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周有光：不許批評的真理是偽真理
周有光簡介：
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漢語拚音之父”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筆名，“有光”後來成為他的號，1906年1月13日出生於江蘇常州青果巷。
早年研讀經濟學，1955年奉調到北京，進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周有光的語言文字研究，領域十分寬廣，研究的中心是中國語文現代化。他對中國語文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做了全麵的科學的闡釋。
不許批評的真理是偽真理
文 |馬國川采訪周有光
中國教育還沒有走上一條新道路
馬國川：
1923年您進入聖約翰大學學習。在《百歲口述史》裏您曾經提到，您在聖約翰大學接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請問，什麽是博雅教育？這種教育思想給學生的學業和人格有什麽樣的影響？在聖約翰大學，您的最大收獲是什麽？
周有光：
所謂博雅教育，是英文LiberalEducation的漢語翻譯，這個翻譯非常好，把意境提高了。也有的譯為“通識教育”，雖然沒有前者那麽“雅”，但是我覺得，可能跟原來的意思跟更接近一點。
什麽叫通識教育呢？我的看法是，它包含兩方麵內容：第一個內容是，要培養基礎知識。近現代以來的傳統是，把國（文）、英（語）、算（術）視為基礎知識。基礎要培養得好，主要工作做在中學階段，因此中學是最重要的。如果基礎培養不好，以後的教育就困難了。現在好多大學生忙得要死，為什麽呢？他們進了大學還要讀英文背單詞。可是我們那時候，中學時代英文就能很好的應用了，在中學畢業出來就可以在達到ABE（ABEAdultBasicEducation成人基礎教育）水平講了。到了大學，學生就可以運用基礎知識來獲取更高層次的純知識。因為基礎知識，特別是語言知識，不是純知識，而是工具知識。是獲取知識的知識，是一種工具。即使懂得幾種語言，也是不能增加知識的，還是沒有知識。通識教育的第二個內容是，學習邏輯思維，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聖約翰最大的收獲是什麽呢？我想，最大的收獲就是學會了怎麽自學。學問是要自己學的，老師隻不過指示道路給學生。
馬國川：
五十歲的時候，您才離開銀行界和經濟學界，調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從事語言文字工作，成為語言學家，並且取得了卓越成就。這在今天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您成功的奧秘是什麽，是否得益於博雅教育？
周有光：
我的成就很小，不值得一談。
通識教育對我的好處，就是在學校裏麵選的課程比較廣，同時學到了怎麽樣自修的方法，有這兩點要改行就不大困難了。我在大學讀書時，主修的是經濟學，同時對語言文字有興趣。因為受了通識教育的好處，知識基礎比較廣，所以改行不發生大困難。
馬國川：
解放後，您曾經在複旦大學和上海財經學院講授經濟學，見證並親曆了新中國進行的“院係調整”。當時為什麽要進行“院係調整”？現在對當時的這種做法有很多批評，您怎麽評價這次“教育革命”？它給中國教育帶來什麽樣的影響？
周有光：
新中國成立以後，就把原來的整個教育製度完全打破了，把所有的學校當零件拆開，完全按照蘇聯的教育模式重新組裝，專業越搞越細。可以說，徹底放棄了通識教育這條路，全是蘇聯的專業分工方法，大學一畢業就變成專家了。新中國一成立就講求“速成教育”，大學本來四五年，後來改為三年，甚至改為兩年，都是速成的思想。當時人家也問我，速成好不好？我說，需要一批速成的人，可是不能大家都“速成”啊。
這是一種短視的政策，到蘇聯瓦解以後看得更加清楚了。現在我們知道，這個政策流弊很大，阻礙了社會發展。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進行大規模的重新改組，比如清華大學又有文科了。其實解放前清華大學有名氣是靠文科，不是靠理科。可是解放後清華大學成為“理工科大學”，把文科都拆散分到其他大學，三十年多後不得不重建。許多大學都經過這樣的“折騰”啊。
一直到今天，中國教育還沒有向先進國家的先進製度看齊，還差得很多。中國教育製度離開了蘇聯教育模式，可是還沒有走上新的道路，卻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 — 官僚化，尤其是在大學教育裏，官僚化、衙門化很厲害啊。我年齡大了，不能參加社會活動，可是來的朋友很多，其中不少是大學來的朋友，所以知道一點情況。應當說，今天的教育情況不是不大好，而是大不好，很多地方都有問題。
