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稅猛於虎 天財教授李煒光再談“死亡稅率”
11月3日，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發布了他領銜的“中國民營企業稅負問題研究”課題成果。李煒光指出，中國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率接近40%，這對企業意味著死亡。
“死亡稅率”的說法不脛而走之後，支持和反駁者皆眾多。國家稅務總局官網今天頭條轉發了新華社題為《理性看待企業稅負之爭》的文章，指出“死亡稅率”的說法更多是一種情緒表達，表述也有片麵、不嚴謹之處，不能簡單把企業麵臨的生存困難簡單歸罪於稅負過重。
本號今天同時轉發李教授最新問答和新華社的文章，供讀者參考。
李煒光：“死亡稅率”的說法沒錯
“反攻來勢洶洶。財稅背後是政治，所以要是弄清這個問題，麵臨很大風險，我就是捅了馬蜂窩。這個話題是我引起來的，我解釋清楚，以後就撤了，什麽也不說了。”
問：今天國稅總局網站上發表了李萬甫關於"死亡稅率"之說嚴重誤導公眾的文章，你怎麽看？
李煒光：李萬甫說錯了，“流轉稅為主體的稅製結構會導致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總稅率”指標計算的企業稅負虛高”：世界銀行壓根就沒將流轉稅計入“總稅率”中，同時人家的假設是——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流轉稅可以實現順利轉嫁這個前提，他的這個錯出的不小。也就是說，如果世行把流轉稅未轉嫁出去的部分計入公式中，中國的總稅率還要高。
中國的宏觀稅負率從1995年的16.5%，到2015將近37%了，這個過程中民營企業稅負變化情況如何？
李煒光：民營企業稅負占比一直在上升，2015年達到51.43%。另外，國有企業的稅負占比是往下降的。外貿企業稍微有一點下降。
今年上半年，您帶課題組先後赴全國四個城市，對中國民營企業稅負問題進行調查，這是基於怎樣的背景？
李煒光：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10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8.3%，有媒體稱，這個數字創2000年以來最低水平；其中民間投資增速僅為2.9%，比5年前同期的25.2%，堪稱“斷崖式下跌”。我想知道民營企業到底怎麽了，目前國家財稅政策是否適合企業生存和發展。
由於經費限製，我們去了四個城市，采集了一百多個樣本。有人抨擊我以偏概全，我沒有概全的想法，但是我調研的數據有代表性。我們以座談為主，和企業家麵對麵交流，調研進行了半年多的時間。
調研的結果是什麽？
李煒光：企業負擔的稅費太高了，四個地區調研結果一樣。企業家認為稅收負擔很重和較重的比例很高，達到87%，認為稅負可以接受的僅占8%，認為較輕和很輕的僅占1%。調研中發現，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率約40%，大部分企業利潤率都不到10%，很多企業不堪重負倒閉，我稱之為企業“死亡稅率”。這是我國經濟持續低迷的一個真實原因。
死亡稅率”的概念一出來，有人抨擊這種說法以偏概全，誤導公眾，你怎麽看？
李煒光：反攻來勢洶洶。財稅背後是政治，所以要是弄清這個問題，麵臨很大風險，我就是捅了馬蜂窩。這個話題是我引起來的，我解釋清楚，以後就撤了，什麽也不說了。
企業實際稅費負擔率，國家從來沒有公布過，你得出40%的結果論，是怎麽算出來的？
李煒光：我們主要靠調研，官方數據作為輔助分析。從宏觀數據分析，我國宏觀稅負率約37%，政府稅收90%由企業承擔，微觀企業稅負率就很接近這個數據。
另外，現在政府統計數據，用企業繳納的稅費除以企業營業收入，我認為這樣不行，分母太大。分母應該用銷售利潤，即商業淨利潤，這樣稅負率就高了。
如果用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中的“總稅率”指標來衡量我國企業所承擔的稅負，2013年—2016年，我國企業總稅率分別為68.7%；68.5%；67.8%，68%，這個數據遠遠高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增值稅等都不合理
