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到主體民眾拋棄之後，這個國家（政治地區）、這個聯盟的統治集團也必然垮台崩潰而不可能指望受惠於他們的其他族群鼎力支持，因為在他們政策下“多鬧多得”的族群隻是把他們當作不勞而獲汲取不成比例政治經濟資源的工具，而無論個人還是群體，都不可能對自己能夠呼來喝去、用以不勞而獲攫取資源的工具產生任何忠誠，隻可能用完之後棄若敝屣，而形形色色的優惠扶植政策隻是增強了他們汲取的能力與胃口。
一旦依靠部分真實構建起來的多元文化史觀和相應政治觀主宰社會，使得各少數族裔不是靠認同主流文化傳統而贏得上升渠道，而是依靠認同不同於主流文化傳統的少數身份而更能贏得上升機會，美國社會的統一能力也就開始動搖了。受逆向歧視、擔憂國家性質根本顛覆的美國傳統主體民眾大批拋棄“政治正確”的“建製派”政客，轉而支持特朗普，實不足為奇。
當今中國潛在的起飛夭折風險，可能性最大的突破口就是民族宗教問題，特別是某些宗教勢力從後門進入、甚至在腹心引爆“顏色革命”的風險。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宗教勢力“顏色革命”的直接打擊尚無法全麵顛覆黨和政府，但由於宗教勢力擴張而引起的主體社會信心流失、認同轉移，倘若不能扭轉，卻足以給黨和政府帶來無法挽回的毀滅性損害。
縱覽2016年全球政治發展，英國脫歐和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國大選中橫空出世，堪稱最引人矚目、最出人意料的“黑天鵝”現象，很可能給國際政治經濟走勢帶來深刻的長期影響。總結提煉這兩大“黑天鵝”現象，其最大共同點可以歸納為“主體民眾拋棄政權”。
在英國脫歐案例中，遭到拋棄的“政權”是歐盟這個國家聯盟；在“特朗普現象”中，遭到美國傳統白人中產階級、最認同美國國家和傳統美國價值觀的少數族裔——亞裔（特別是華裔）大麵積拋棄的是長期把持政治舞台的“建製派”，共和黨和民主黨皆然，而且在競選進程中，不少拋棄者的情緒有向否定整個美國政權體製發展之勢。
與此類似，台灣當局馬英九領導下的國民黨各級政權被長期一直構成國民黨基本盤的藍營選民拋棄，以至於在這兩年的台灣地區各級選舉中全麵崩盤，麵臨奪取權力上台的民進黨“淩遲”。
放眼更大曆史跨度考察，蘇聯解體和哈布斯堡王朝覆亡是更加典型的“主體民眾拋棄政權”現象，因為由此而解體覆滅的不僅僅是一個政黨、一個跨黨派政治精英集團，而是有數百年曆史的實實在在的國家實體。中國大陸同樣存在類似風險，總結國內外這一現象的經驗教訓，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逆向歧視導致主體民眾拋棄政權
何謂“主體民眾”？對於一個國家（政治地區）而言，人口、經濟、文化占優勢的多數民族是其主體民眾，這樣一個多數民族通常是這個國家的創建者、主要建設者和保衛者；對於一個國家聯盟而言，其骨幹成員國國民構成其主體民眾；對於一個執政的黨派、運動等政治力量而言，在這個國家/地區不占少數且構成其傳統支持者的群體構成主體民眾。
審視英國脫歐、蘇聯解體、哈布斯堡王朝滅亡、國民黨土崩瓦解麵對“淩遲”，以及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異軍突起，不難發現，在這些案例中，失敗方和遭遇挑戰方都是因為遭到了主體民眾主動拋棄；而按常理來說，這些主體民眾本來應該是失敗方天然的、長期的支持者。
在當地時間2016年6月23日舉行的英國“脫歐”公投中，由於正反雙方都開展了充分的宣傳動員，通過脫歐表明這個歐盟支柱國家的主體民意拋棄了歐盟。分析投票情況，由於以下兩個因素更有利於留歐派，脫歐派在英國全民公投中的勝利優勢實際上大於統計數字所顯示的約4個百分點（52%對48%），因此，可以判斷，脫歐派在這次全民公投中比較充分地代表了英國、特別是英格蘭的優勢民意。
首先，公投前夕留歐派女議員遇刺身亡，給留歐派增加了不少同情票。
其次，公投當日英國各地普遍大雨滂沱，對脫歐派比對留歐派投票妨礙更大。因為留歐派多數集中在倫敦這樣的大城市，而脫歐派在鄉村、中小城市優勢更大，留歐派集中的地方人口和投票點密集，去投票更便利；脫歐派聚居的地方人口和投票點相對稀疏，去投票沒那麽便利，相對較低的收入也妨礙了一些脫歐派選民在雨天出門投票。
有鑒於此，此次英國全民公投通過脫歐，其意義不可低估，因為這是歐盟這個國家聯盟的第三支柱國家（德、法居前兩位）多數民意通過脫離聯盟，而且這個國家的主體民族英格蘭人讚成脫離聯盟的比例還高於整體比例；換言之，是歐盟第三支柱國家及其主體民族拋棄了歐盟。在英國脫歐派勝出後，荷蘭、法國、意大利等國舉行脫歐公投的呼聲頓時高漲，而這些國家本來都是歐共體-歐盟的骨幹國家，甚至還是當初歐洲共同市場的初始發起國，更讓人看到了本該是歐盟基本盤的民眾對歐盟已經何其離心離德。