今日中國為何出不了大師？
馬國川：
就像剛才您講到的，現在大學教育問題多多，學術抄襲、教授作假等現象層出不窮，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局麵？即使名牌大學對於教授抄襲事件也裝聾作啞，既不進行調查，也不回應。您怎麽看待這類事件？
周有光：
我看到了一些材料，這些材料告訴我，學術抄襲、教授造假，完全是由於大學的“官僚化”。它是官僚化的一個派生現象，所以，關鍵在於“非官僚化”，而不能“棄本從末”。
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官員讀博成為新風氣，官僚都要一個學位頭銜，大批進入大學，於是就創造了“在職博士生”這個奇怪的現象。官員有時間讀書寫論文嗎？絕大多數文章都是抄的或者別人替他們寫的，當然是虛假的。這樣，產生了大批沒有知識的博士、空頭的教授。
這種情況到今天還沒有改變。有什麽辦法解決問題呢？我想，辦法就是“非官僚化”。官僚化不改，問題不可能解決。上海一個教授來告訴我，大學有兩種假教授，一種是“真的假教授”，交一筆錢，大學給你一個客座教授之類的聘書，這是“真的假教授”；還有一種是“假的真教授”，一個係升格為學院，來了一個院長兩個副院長，一定是教授，其實不學無術，是“假的真教授”，把教育的尊嚴和威信一掃而光。
至於名牌大學的教授抄襲，我看了許多材料，不去研究個案，我們要研究整個現象。名牌大學麵對抄襲事件裝聾作啞，是非常不正常的。
馬國川：
學術抄襲、教授作假等現象之外，假文憑泛濫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社會現象，例如最近的唐駿假文憑事件，就鬧得沸沸揚揚。在您看來，為什麽今天的中國假文憑泛濫？
周有光：
唐駿是我的老鄉，常州人，還有一個糟糕的事，我是常州中學的畢業生，他也是常州中學畢業的，隻是前後差了幾十年。報紙新聞說，唐駿到常州中學去演講，雖然文憑是假的，可是本地人還擁護他呢。所以可見今天的風氣是壞得不得了。
學問和管理能力是兩碼事。有的人的管理能力，能辦事，可是不能搞學問；有的人有學問的天賦，可是不能搞管理。唐駿這個人有管理能力，可是在我們現在的製度之下，有了社會地位還要一個文憑，怎麽辦？隻有造假了。後來報紙上不是登了嗎，隻要給多少錢，美國西太平洋大學就給一個碩士或博士學位。
為什麽今天的中國假文憑泛濫？因為我們這個社會需要假文憑。我拿過幾張文憑，有國內的有國外的，現在沒用處，我一生文憑沒有用處，人家也不問我有沒有文憑。不重視文憑，也就沒有假文憑了，我們今天重視文憑不重視知識，知識越多越發達，當然假文憑出來了。
馬國川：
溫總理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問“中國為什麽出不了大師”，您認為原因是什麽？在您看來，目前中國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麽？
周有光：
我想，對於溫總理的問題，唐代大學問家韓愈早已答複了。韓愈在文章裏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這很重要，馬叫是表示意思的，你不懂它，伯樂怎麽做呢？“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這個答複非常好。韓愈已經答複溫總理了，用不著我來回答了。
我看到一些雜誌上有些小評論說，其實新中國培養了許多“大師”，某些文豪不是大師嗎？江青的“梁效”不是大師嗎？這些都是隨風倒的，因為不隨風倒就不可能做“大師”。當然這是笑話，“隨風倒”的人怎麽能夠成為“大師”呢！不過是禦用文人罷了。
馬國川：
沒有獨立思想怎麽能成為大師呢。
周有光：
還有，要做“大師”有許多條件。比如，“右派”是不能做“大師”的。蘇聯一瓦解，就看到國外材料說高爾基被否定了，我大吃一驚，高爾基就是蘇聯培養的大師啊。魯迅也是被領袖推崇的大師，假如他多活二十年，他還能做大師嗎？
蔡元培提出來八個字“學術自由，學校自治”，所以他造就了一個好的北京大學。國外都是這樣子，世界上的好大學沒有一個不是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假如大學繼續官僚化，就不可能有學術自由、大學自治。
馬國川：
為什麽中國的應試教育發達？如何改革應試教育？
周有光：
中國一向是要考狀元，考得好才能做官嘛。應試教育是中國最發達的，有兩千年的傳統。我們缺少的不是應試教育，我們缺少的是科學教育。
馬國川：
您的意思是，如果改革應試教育，那就要用科學教育取代應試教育。
周有光：
對啊。新的教育部長袁貴仁上任後，我給他寫過一封信，提了兩點建議。第一點，從大學做起，學術自由；第二點，小學生中學生大量的無效勞動要取消。現在小孩子忙得要命，睡覺都不能好好睡，苦得要死，書本還是學不好。為什麽呢？大量的無效勞動。他很客氣，打電話過來說“謝謝”。