按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中國企業總稅率將近70%？
李煒光：對呀！這還隻是中位數，實際上很多企業稅收比這個還要征得多。這個問題必須要麵對，其實我不想再說這個事了，很多人指責抨擊我。
企業要生存，稅負率控製在什麽區間比較合適？
李煒光：這個不好說。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盈利能力不同，但不管如何，起碼要保證企業能獲得利潤。企業獲得利潤才能去投資、去創新，才能更好地發展。我主張輕稅。亞當斯密闡述過，市場經濟認輕稅，不認重稅。重稅肯定對企業造成很多困擾。
中國民營企業到底交多少種稅？占比較高的是哪些？
李煒光：據不完全統計，涉及企業稅費的超過10種。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占比較大。根據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得稅法》，一般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為應納稅所得額的25%，根據財政部規定，我國目前增值稅最高稅率為產品增值額（小規模納稅人除外）的17%，最低為3%。相比之下，日本的增值稅率為5%、韓國與越南均為10%、新加坡為7%。
企業除了承擔稅負外，還要繳納哪些費用導致其負擔重？
李煒光：勞務稅即五險一金，2016年中國總稅率68%，其中48.8%是勞務稅，而世界平均水平僅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會計記賬上，它是五險一金當作職工福利，但他其實是作為企業的一個稅費。政府其實可以對企業進行一定補貼，降低企業的五險一金繳納。
玻璃大王曹德旺曾說，中國稅負高的原因主要在於征收了增值稅，您的調研結果顯示，很多企業都覺得企業所得稅和房產相關的稅是不合理的，您覺得主要是哪些稅不合理？
李煒光：曹先生說得沒錯，我們說得也沒錯，在企業這兩方麵稅負問題都存在。
“營改增”後企業稅負不減反增
曹德旺覺得中國稅負太高，計劃在美國投資10億建廠，中美稅種設計和征收方式上有何不一樣，導致中國稅負高？
李煒光：美國以企業所得稅為主，即有利潤才征稅，沒利潤就不征稅。它調節的是分配銷售這塊，所以企業家可以放手去投資、去發展。
中國以增值稅為主，增值稅就是在企業生產環節增加稅收，不管企業是否盈利都需繳稅。除了繳納所得稅、增值稅等，還要繳約13%的附加稅費，包括7%的城市維護建設費、5%的教育附加費和1%的防洪費等。
您在調研中，有遇到企業因稅負比較重，偷稅漏稅的問題？
李煒光：我沒這方麵信息。現在國家監管的很嚴，企業家逃稅的可能性很小，但可以避稅。
國務院也相繼出台政策減輕企業負擔，財政部公布數據稱去年營改增減5000個億，在實際調研中，企業稅負減輕了嗎？有專家甚至直指：“財政部去年營改增減5000個億是假減。”
李煒光：外界有人認為“假減”這句話是我說的，其實與我無關，是另一位學者的話，但是我在調研中發現，確實有不少企業稅負加重了。稅負減輕企業，比例很少。
增值稅的繳納稅費應該是由企業的銷項稅額減去進項稅額所得，但是現在很多情況下，企業的進項稅額不能抵扣。進項稅額不足額，無法轉嫁出去，就變成了企業實際負擔。我國近三分之一稅收無法抵扣。比如你購置產品，購置庫存，要取得增值稅發票，兩個額相抵才能減稅，購買時沒有增值稅專用發票，無法抵扣，實際稅負就增加了。
之前您說，現在中國就20多年的新經濟體，本來不應該這麽快進入衰退期，換言之，假如改革開放以來，不對企業苛這麽重的稅，是不是現在經濟會稍微好一點？
李煒光：是啊！肯定是這樣。不過，很多中共決議很好，但是由於體製問題，在具體落實過程中不到位，也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剛才也說，以後我不說了。
重稅製度繼續下去，對中國的經濟會造成什麽重創？
李煒光：政府、企業、消費者都會受創。比如有些交易本可以進行，惠及多方，但是征稅過重，交易難達成。企業沒掙錢，消費者沒享受到商品價值，政府也沒獲得好處，最後三方都得不到好處。
美國減稅 中國企業也很難出去
