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經發在本人參與編輯的公號“全球眼”上。今以未刪節全文紀念該號第一次關小黑屋。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單位曾經兩次給我分配住房，兩次都住進筒子樓。這種樓房的結構特別簡單，磚混結構，隻有兩層。每層樓以一條寬闊的走廊為軸，住房在兩邊對稱分布。每一戶房子都隻有一個開間，大小有15平米左右（也有不到10平米的單間）。這種房子的典型特點是挑高極高，有的高度達到3.2米。但是牆壁極薄，隔音保暖效果不好。廚衛都是公用的，位於走廊的兩端。走廊根本沒有自然光線透入，即使在白天也陰暗無比。
這些房子大多在五六十年代修建起來的，已經有相當的年紀，走廊上到處是脫落的牆皮以及裸露的各種電線。在1990年代這種房子一般留給剛剛畢業分配工作的單身職工。後來因為整體上住房的困難，很多單身職工結婚之後仍舊住在筒子樓裏。既然成家立業，鍋碗瓢盆不可或缺，於是他們紛紛占據走廊的一角，點燃爐子，入夜時就著昏黃的走廊路燈做飯。我對這種生活方式記憶猶新，因為有兩件事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同一棟樓的一戶人家用電爐子做飯，因為電氣老化引發了火災，好在沒怎麽燒起來就給撲滅了。另外一次就是對門的一個小媳婦大清早起來點燃煤氣煲湯。南方人習慣把煲湯的瓦罐放在文火上煨幾個小時。結果那天不知道是瓦罐質量不行還是火開得太大，最後瓦罐居然燒裂了，裏麵的湯水流了一地，整條走廊上都是香噴噴的湯味兒。
這就是我印象當中的“筒子樓”，有些地方稱為紅磚樓。工作幾年後到了北京，發現除了紅磚房，還有灰磚房，僅顏色不同，外表上樸實到了呆板的地步。北京的紅磚樓樓層稍多，一般都在四層左右，房間裏有暖氣片，其餘跟南方的同宗區別不大。寒冷的冬夜裏，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從被子裏跑出來哆嗦著去公共廁所。以後知識見長，才知道發明筒子樓並非中國特色，而是原版引進於蘇聯時期，真名叫做“赫魯曉夫小樓”。這是1953年到1964年赫魯曉夫擔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時候推動建設的一種住宅樓，其最主要的目的，無非是先把人裝進去再說。至於住的質量如何，讓更有智慧的下一代領導人解決。因此出現了帶公用廚衛的“筒子樓”。
關於“筒子樓”的最早出現，我的朋友，在大學裏講授建築設計的楚教授曾經給在微信上給予本人以極富權威的科普，茲引用如下：
“筒子樓這玩意最早我記得是美國鬼子他們搞出來的。具體要查閱王受之或者陳誌華的世界現代史或者建築史。二戰（結束）背景下需要要大量重建（住宅），現代主義大行其道。原有各式建築費時費工造價過高，以至於現代主義作品發展到後期，提出功能大於形式的口號，最後發展成所謂國際式，代表就是筒子樓。”
謝謝楚教授。可惜我一直沒怎麽認真看王受之或者陳誌華的建築史。現在看不進書。
本文發出來後，楚教授又專門進一步解釋道：
確切的說，是德國的先鋒建築師，跑去美國發了家，壯大了現代主義，幹掉了美國本土芝加哥學派。然後，跑去歐洲玩了一下集約化住宅。俄羅斯人一看，便宜呀，抄著密斯凡德羅的國際式，嘩啦啦建吧。中國小兄弟一看，不錯喲，便宜，簡單。咱們更加節約點，一間屋子15平米算大的啦。工人階級嘛，反正不開火，大食堂，廚房，不要啦。廁所，你們這幫泥腿子，一直蹲茅房，樓裏麵有公用的，可以啦。然後 嘩啦啦，筒子樓出來了。
?
我就“赫魯曉夫小樓”向俄羅斯人求證，有人認為本國的原版赫魯曉夫小樓一般隻有兩層。大概是我遇到的俄羅斯人都太年輕，蘇聯是否後來推出了改良版“筒子樓”（據說都帶有獨立的廚衛）卻無法證實。但我曾經住過的中國“筒子樓”倒是真有改良過的。基本的做法是在走廊兩側垂直加修兩排僅起廚衛作用的小單間，把原來單調的“一”字形樓房變成了“H”。筒子樓裏每家都分到一個小單間，早上起來不用去搶占衛生間了，但是冬天的半夜還是得哆嗦著起夜。
維基百科（英文）的Khrushchyovka詞條大致解釋了一下“赫魯曉夫小樓”的來龍去脈。它的存在可能跟我的理解還有一點差異。其一，樓層一般是五層，這是省下電梯建造費用後蘇聯建築師們能夠允許的最高民居樓層。其二，走廊兩側一戶可能是一間房，也可能是兩間，最多三間。每戶都有自己的廚衛。但是每套房子裏住的不止一家，自然廚衛還是公用。第三，為了節省空間，浴室裏的浴缸縮水，隻夠一個人坐著。第四，設計師曾經打算把蹲式馬桶直接安裝在淋浴頭的下麵以節省空間，這個設計沒有被通過。
近兩年我有機會到基輔和莫斯科出差。本來懷著美好的念頭想要重溫一下赫魯曉夫小樓的生活，緬懷一下蘇聯人民在紅色帝國的年代裏如何在狹小的廚房裏搞派對，唱歌吟詩，或者偷偷說一些領導人的笑話。但是尋找的結果讓人失望，這兩座城市市中心基本上沒有看到“赫魯曉夫小樓”。據說一棟這樣的小樓的設計使用壽命僅有25年。或許是這些房子已經的確年久失修，或許是另外一個原因：勃列日涅夫大樓取代了“赫魯曉夫小樓”。