美國賴以立國的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和種族基礎，WASP（白種盎格魯-撒克遜基督徒）長期是美國社會當仁不讓的中堅，愛國主義精神一向濃烈。近幾十年來，有兩種關於美國特性的“政治正確”說法在美國社會、乃至美國國外頗為流行，第一種說法是聲稱美國是一個移民(專題)之國，第二種說法是說美國特性僅僅界定於一套政治原則，即“美國信念”。
然而，正如塞繆爾·亨廷頓所指出的那樣，這兩種說法不過是不完全的真理，即隻有一半符合真實情況的說法，雖然比完全的假話更能誤導他人，畢竟並非完全真實。在美國曆史的大部分時間裏，多數美國人都不是對移民持友好態度，也不曾認為自己的國家是“移民之國”；美國不是一個移民之國，而是一個盎格魯-新教定居者建立的定居者社會，是定居者先創建了美國，然後移民才來到美國；18世紀末美國的人口爆炸主要並非吸收移民所致，而是來自本土人口異常之高的出生率。美國能夠順暢地吸收大量移民，關鍵在於它作為“熔爐”同化移民、使新移民接受WASP文化與價值觀的能力；而在所有非白人少數族裔中，總體上又以被稱作“模範少數族裔”的亞裔（特別是出身儒家文化背景的中日韓越裔）最認同美國國家和傳統美國價值觀。
早在2016年11月8日美國大選選舉投票之前，筆者就曾不止一次在《21世紀經濟報道》專欄等公開文章中指出，特朗普本屬美國政界局外人，其政見言論幾乎全方位對抗近幾十年來日益擴張的“政治正確”觀念，但恰恰是這些“政治不正確”言論見解為他在美國傳統白人中產階級和亞裔中贏得了廣泛人氣，長期把持政治舞台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建製派”在美國傳統主體民眾中遭到大麵積唾棄。無論特朗普在這場美國多年來最無底線選戰中最終勝敗如何，被他打破的眾多“政治正確”禁忌蓋子已經無法複原了。
不僅如此，美國傳統主體民眾拋棄“政治正確”的“建製派”趨勢並非始於特朗普現象，而是幾年前就開始了。2014年6月，美國國會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埃裏克·坎托（EricCantor）在黨內初選中敗給名不見經傳的經濟學教授大衛·布拉特（David Brat），震撼美國社會。因為坎托的優勢實在非常突出：從1992年起就一直擔任弗吉尼亞州眾議員，2001年起一直擔任聯邦眾議員，在眾議院地位僅次於議長博納，社會各界普遍看好他將接替博納的眾議院議長職位，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猶太裔眾議院議長，那次競選經費多達150萬美元，布拉特投入的經費則隻有8.4萬美元。
而占盡優勢的坎托之所以失敗，關鍵原因就是他投票同意非法移民合法化的“夢想法案”，該法案規定，非法移民如果16歲以前進入美國，在美國連續居住至少5年，擁有高中或同等學力，在美國大學就讀或服兵役滿兩年，而且沒有犯罪記錄，就可以申請取得合法身份；布拉特猛烈抨擊這一法案等於向非法偷渡者頒布大赦令，從而贏得黨內選民多數支持而一舉掀翻政壇大佬坎托。無獨有偶，加強限製非法移民同樣是特朗普核心政見之一。從布拉特到特朗普，美國傳統主體民眾拋棄“建製派”的浪頭大幅度躍升；即使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最終敗選，也並不意味著未來不會較快地湧現出新的特朗普。
到目前為止，就整體而言，構成特朗普支持者主力的美國傳統主體民眾尚未公開大麵積否定美國現行政治體係，他們否定的是“政治正確”的“建製派”政客個人及其群體，期待的是在現行政治體係下換上符合自己期望的領導人。但向否定美國現行政治體係發展的苗頭已經出現，如果他們的期望沒有得到滿足，未來未嚐沒有可能如同哈布斯堡帝國德意誌族、蘇聯末期俄羅斯(專題)族那樣走向拋棄整個現行政權體係。在競選進程中，特朗普支持者自發組建民兵，聲稱若特朗普競選失敗就將武裝奪權，就是上述苗頭的最突出體現。
與上述案例類似，台灣當局馬英九領導下的國民黨在近年台灣地區各級選舉中全麵、徹底崩盤，關鍵是被長期一直構成國民黨基本盤的藍營選民拋棄。考慮到民進黨等綠營政治勢力一向強烈排斥、歧視藍營選民，藍營選民如此決絕地拋棄國民黨，就更令人深思了。