即將上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要讓製造業回歸美國，提出將企業所得稅從35%降到15%，將來中國企業會不會都去美國開廠子了？
李煒光：這個恐怕難度很大，企業要出去，得把資金換成外匯。我國對外匯有管製，很難把資金轉移過去。中國企業在國內發展還行，像打籃球，在各省之間打還是挺熱鬧，但是能打世界強隊嗎？恐怕不行。
特朗普的減稅政策，肯定會對惠及美國，裏根政府減稅曾引領上世紀80年代全球性的減稅運動。這項政策實施後，帶來了經濟的繁榮，也帶來了新技術與信息革命。但是，過分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把企業都關在國內未必是好事。
有消息說英國女首相也打算仿效美國，繼11月宣布減稅到17%後，把所得稅減至15%，全球減稅浪潮要開始了？
李煒光：全球很多國家的政府肯定會減稅，不減稅的話，對它的競爭是不利的，產品價格越來越高，引起國內市場很大反映，肯定物價要發生變化。
會不會倒逼中國大規模地減稅？
李煒光：那就不知道，什麽事情到了中國，就不好說了，我不做任何評價。
中國隻有3種稅通過立法
你之前的專訪中提到，中國18種稅中，隻有3種稅是人大立法通過的，是這樣嗎？
李煒光：是的，除了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車船稅，其他稅種都不是正式立法的。84、85年的時候，人大在稅法上對國務院進行了兩次授權，授予國務院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對稅收政策進行調整，屬於那種“無特定目標、無特定範圍、無特定期限”的授權，但是那個授權基本上是一種形式，並不是把實際的權力授予國務院，實際權力本來就在國務院。目前主要的稅種增值稅還是以國務院暫行條例的形式存在的。
那是不是說明大部分的稅都是政府單方麵定下來的？憲法第56條隻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納稅的義務，並未設計與納稅義務相對應的納稅人權利問題，您覺得應該如何保護納稅者權利？
李煒光：國家憲法對於稅收的立法權語焉不詳，稅收立法權到底歸屬於誰，是國務院還是人大，這些問題還不明確。
憲法應該在稅收立法權、預算編製、審議、批準、監督、評估的一整套程序，還有財政體製，都要有所規定。這些問題倒不見得說得很細很具體，因為還有預算法、稅收基本法，但是憲法在這些問題上應當給一個說法。
現在我國企業稅負改革最大阻力是什麽？還要進行哪方麵的改革？
李煒光：我們國家目前的改革的阻力其實不是來自於民間。當年小崗村的農民寫血書按手印，推動了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改革，那個時候政府很快發現了這個經驗並推廣之，黨和國家的政府機構，大家都是追著改革往前走，現在我們麵臨同樣的問題。
改革實踐已經迫切需要，社會共識已經形成。中國經過三十年改革，應該轉向一個民主、法治、立憲的體製，這個大方向不能變。
原載網易號自媒體《知道》
財稅專家建言：理性看待企業稅負之爭
爭論關鍵點在於要區分清企業稅負和企業總體負擔是兩個不同概念，不能簡單把多要素成本上升導致的企業生存空間艱難，都歸罪於企業稅負重
近幾日，從曹德旺赴美投資，到“死亡稅率”說法引發爭議，企業稅負問題再度成為輿論熱點。
12月22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場稅負問題專家研討會上，多位財稅專家表示，應理性看待企業稅負之爭，既不能“妖魔化”稅收，也不能漠視爭議背後的企業成本憂慮，應加大力度確保明年為實體經濟去成本取得實質性進展。
要從發展階段角度看稅負問題
參加研討會的多位專家表示，“中國宏觀稅負重不重”是個老話題，至少延續了十幾年，但從輿論看今年企業反映出的“稅痛感”更強烈，與當前中國經濟所處的轉型升級發展階段有直接關係，不能脫離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大邏輯談稅負問題。
