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憲政轉型的可能前景
從清末至今百年有餘，中國憲政改良功敗垂成，在某些關鍵的曆史點功虧一簣，以至和憲政失之交臂。要成功轉型，必須符合一定的社會與政治條件。
中國憲政失敗其實並不奇怪，因為中國有利於憲政轉型的社會基礎原本相當薄弱，1949年後的極權體製更是消滅了轉型基礎。極權和一般意義的威權不一樣，但兩者還是有共性，前者範圍更大，可以包容後者。威權統治可以有不同版本。1949年後，前三十年實行的極權體製可被視為威權3.0版，主要從思想、經濟和人身三個層次上對民眾進行管製。人身管製是“硬暴力”，國家直接動用警察和軍隊管製人民。這個層次的管製在所有形態的威權國家都存在，構成威權1.0版。隻有1.0版的威權國家才可能發生憲政轉型。
思想和經濟層麵的管製則屬於“軟暴力”，也是極權有別於一般威權的特征。思想管製通過洗腦控製人民的思維，使之根本不用實施硬暴力就衷心擁戴政權。這是威權統治的最高境界。經濟管製則是通過公有製造成對政權的經濟依附，如果思想或言論出現偏差就要承擔失業等經濟後果，譬如說出版了一本禁書就要關閉出版社，出版社的全體工作人員都得丟飯碗。威權統治版本越高，社會控製越全麵，專製越深重。威權3.0版的極權國家熱衷於各種“專政”、“鬥爭”，根本不會去想什麽轉型。隻有逐步擺脫思想管製和經濟依附，從威權3.0變成1.0，才可能發生憲政轉型。
改革30年，中國首先從經濟上取得突破，帶來思想與信息的多元化。以前是靠槍杆子和筆杆子這“兩杆子”治國，加上經濟控製實際上是“三杆子”，但是現在國家調配經濟資源的能力越來越有限，而筆杆子基本上已全麵失靈。
我曾將1949年後的中國意識形態變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是五六十年代的“全民洗腦”階段，第二個是以1978年真理標準辯論為標誌的“精英反思”階段，現在則已進入“全民覺醒”階段。主要是因為互聯網的發展，以2003年的孫誌剛事件為標誌，每個網民都有條件對曆史和現狀進行反思，極大加大了對製度合法性的反思和批判力度。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上演著一場新的意識形態戰爭，官媒先後出現了奪回意識形態上的“上甘嶺”、對憲政民主思想進行“亮劍”等極左話語，教育部重新強調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這些措施可能會有點一時之效，但長遠來看肯定是無用功。
因此，現在基本上是靠警察這“一杆子”治國，通過公安等維穩力量來管製思想言論。這是為什麽目前中國大致處於威權1.5版，也許正在向2.0版演變，但不可能回到以前的3.0版。當然，極權這套體製還在，互聯網也呈現出它的雙麵性，局勢比較複雜。民間可以通過網絡信息進行反思，官方也可以利用網絡來進行新的洗腦，例如刺激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但除非發生突發事件，思想倒退的可能性不大。中國轉型自1978年即已啟動，中間雖然會出現波折，卻不可能長期停滯。
已故哈佛大學教授、《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作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過三種轉型模式：第一種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第二種是自上而下的改良，第三種是兩者結合、上下互動的變革。革命造成的社會動蕩較大，是我們都不願意看到的，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目前幾乎沒有成功先例。像羅馬尼亞推翻齊奧塞斯庫的街頭革命隻是一個轉型的例外，而且本身也有一定的前提條件，如軍隊轉向或至少保持中立。這些條件在中國目前還不具備。有人認為，極權國家不可能成功改良，其實這是一種誤解。蘇聯、東歐等絕大多數極權國家都是和平改良的先例。當然，前提是逐步丟棄極權特征，變成一般意義的威權國家。