主體民眾本該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整治地區）、一個國家聯盟的基本盤，為何大麵積拋棄他們創建和浴血保衛、開拓、發展的國家（政治地區）/國家聯盟？關鍵在於這個國家（政治地區）、這個國家聯盟的主導思想理念和政策走到了逆向選擇、逆向歧視的歧路，他們的主導思想理念和政策沒有鼓勵民眾“合眾為一”，沒有鼓勵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民眾在統一的規則下依靠個人奮鬥出人頭地，沒有鼓勵不同民族集團多勞多得、為這個國家（政治地區）/聯盟多作貢獻從而“做大蛋糕”，沒有鼓勵落後向先進看齊，而是走向了反麵，強行讓先進被落後綁架，鼓勵“按鬧分配，多鬧多得”。
在這種情況下，隨著主體民眾的不滿日益膨脹，越來越多的主體民眾精英也日益感到理論上的“最優”已經因為執政集團思想理念和政策偏差而無法達成，反而日益成為自己和本族集團的桎梏，不如退而求其次選擇更有保證的“次優”；在達到臨界點之後，這個國家（政治地區）、這個聯盟遭到主體民眾拋棄也就無可挽回了。
而在遭到主體民眾拋棄之後，這個國家（政治地區）、這個聯盟的統治集團也必然垮台崩潰而不可能指望受惠於他們的其他族群鼎力支持，因為在他們政策下“多鬧多得”的族群隻是把他們當作不勞而獲汲取不成比例政治經濟資源的工具，而無論個人還是群體，都不可能對自己能夠呼來喝去、用以不勞而獲攫取資源的工具產生任何忠誠，隻可能用完之後棄若敝屣，而形形色色的優惠扶植政策隻是增強了他們汲取的能力與胃口。
逆向歧視、逆向選擇導致英國脫歐
在英國脫歐案例中，筆者在公投前發表的《英國脫歐：長痛還是短痛》一文中，我提出，“脫歐”給英國經濟社會帶來的隻是短期衝擊，無法掩蓋“留歐”的長期痛苦；倘若英國全民公投決定留在歐盟，那也就意味著英國將繼續承受一係列的不利，而這些不利因素損害的將是英國經濟社會的長期活力，甚至有可能關係到英國國家存亡：
作為歐盟公共財政的淨貢獻方繼續承受對外轉移支付的負擔。考慮到歐陸國家盛行的“白左”思維仍將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占據上風，歐盟公共財政仍將主要是作為轉移支付工具而非發展工具，歐盟不合理的對外負擔還很有可能進一步加重，英國的這部分負擔也將日益加重。
繼續被歐陸國家、特別是南歐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綁架而不得不違心地背離自己的自由貿易傾向。在歐盟現行決策機製下，英國這個經濟管理相對明智很多、經濟增長業績和活力要好很多的國家，不得不讓自己本來明智的決策管理能力屈從於歐豬國家低下的決策水平。繼續這樣下去，對英國未必是好事。
繼續被布魯塞爾歐盟監管機構的官僚主義束縛而抑製、乃至扼殺英國經濟的活力。歐盟監管規則堪稱全世界最繁瑣最低效，歐盟官僚機構辦事效率在主要發達國家中堪稱最低，而英國體製相對要有活力、高效得多。若能擺脫布魯塞爾官僚機構繁文縟節的束縛，有利於發揮英國經濟社會活力。
最重要的是，在現行歐盟自殺性移民政策下，與歐洲社會文化傳統格格不入且拒絕融入東道國社會、缺乏勞動積極性、隻想分享歐洲福利的外國移民正在快速增長，不僅給歐洲各國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而且潛藏著對歐洲社會治安乃至文化傳統、國體的顛覆性威脅。倘若“退歐”，英國可望明顯降低此項威脅；如果“留歐”，英國麵臨的這項威脅不會明顯降低。
不僅如此，在歐盟目前的政策理念下（這種理念在可預見的未來無望根本改革），歐盟經濟社會一體化的深化意味著上述問題會進一步惡化。本來在正常條件下，要改善歐元穩定性，就需要擴大共同財政；但在歐盟目前的政策理念下，擴大共同財政的結果隻能是加大富裕發達、管理相對穩健的西歐國家對落後、管理混亂的南歐國家的轉移支付，加大對不認同歐洲社會文化傳統甚至包藏禍心的外來移民轉移支付，從而激勵落後、混亂成員國和外來移民的道德風險。倘若有理性堅強的領導，歐盟深化一體化無疑是其所有成員國的最優選擇；但在這種情況下，這種理論上的“最優”結果基本上已經無望實現。對於英國而言，脫離歐盟、退而求其次保住自己本土的天地，不失為更有保障的“次優”選擇。
奧巴馬執政實踐大大加劇美國社會分裂
2009年1月奧巴馬初次當選就職之前，我寫下《奧巴馬的美國夢是美夢還是噩夢？》一文，明確提出這個問題——“奧巴馬當選是否會成為美國社會分裂的裏程碑？”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出以下判斷：
一個黑人當選總統，對美國賴以立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和種族基礎而言，無論如何是一個巨大的衝擊。一個多民族國家，國家元首可以是少數民族，但他必須認同多數民族的主流文化，否則結果必然是動亂，乃至國家覆亡，社稷傾頹。
