，民眾不信任感與日俱增，這種不信任感疊加之後在輿論場上就體現為出現大量對於中國命運和未來的哀歎，如何通過作為贏得更多的“信任感”，是擺在政府前的挑戰。

政治觀察人士認為，“辱母殺人案”並非是民意的挑戰——拯救當事人於歡，懲處不作為的警察，這實際上是官僚們麵對的挑戰。忽略民意的存在，就意味著失去民眾的信任。

也有團隊記者認為“於歡案中存在著諸多法律漏洞，在很多方麵都喪失了法律的威嚴性，從而才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並指，“社會的進步，恰恰表現在法律和道德正義這兩條線日趨一致，彌補法理與人情之間出現的罅隙，懲惡揚善而非逼良為娼，當法律的製定執行令人感覺到公平正義，中國社會才稱得上一個真正文明的社會。”

分析指，民意對社會近年來出現的焦點性案件的情緒釋放，並不是幹涉現行法律的執行，或是有“以民意取代法律審判”的企圖。事實上，在法律不能彰顯公平和正義之時，民意所能做的“隻是在提醒官方的行為應該更加謹慎”。

華東政法大學法治中國建設研究中心負責人童之偉的觀點，他認為，從檢方調查和公布的事實來看，對涉事警員的處理並無不當，這起案件與“雷洋案”不同，沒必要放在一塊兒比較，而部分民眾的情緒則是社會官民對立現狀的一種反映。

有觀點人士指，既然官方認為自己和普通民眾的利益是趨同的，而民眾原本也無條件地信任官方，通過“辱母殺人案”可以檢驗雙方之間如何能夠實現“相向而行”，究竟是否值得被“信任”也是官方無法回避的話題。

本文由星火記者聯盟（微信ID:cctv11227)供稿，於無聲處聽驚雷，敢講話、講真話，是財經愛好者不可多得的內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