上下互動的變革是多數人希望看到的中國發展方向，但是變革或改良需要符合一定的政治與社會條件。如果體製內可大體分為強硬的保守派和開明的改良派，體製外大體分為願意與改良派合作的溫和派與革命激進派，那麽改良派必須在體製內戰勝保守派，溫和派則在體製外壓倒激進派。另外，軍隊要保持中立，拒絕與體製內的保守派合作。在轉型成功的國家，這四者的關係呈現良性循環。體製內外的改良派和溫和派聯合起來，通過漸進改良來解決社會問題。這樣能讓執政黨得分，增強改良派的話語權。體製外有強大的溫和派存在，與體製內的改良派互動，相得益彰。轉型失敗的國家則陷入惡性循環之中。激進派占上風，而執政黨顯然不能接受他們的主張；保守派向改良派攤牌，直接動用軍隊鎮壓，改良派也失去全部陣地，體製內外的對立越來越嚴重。
和體製外相比，體製內的條件更難滿足。體製內的條件也分為不同階段。首先，要有改良派的公開存在。然後，改良派的力量還得超過保守派。但是現在，中國體製內的“改良派”是誰？這個問題就說不清楚。胡溫時代，還有溫家寶公開主張普世價值，不管是否作秀，現在連這樣的人也沒有了。即便黨內有派也不公開活動，至少外界缺乏信息。這種封閉狀態的派係鬥爭對於國家良性轉型是沒有作用和動力的。
既然黨內沒有公開的改良派，體製外力量也會逐步激進化。溫和派的建設性主張對牛彈琴，甚至在外人看來是熱臉貼冷屁股，徒然讓激進派嘲笑，甚至被指責為“變相維穩”。總體上講，中國現狀是強硬派壓倒改良派，還掌握軍隊的絕對忠誠。八九風波導致改革派悉數出局，保守派全麵執政。此後，體製內強硬派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導致體製外激進情緒和勢力不斷上升。溫和派則遭遇兩麵夾擊，“左右不是人。”
整體上說，中國當下仍然處於強政府——弱社會狀態。威權體製的一大特征是中央通常集中了所有權力，下放給地方的權力較少。中央集權體製本身對維持政權有利，可以調動優勢資源來對付地方危機；國家規模越大，抗爭成功的機會就越小。在國家管製下，中國民間力量仍然很弱，一盤散沙，欠缺行動能力。
改革三十年，中國社會力量雖然壯大了許多，但總體上仍未走出無信仰、無組織、無共識的“三無”狀態。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宗教因素，儒家倫理主要限於士大夫精英階層，對普通民眾影響有限。道德資源缺失讓絕大多數人都成為消極被動的“圍觀者”，給中國已很困難的轉型雪上加霜。民眾對不幸的忍受度比其它國家都高。在中國發生的許多事情在其它國家可能早就引發激烈的社會對抗，如2011年突尼斯因小販自焚而發生革命、總統下台，但是類似的事件在中國屢屢發生，卻沒有激發什麽民眾反應。
當然，倫理危機並非當今中國最嚴重的問題。由於國家已逐步失去了控製思想和信仰的能力，宗教管製逐步放開是大勢所趨，中國信教的人數迅速增加，傳統道德也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複興。道德倫理在本質上是一個憲政製度問題。隻要有一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國社會修複倫理的能力是不用擔心的。
在此背景下，中國未來的走向主要有三種可能性。第一種是集權與社會危機長期並存，不要低估這種可能性。中國確實是一個危機頻仍的國家，經濟、人口、倫理、環境危機越來越頻發，但是如果執政黨在處理過程中沒有大的閃失，沒有什麽理由認為這些危機一定會導致翻盤。第二種是危機大爆發，社會失序、政權坍塌。這種前景令人擔憂，因為惡性土壤長不出良性的果子，危機下產生的政權一般會比原來的更糟糕。第三種可能是威權局部失靈，體製內開明派主動考慮政治改革，體製內外形成新一輪良性互動。這種可能的前景最為光明，但目前還不見端倪。
如何規避前兩種可能性、讓第三種可能變成現實，是中國朝野的溫和改良派共同麵臨的嚴峻課題。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