從中國西晉到歐洲羅馬帝國，直到奧匈帝國、蘇聯和南斯拉夫，它們的命運無一例外表明，一國立國必須具備足夠堅實的文化和民族基礎；我們不要天真地幻想一個國家能夠僅僅建立在一種意識形態之上，而不需要種族和文化認同。信手掂來一頂“種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人扣上，固然方便，卻無助於真正解決任何問題。
奧巴馬執政實踐大大加劇美國社會分裂
美國能夠順暢地吸收大量移民，關鍵在於它作為“熔爐”同化移民的能力；然而，一旦依靠部分真實構建起來的多元文化史觀和相應政治觀主宰社會，使得各少數族裔不是靠認同主流文化傳統而贏得上升渠道，而是依靠認同不同於主流文化傳統的少數身份而更能贏得上升機會，美國社會的統一能力也就開始動搖了。
奧巴馬是依靠黑人資助從政壇起步的，在首次當選總統的最終投票中僅僅贏得了43%的白人選民，卻贏得了96%的黑人選民和2/3的拉丁裔選民。所有這些政治支持最終都會尋求物質或政治上的回報，而在投票支持奧巴馬的那些非白人選民、特別是黑人選民中，大多數人想要的回報不容樂觀，因為在數十年來眾多黑人民權領袖們的帶動下，太多的黑人群眾已經習慣於指責他人的“不公”，習慣於給哪怕是善意指出自己族群缺點者扣上“種族主義”大帽，習慣於不斷索取“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之類的額外優惠待遇，卻不肯正視自己的缺點，不肯依靠自我奮鬥改變自己的命運。
既然奧巴馬最堅定的政治基礎是黑人，那麽，一旦美國種族矛盾激化迫使他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他唯一的出路隻能是選擇自己最堅定的政治基礎，即使他內心對這個群體懷有負麵看法。
奧巴馬的認同究竟如何？美國社會不同群體對他認同的期望是什麽？一旦他們發現奧巴馬的認同不符合自己的期望，他們會如何反應？美國社會在冒著巨大的風險去探索這些問題的答案。
在奧巴馬8年任期即將結束之際，縱覽他執政實踐結果，不能不說，他確實是大大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分裂。近幾十年來，隨著依靠部分真實構建起來的多元文化史觀和相應政治觀主宰美國社會，越來越多少數族裔不是靠認同主流文化傳統而贏得上升渠道，而是依靠認同不同於、甚至對抗主流文化傳統的少數身份而更能贏得上升機會和特惠；越來越多的人不是尋求統一規則下的平等競爭機會，而是尋求附著於某個少數種族、宗教身份的優先特惠，從而形成日益壯大的以少數種族、宗教身份標記的分利集團；在“反歧視”的旗號下，美國主體民眾遭到了越來越廣泛、深入的逆向歧視，奧巴馬上台以來越發嚴重。
美國社會逆向歧視問題日益嚴重
毋庸諱言，美國有過種族歧視、特別是黑人備受欺壓的曆史，但195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便判定公立學校必須消除種族隔離，實現種族混合；1955年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黑人反對當地公共汽車上的種族隔離製度，標誌著黑人民權運動全麵爆發。1964年，美國通過《公民權利法案》；1965年通過《選舉權利法》，以立法形式正式結束施加於美國黑人的選舉權限製，以及各種公共設施方麵的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製度。
在那之後，美國黑人在法律上已經獲得全部平等權利，並通過形形色色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在入學、就業等社會生活各方麵獲得了優於白人、亞裔等其他族裔的優惠待遇，延續至今，已近兩代人之久，曾經的“白人欺壓黑人”現象在大多數時候、大多數方麵已經消除，在公開場合更是成為不可觸碰的禁忌。
美國黑人通過形形色色的“平權法案”獲得優惠