說起“勃列日涅夫大樓”，這才是我在基輔和莫斯科最常見的民居式樣。在波蘭首都華沙南部的舊城區也可以看到許多這樣的大樓。這些樓房在整體結構上跟“赫魯曉夫小樓”非常相似，就是以一條走廊為軸，走廊兩側是單門獨戶的套間。不同的地方有幾處。首先走廊的寬度縮小，變得狹窄。其次這些單門獨戶的套間有獨立的廚衛。每個單獨的房間都不算大，大的約有十幾平米，小的有七八平米，總麵積大約在50-80平米之間，以兩居室到三居室為多，有非常小的儲物室，內嵌式衣櫃，帶開放式陽台，房間挑高明顯比“赫魯曉夫小樓”要低。“勃列日涅夫大樓”在十數層到數十層高度不等，樓下有商店、運動場和公園。但以我在基輔看到的情況而言，這些大樓以及公共設施缺乏維護，水泥地麵大多已經裂開，綠地裏長滿野草，運動場上的運動設施也已經鏽跡斑斑。此外，房間的設計也遠遠算不上合理。走廊北側的住戶在冬季遇上采光不足的問題根本沒有解決的可能。
“勃列日涅夫大樓”是在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執政晚期，也就是蘇聯的實力達到巔峰時期的建築作品。在基輔和莫斯科，可以看到大部分公共建築和高級公寓與普通民居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反差。公共建築大多是帶有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大樓，外表厚重結實，裝飾有希臘風格的各種柱頭。內部則高大寬敞，大量使用木地板、木牆板、地毯和壁毯，相當奢華。但是普通百姓的居住卻無此好運。如果需要深入理解的話，恐怕還得從曆史找原因。
蘇德戰爭之前的斯大林時期，蘇聯實現了快速的工業化，從1927年到1940年，蘇聯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萬，而1940年蘇聯總人口不過1.7億。快速工業化的結果就是大量人口湧進城市。當時的建設重點是重工業，任何關於民生（例如住宿）的問題都放到最後解決。戰後，蘇聯遍地瘡痍，在住宿問題上也隻是優先解決有無。至於蘇聯人民和現今俄羅斯人民所津津樂道的夏季“別墅”，雖然在戰後也大量湧現。但是這些夏季“別墅”大多是私人在郊外搭建，建築質量不一，外形難看，缺乏維護，常常水電氣缺缺，僅供周末消夏而已。
戰後城市化的進程在赫魯曉夫時期延續，住房長期成為蘇聯時期人們頭疼的問題。現在，斯大林時期的民居已經不易尋找，但是赫魯曉夫上台後為了改善百姓的住宿問題，大量修建筒子樓這樣的住宅，說明當年這個問題解決得並不好。但是筒子樓似乎也沒法解決問題，因為它沒有很好地考慮到隱私。最後“勃列日涅夫大樓”的問世成了勃列日涅夫本人鼓吹的“發達社會主義”象征。然而在莫斯科雄厚凝重的特維爾大街高級公寓這樣的建築映襯之下，反而突出了蘇聯時期嚴重的社會不平等。
“勃列日涅夫大樓”的出現算是體現了當時領導人試圖解決不平等的一種努力。但實際上它又製造了新的不平等。並不是所有人都能住進“勃列日涅夫大樓”。在分配住房的時候能夠得到一套大樓裏的房子，往往帶有某種特權和身份的意味。美國記者羅伯特·庫倫蘇聯時期曾長期駐站莫斯科。他在紀實報道《輯凶分隊》裏描述過1983年蘇聯南部工業城市羅斯托夫民警局裏一名中尉偵查員的申請住房過程。他寫道：“過去幾年裏，羅斯托夫的其他新區相繼用國家的房屋投資建起了一批20層的家屬樓。這些建築很難看，建築質量低劣，但至少有中央供暖和室內廁所……幾乎每一新住宅都有好幾個人申請。”庫倫描述的這位中尉偵查員用了七年的時間都沒有申請到新居。最後，上級準備分配給他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時，中尉以接受任務換來了住房。?
想要完整觀看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民居，尤其是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精英民居，最合適的地方應該是位於基輔北部四小時車程的切爾諾貝利。在這裏，廢棄的普裏皮亞季小城是當年的典型蘇聯精英住宅樣板。它是在1970年代中後期建設起來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配套設施。這所五萬人口的小城裏的主要居民全部為核電站員工及其家屬。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是整個國家不可或缺的技術人員。在這座廢棄的小城裏，十幾層乃至20層的高樓全部是典型的“勃列日涅夫大樓”，均有電梯以及暖氣。建築質量也不是如羅伯特·庫倫所描述的那樣“低劣”。普裏皮亞季從1986年成為“廢城”。2014年我去參觀的時候已經過去28年，外表上依然堅固無比。它的外觀和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大樓”一樣毫無區別。但它的配套設施遠遠比莫斯科或者基輔的大樓全麵，從音樂廳到拳擊館，從遊泳池到醫院，一應俱全。對於一個五萬人口的城市來說，它所擁有的五層樓醫院甚至奢侈得有點過分。或許這才是列寧當年所描述的“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這一美妙願景的具體呈現。
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這樣的“勃列日涅夫大樓”仍舊在基輔和莫斯科大量存在，恐怕隻能說明前蘇聯國家的基礎建設停滯不前，距離本應該有的美好願景越來越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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