“宏觀稅負之爭延續十幾年，今年更受關注，主要與實體企業盈利空間下降有關。”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說，在不同時期，企業感受到的稅負壓力有所不同。在經濟下行時期，企業麵臨產能過剩、勞動力成本提高、附加值降低、利潤變薄等諸多困難，承受稅負的能力下降。即便政府出台不少減稅政策，但減稅幅度比不上一些企業盈利下降的幅度，稅痛感自然明顯。
“不能脫離經濟新常態的發展階段空談製造業降成本。”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說，企業成本上升是經濟轉型升級階段不可回避的問題，必須在改革發展和經濟下行壓力的背景下理性看待企業稅負問題。
研討會上，多位專家指出，“死亡稅率”的說法更多是一種情緒表達，表述也有片麵、不嚴謹之處，爭論關鍵點在於要區分清企業稅負和企業總體負擔是兩個不同概念，不能簡單把多要素成本上升導致的企業生存空間艱難，都歸罪於企業稅負重。
“過去稅收征管能力差，企業少交或不交稅比較普遍。現在征管能力提升了，尤其營改增以後企業逃稅難了，這也是企業感覺稅負重的一個原因。”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教授嶽樹民說，當前要警惕“妖魔化”稅收趨勢，一個國家的文明進程，離不開合適的稅收製度，這也是為什麽曆史上一國繁榮與衰落背後都有稅收的因素。
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力度
“爭議背後政府和民眾的期待是一致的：降成本有利於企業創新和發展。”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李旭紅說，企業的稅和費是連在一起的，不能稅降了，費卻沒降。
“很多企業抱怨電價成本高，背後附著的數千億元附加費不容忽視。”全國政協委員、財會專家張連起說，企業必須繳納的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原先按最低工資標準收費，現在按實發工資繳納，企業負擔成倍增加，有的原先繳納500萬如今增加到3000萬元。
強製征收的教育費附加、隨工資“水漲船高”的工會費、收繳容易支取難的大公共維修基金……談到企業吐槽的各種收費，嶽樹民說，對企業而言成本不分稅和費，各種不合理收費最終都轉嫁到企業身上，導致企業整體負擔加重。
值得關注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定調，提出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製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
專家表示，2017年將會進一步降低稅費，無疑給企業吃了顆“定心丸”。至於具體怎麽減、哪個稅種減，還需綜合權衡製定具體政策，確保降成本取得實質性進展。
名義稅率亟待下降 清費減支勢在必行
中國社科院財經院院長助理張斌建議，當前有必要弄清名義稅負和實際稅負的區別。通常說起我國宏觀稅負，指的是實際稅負。以往政府喜歡“寬打窄用”，名義稅負會定得高一些，但因為稅收征管能力，最終實際稅負並沒有那麽高。但近幾年隨著我國稅收征管效率的明顯提升，名義稅負沒有降，意味著企業實際稅負上升。在這一背景下，未來去成本建議降低名義稅負。
降低企業負擔，現行減稅政策要繼續貫徹落實。張連起建議，營改增全麵推開，減稅效應會隨著時間延長不斷顯現，有些企業反映稅負增加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的是用不好抵扣鏈條，有的原來偷漏稅的現在環環抵扣無處可逃。營改增將倒逼企業自身改革，眼睛向內控製成本。
專家建議，下一步要加大力氣清理各種政府性基金收費和行政性收費，要為振興實體經濟提振信心。
張斌說，積極財政政策下，必須處理好稅收增速放緩和剛性支出需求增多之間的矛盾，既要避免為完成增收目標征收“過頭稅”加重企業負擔，政府也要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進一步削減自身支出，保障好百姓教育、醫療等各項民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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