二戰之前和戰後初期，美國人均收入曾經大幅度領先於其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更不在同一層次上；時至今日，昔日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已經湧現出一批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它們、其他發達國家與美國之間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幅度已經不如二戰之前和戰後初期那麽巨大，甚至出現了一批人均收入高於美國的高收入國家，但美國仍然是對世界各國移民吸引力最大的國家，外國黑人、拉美人和穆斯林群眾對美國尤其趨之若鶩；僅此一點，就足以證明美國傳統主體民眾的種族歧視即使沒有從內心完全消除，也比世界多數國家要好得多，更沒有廣泛的外部存在表現。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種種原因，美國政治越來越多地將注意力投向少數群體而相對忽視多數群體，越來越重視非法移民利益而相對犧牲國民權益，“種族歧視”指控和“反歧視”旗號遭到日益廣泛的濫用，而且事實上成為美國傳統主體民眾——白人專享的罪名，一些對美國國家和美國傳統價值觀認同感相對薄弱的少數族裔借此架空平等競爭，在福利救濟、教育、就業、乃至犯罪等各方麵索取越來越多的優惠特權，而他們自己普遍存在的種族歧視、乃至反美傾向則得到包庇縱容，最認同美國國家和美國傳統價值觀、勤奮上進精神最強的少數族裔——亞裔也與白人一起遭受越來越嚴重的逆向歧視。奧巴馬執政以來，美國政治的這種逆向歧視傾向明顯提速。
在“反歧視”和“平權”的旗號下，黑人指責奧斯卡獎得主中黑人太少，指責矽穀高科技公司中黑人員工太少，指責監獄犯人中黑人比例太高，……給所有這些現象扣上“種族歧視”的帽子，但他們絕口不提籃球、田徑、歌手明星中黑人比例之高，不提黑人學生學業之糟糕，不提世界各國億萬觀眾對美國演員的評價取舍，不提黑人犯罪率之高。
民權運動至今已有兩代人，黑人群體主流不是珍惜得來不易的平等、甚至優惠教育機會而發奮讀書，而是浪費教育機會，把精力用於索取更大的教育加分待遇，同時在教育體係內鬧事，要求降低課程難度（以至於有的美國大學為遷就黑人、西裔等學生而取消了數學課程），要求在教學內容中用對曆史進程影響甚微的黑人替代千百年來對人類文明和曆史進程影響巨大的白人思想家、文學家、曆史學家等巨匠。
而所有這一切與文明進步倒行逆施之舉，都得到了美國政界、特別是奧巴馬政府和民主黨的積極響應支持，他們正在積極推進立法，要求矽穀高科技企業招募員工時不再唯才是舉、而是按美國人口種族構成招募，有些人甚至主張監獄犯人構成也應當反映美國種族構成比例。
在這種逆向歧視環境下，黑人認同非洲而不是美國、白人與非亞裔少數族裔混血子女認同少數族裔而非白人已非罕見，甚至出現了白人冒充黑人等少數族裔、印裔冒充黑人以求更好教育和事業機會的現象，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斯波坎市（華盛頓州第二大城市）分會會長、著名黑人領袖瑞秋·多爾紮爾原係白人冒充黑人，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冒稱有印第安血統而享受了全方位優惠，……這些事件都曾轟動一時，特朗普也在2016年3月20日的競選演講中嚴厲抨擊伊麗莎白。
美國社會逆向歧視問題暴力化趨勢
特別突出的是，在奧巴馬政府執政期間，借口反對“種族歧視”和“警察濫用暴力”發動的群體性事件持續升級，形成了席卷全美的一場又一場襲警暴亂和暴力色彩濃鬱的“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而且正日益向反美方向發展。
冷戰之後，美國國內黑人犯罪被先入為主地描繪成“白人歧視欺壓黑人”、進而被當作大規模抗議示威和暴亂的由頭，始於1992年洛杉磯(專題)種族騷亂。這場騷亂起因是法院陪審團判決毆打黑人羅德尼·金（Rodney King）的白人警察無罪，但當事人羅德尼·金本來就劣跡斑斑，前科不止一端，事發時又有相當嚴重的酒後駕車、超速行車、拒捕、調戲女警察、暴力襲警等情節，這在嚴禁酒駕的加州性質非常嚴重，因為加州法律將酒後駕車肇事傷人定為故意謀殺罪而非過失謀殺罪，酒後駕車拒捕者更是罪上加罪，更不用說公然調戲追捕他的女警察和暴力襲警了；毆打他的白人警察起初不僅是正當執法，更有正當防衛性質，因為在動用警棍之前已有4名刑警被異常強壯的羅德尼·金打倒。
暴力色彩濃鬱的“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
然而，在先入為主的“白人歧視欺壓黑人”偏見和極端思潮影響下，在缺乏社會責任感而盲目追求聳人聽聞獨家新聞的媒體剪輯報道灌輸下，這些事實都被選擇性無視，事實、邏輯和法律被扭曲和犧牲。在由此引發的暴亂中，不僅白人，無辜的亞裔社區也淪為黑人打砸搶燒的受害者。