不過我的朋友說，教育部長做不到的，他沒有那麽大的權力，因為中國的教育錯誤不是教育部的事情。
如果不許批評，那怎麽是真理呢？
周有光：
我們今天教育為什麽搞得這麽糟糕呢？因為我們沒有科學的教育學，當然教育搞不好。為什麽沒有科學的教育學？因為中國沒有引進科學的教育學。我們今天引進了國外的自然科學，至於社會科學，現在隻引進了一個部分--經濟學，因為我們要發展經濟啊。至於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還差得非常遠。
馬國川：
社會科學的發達與否，決定了能否培養出真正的大師。但是許多人批評說，中國現在社會科學中玄學和形而上學盛行。那麽，如何克服社會科學中的玄學與形而上學問題呢？
周有光：
這個問題很重要。人類的思維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神學思維，神學思維都是迷信；第二個階段叫玄學思維，玄學思維是信仰；第三個階段是科學思維，科學思維講究實證。三種思維是完全不一樣的。
意識形態屬於玄學思維，這個概念也是玄學思維的概念，不是科學的，科學領域裏麵沒有什麽叫做意識形態的。從科學角度來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同屬於科學思維，意識形態屬於玄學思維，是兩個階段的兩種不同思維，不一樣的。
意識形態不是社會科學。意識形態是要求人家信仰的，比如蘇聯時期，公民能夠批評質疑官方的意識形態嗎？蘇聯曾經把社會科學進行改造，作為宣傳意識形態的手段。蘇聯瓦解以後，俄羅斯的學者對於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很有水平。葉利欽宣布俄羅斯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也徹底否定了以前的意識形態。經過深刻的批判，現在俄羅斯已經把社會科學跟意識形態分開了。可是，今天俄羅斯的統治集團跟知識分子不一樣，統治集團要建立一個強國，知識分子就講知識、講學問、講真理。這是兩碼事。
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是科學，把社會科學跟自然科學截然分開，這是錯誤的。按照今天世界的常識來講，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同樣都需要進行嚴格的實證檢驗。什麽叫實證呢？實證就是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有的人寫文章說，這句話是胡適講出來的。
馬國川：
這句話出自《胡適自傳》，原話是，“隻有實踐證明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與大陸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運動的口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隻有數字之差。
周有光：
什麽叫真理呢？真理，可以今天批判它、否定它，明天還可以批判它、否定它，在不斷被批判被否定當中能站得住，那才是真理。如果不許批評，那怎麽是真理呢？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意識形態是不許批評的，意識形態是用來信仰的。隻能信仰，不能批評，所以意識形態不能跟社會科學混起來講。
蘇聯的垮台證明，蘇聯走的是一條曆史的誤區，我們跟著新蘇聯“一邊倒”，也跟著“倒”進誤區裏麵去了。要恢複社會科學的本來麵目，就要提倡民主。
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回歸五四，學習民主》，寫得很好。民主不是一個簡單東西，什麽叫民主？民主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新發明，也不是它的專利品。民主是三千年來的曆史經驗的積累，現在還在一步步漸進。現在民主最新的東西有八個字：電視辯論，國際觀察。若幹年前俄羅斯選舉，國際觀察員都拒絕去觀察，為什麽，他們已經了解俄羅斯選舉是假的。
不許講民主，不就成“君主”嗎？今天我們要重新建設中國，從五四開始，回歸五四，學習民主。
（本文選自《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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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育的地方就有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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