奧巴馬時期的襲警暴亂潮始於佛羅裏達州桑福德市社區義務警衛喬治·齊默爾曼（George Zimmerman）擊斃黑人青年特雷翁·馬丁（Trayvon Martin）案，由於佛羅裏達州陪審團2013年7月裁定齊默爾曼二級謀殺罪名不成立，美國數十座城市爆發示威，抗議齊默爾曼無罪釋放，“種族歧視”成為抨擊者們指責此案及其判決的理由，連身為美國總統的奧巴馬也罕見地直接為此案判決發表了其上任以來最大膽的種族問題講話，聲稱該判決讓人想到美國黑人經曆的種族歧視，馬丁可能就是35年前的奧巴馬自己，因為他個人作為一個美國黑人，也曾遭遇歧視。
然而，隻要冷靜客觀審視這起案件，就不難看到死者特雷翁並非媒體描繪的在種族主義暴虐警察麵前瑟瑟發抖的純潔小兔，而是個吸毒、盜竊、打群架、購買黑槍等劣跡斑斑、五毒俱全的十足流氓，而且事發時主動從背後偷襲攻擊齊默爾曼；齊默爾曼是拉丁裔，並不屬於美國社會上所稱的“白人”，他不過是忠於職守且在生命安全遭受威脅時實施了正當防衛；而奧巴馬政府司法部、民權運動家、自由派媒體為了將這起案件塞進“白人歧視欺壓黑人”的套路框子，采取了眾多卑劣手段：誤導受眾；製造偽證；解除不肯配合的警察局長職務；非法扣留對齊默爾曼有利的全部證據；企圖把年滿17歲、身高超過1.8米、劣跡斑斑的特雷翁·馬丁列為“兒童”，以便給比他矮也比他瘦弱的齊默爾曼扣上“三級謀殺罪（虐待兒童致死）”的罪名；……無所不用其極。
而且，在爆炒齊默爾曼擊斃特雷翁案、發動操縱抗議示威活動的黑人民權運動家中，不少人此前就有過炮製虛假“白人歧視欺壓黑人”案件、煽動抗議示威、借此牟取個人政治私利的前科，甚至不止一次，前科最惡劣者當數美國“國家行動網絡”組織及其首領、知名民權活動家阿爾·沙普頓（Al Sharpton），他當初在民權活動界一舉成名，靠的就是1987年操弄一起黑人不良少女塔瓦娜（Tawana Brawley）撒謊製造的大案，逼得當事白人警察含冤自殺身亡，而這樣一個人又是奧巴馬的密友。
美國社會逆向歧視運動日益指向顛覆、侵蝕國家認同
奧巴馬政府司法部、民權運動家、自由派媒體構陷齊默爾曼的圖謀雖然到頭來也未能得逞，但無視事實、花樣百出打著反對“種族歧視”和“警察濫用暴力”發動群體性事件的大勢已經由此形成，到2016年形成黑人暴力騷亂和武裝襲警的高潮，“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出現了越來越多指向顛覆、侵蝕美國國家認同的現象。
從美國國家的立場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從一開始就不乏極端勢力參與，黑人分離主義運動幾乎與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同步興起，在2013年寫作的《底特律破產與黑人民權運動的誤區》一文中，筆者初步梳理了黑人分離主義的一些表現與發展脈絡：
號召建立“黑人民兵”；主張把美國劃分為黑白兩個國家並實施絕對的種族隔離等等。他們將對種族歧視的鬥爭引向了對美國國家的仇恨，美國黑人伊斯蘭運動的文化和政治分離主義色彩更是相當濃鬱。黑人伊斯蘭教運動打著“回歸祖先文化傳統”旗號興起，意在與基督教傳統的美國徹底劃清界限，卻絲毫不顧伊斯蘭教本是阿拉伯人征服者、奴隸主強加於黑人的，1000多年來建立捕捉、販賣黑奴國際性網絡的也不是歐洲白人，而是阿拉伯穆斯林；而且在歐美廢奴並派遣海軍截擊運奴船後，阿拉伯人仍然繼續掠賣黑奴上百年。
特別是最初的美國本土黑人伊斯蘭教組織“摩爾人科學聖殿”恰恰是在轉向分離主義主張之後才實現大發展，更給美國社會投下了一縷陰影。因為德魯·阿裏（Drew Ali）創建“摩爾人科學聖殿”組織時，其標誌紅底綠星旗通常與美國國旗一起出現，表明德魯·阿裏珍視、強調該組織成員的美國公民身份；但在繼承者瓦利·法爾德（WaliFard Muhammad）和伊萊賈·波爾（Elijia Pool）領導下，“摩爾人科學聖殿”改組“伊斯蘭國家”（Nation of Islam），且伊萊賈主張黑人分離主義，要求在美國建立獨立的黑人國家，聲稱白人有義務割讓土地供黑人獨立建國，並連續賠款供養這個新的黑人國家數十年，直至該國家能夠經濟自立。
雖然沃利斯1975年繼承伊萊賈職位之後走上溫和道路，不再強調建立“黑人國家”，也開始吸收白人入教，但這一轉變很快就導致該組織分裂，沃利斯一派創建的“西方伊斯蘭團”影響力遠遠不如路易斯·法拉汗（Louis Farrakhan）領導的堅持伊萊賈路線的“伊斯蘭國家”，正是法拉汗及其“伊斯蘭國家”組織，於1995年10月16日在華盛頓組織了黑人“百萬人大遊行”（Million Man March）。
在“伊斯蘭國家”之類組織數十年宣傳下，分離主義火種已經深深紮根在一部分黑人心中。911事件之後，美國軍隊在海外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血戰10年，伊斯蘭教卻在此期間成為美國發展最迅速的宗教，黑人歸信者尤其多，這一事實足以表明，美國穆斯林、特別是黑人穆斯林群體中存在著深刻、強烈的反美傾向，其中不乏準備和已經付諸行動者。
2009年10月28日在底特律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突襲擊斃的阿卜杜拉就是當地遜尼派穆斯林激進組織頭目，其手下多為土生土長的黑人，都是在犯罪監禁期間皈依。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調查，阿卜杜拉不斷號召其追隨者向美國發起暴力攻擊，在美國成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盡管黑豹黨和黑人分離主義至今未成氣候，但黑人民權運動至少在某些方麵、某些局部已經形成了對美國國家認同根基的挑戰，其溢出效應甚至蔓延到了某些其他族裔。
隨著“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興起，黑人伊斯蘭運動和分離主義獲得了新的發展動力。雖然某些勢力在華盛頓再次發動黑人“百萬人大遊行”（Million Man March）的圖謀未能得逞，但2016年7月7日達拉斯武裝襲警案標誌著黑人暴力反美運動在沉寂多年之後再度興起。
發動襲擊的黑人邁卡·約翰遜是退役美軍士兵
在這起案件中，25歲的黑人槍手、退役美軍士兵、預備役軍人邁卡·約翰遜發動襲擊，5名警察身亡，9人受傷，其中治安部隊成員7名，成為911恐怖襲擊以來美國警方最嚴重的一次傷亡。從事後調查來看，這個發動達拉斯襲警的前美國陸軍士兵支持黑人極端主義，強烈敵視白人和美國國家而認同黑非洲，對此次針對美國國家強力部門人員的武裝襲擊蓄謀已久。
邁卡·約翰遜支持一個官方定性列入散播仇恨組織黑名單的黑人維權組織，在一張照片中身著黑非洲風格彩色外衣，掛出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中流行的紅黑綠三色泛非旗幟為背景，擺出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期間“黑人力量組織”的典型手勢——高舉右拳。在與警方對峙死亡之前，他對警察直言不諱，說自己就是想“殺死白人，尤其是白人警察”。警方調查人員在他住處發現了一批製造炸彈的材料，還有槍支、彈藥和一份個人戰術日誌。
而且，在黑人群體中，這起事件似乎非但沒有成為警示，反而成為眾人效仿的榜樣。根據美聯社2016年7月8日報道，達拉斯狙擊警察事件後，紐約、布法羅、佛羅裏達州奧蘭多等一批城市的警方都遭到來自社交媒體和電話的威脅，其中北卡羅來納州費耶特維爾警方不到一天就收到60多起威脅。
這種反美武裝襲擊者目前還是極少數，美國社會也還沒有人敢於公開支持他們；但多年來眾多黑人民眾、知名人士以“反對種族歧視”為名公開拒絕向美國國旗致敬和宣誓效忠，不但沒有受到有效懲罰，反而收獲越來越多支持，連奧巴馬也以總統身份公開表態支持，這種行為卻是在潛移默化地從根本上侵蝕瓦解對美國的國家認同。
黑人如此，西裔、穆斯林等一些少數群體也如法炮製，西裔美國公民和非法移民在美國國土上打著墨西哥國旗支持墨西哥隊在體育比賽中擊敗美國隊，打著墨西哥國旗舉行遊行示威要求獲得美國國籍和更多福利，在競選活動中打起墨西哥國旗反對特朗普。在這種情況下，遭受逆向歧視、擔憂國家性質根本顛覆的美國傳統主體民眾大批拋棄“政治正確”的“建製派”政客，轉而支持特朗普，實不足為奇。
逆向選擇、逆向歧視政策已在中國主體社會製造出了對黨和政府的三重離心傾向
逆向選擇、逆向歧視導致執政者喪失政權現象，在中國已經是台灣地區的現實。國民黨落到麵臨“淩遲”的地步，關鍵就是馬英九執政時的逆向歧視政策消滅了自己的政治基本盤。2014年12月3日，國民黨在台灣“九合一選舉”中全麵潰敗之後，台灣《中時電子報》就以《全民總統，全麵落空》為題刊發評論文章，抨擊國民黨領導層的兩大失策：第一，馬英九要做“全民總統”，甚至不考慮本黨人士及其支持者的利益，得罪一批國民黨曆來的鐵票。其次，國民黨明明在“立法院”是多數黨，可是在程序上甚至在表決上處處將就反對黨，造成國民黨員和支持者不滿，以至於當時台灣地區社會有人說“立法院”最大的反對黨是國民黨。
最令人憂慮的是，類似英國脫歐、奧匈帝國和蘇聯主體民族與溫和少數民族離心的問題，在中國大陸同樣存在；倘若不能有效扭轉，中國同樣有重蹈奧匈帝國、蘇聯覆轍的風險。由於對漢族的逆向歧視政策，特別是由於過度遷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和某些鬧事高發的群體，使得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養成了近似奧匈帝國馬紮爾人的心態。
同時，這樣的政策在中國主體社會中製造出了對黨和政府的三重離心傾向：
首先是漢族群眾和非穆斯林少數民族群眾對黨和政府在這方麵的不滿日益上升，漢民族主義思潮日益上升。在國內社會生活中，漢族群眾本來民族觀念不強，不會凡事拿民族、宗教說事；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漢族群眾之所以投向漢民族主義，相當程度上是因為感受到來自少數民族和政府現行民族宗教政策對漢族、華夏文明和中國曆史的逆向歧視。
從廣西、寧夏等省級少數民族自治區，到延邊等少數民族自治州，再到眾多少數民族自治鄉鎮，許多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漢族人口占大多數；許多“戶口本少數民族”實際上是漢族；新疆北疆廣大地區即使在漢、唐、清等朝都是實行與內地相同的郡縣製，乾隆平定新疆之前的“纏回”原本聚居南疆西部一隅，人口20餘萬，之後方才發展成為今天居住新疆各地、人口逾千萬的規模。
以此為切入點，一些人全盤否定黨和政府的曆史、意識形態。不少被扣上“大漢族主義”帽子的人，本來真誠信奉現行民族政策的某些說教，其中不乏支持黨和政府的“自幹五”，之所以發生思想轉變，是因為一再親身感受到來自某些少數民族極端分子的極端敵視和暴力圍攻威脅，或是因為批評“三股勢力”分子而被警方以“破壞民族團結”罪名懲罰。
而且，這類思想轉變的人倡導漢族民族主義，通常比原來就不信奉現行民族政策某些說教的人更為堅決，甚至走向極端，因為他們存在強烈的被背叛感而後者並不具備這種感覺，即使有也相當淡漠；以前對現行民族政策某些說教遵守越自覺，被背叛感就越強烈，轉變後倡導漢族民族主義也就越堅決。就這樣，民族宗教政策的失誤正在把越來越多黨和政府本來的自覺支持者推向對立麵，其長期潛在後果令人不寒而栗。
其次是一些宗教色彩淡漠、少有群體性事件的溫和少數民族感到遭受其他少數民族壓迫，卻被政府拋棄而無從指望支持。如西部一些少數民族中不少人更願意學習漢語，卻不得不在維語學校上學，參加維語高考。在草原保護、牛羊肉等土特產被壓價收購等許多事情上，藏族、蒙古族群眾與個別民族的矛盾也在滋長。與此類似，奧匈帝國皇帝當初為了安撫匈牙利這個“問題民族”，把奧地利帝國改造成奧地利、匈牙利並列組成的二元帝國，把克羅地亞等民族劃歸匈牙利統治，本來對奧地利帝國忠心耿耿的克羅地亞人對此非常不滿，多次請願要求改歸中央政府直轄無果而終，對奧匈帝國的離心傾向由此迅速膨脹。
最後是我國維族、回民等少數民族內部期待世俗、進步、統一的人因此而往往孤立無援，而他們才是我們更應支持扶植的力量，才是中華大家庭中這些兄弟民族進步的希望。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主體社會的信心流失、認同轉移趨勢已經不可忽視。在漢族人民、非穆斯林少數民族群眾、穆斯林少數民族群眾中的愛國者中，越來越多的人因為逆向選擇、逆向歧視問題而對黨和政府喪失信心，轉而期望其他政治力量。
縱覽百年世界曆史，經曆過一段時間經濟社會“起飛”的後發國家很多，能夠修成正果魚躍成龍者微乎其微，大多數後發國家在短暫的起飛之後要麽陷入長期的發展停滯（拉美化），要麽經濟社會矛盾爆發陷入動亂、乃至戰爭，導致起飛夭折。在《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一書中，筆者對此作過分析研究。當今中國潛在的起飛夭折風險，可能性最大的突破口就是民族宗教問題，特別是某些宗教勢力從後門進入、甚至在腹心引爆“顏色革命”的風險。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宗教勢力“顏色革命”的直接打擊尚無法全麵顛覆黨和政府，但由於宗教勢力擴張而引起的主體社會信心流失、認同轉移，倘若不能扭轉，卻足以給黨和政府帶來無法挽回的毀滅性損害。也許，這就是英國脫歐、蘇聯解體、哈布斯堡王朝覆滅、特朗普現象、我國台灣地區國民黨麵臨“淩遲”給黨和政府以及全國各族人民帶來的最大警示。中華民族的大團結需要各兄弟民族共同維護，但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更需要正視，並采取措施加以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