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前夜的中國困境
不用條分縷析，我們清楚看到：中國正在進入新一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曆史循環，經過近30多年跨越式實質是經濟大躍進後，高積累、高發展和高能耗帶來的諸多弊端已顯露無遺，社會沉苛已久的矛盾已到了大爆發的臨界點，改良式的修補已無濟於事，而腐敗形成的“跑冒滴漏”業已形成蟻穴潰堤之隱，但倒逼改革和高層設計在左右之爭中仍沒形成在國家有效治理上的合力，這實在是遺憾，是走傳統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老路，還是以壯士斷腕之決毅，進行全方位結構性的改革？時代給中國的時間的確不多了。
按經濟權威人士——中央財經辦主任劉鶴的觀點，未來中國經濟既不是U型，也不是V型而是L型。無論什麽型，說明中國模式並未成型，從風景這邊獨好，到時下經濟困局，我們隻能這麽說：無限風光已到險峰！
金融危機誘發性征兆初顯
幾年前政治導向刊物《求是》雜誌發文，稱“中國是全球發展最好的國家”，我私下在猜測，《求是》雜誌如此這般高調吟誦時，有個人已經焦慮到不行，他不是別人，正是新上任的國家總管李克強總理。
李克強剛上任之初，也懷有“全民紅利”思想，但接下來大半年時間裏，他發現中國經濟賴以增長的發展模式似乎已經失靈，那一時期，國家投入的貨幣總量並不低於往年，但剛性的GDP好像綿花糖一樣軟綿綿地膨大，李克強意識到必須對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進行鐵腕調控，否則一味地開閘放水，崩而未潰的經濟將不可能維持下去。
結果都已是世人皆知，2013年6月中旬，央行稍動真格，一直爹疼娘愛，毫無抗壓能力的各大國有銀行，就凸顯錢荒，中國銀行間短期拆借利率竟然一夜飆到了25%，股市一泄千裏，富豪午間打了個盹就流失幾十上百億元資金，央行迫於無奈，隻得重啟閘口。
對此，被喻為中國改革派的央行行長周小川意味深長地表示，市場已基本理解了央行的“實彈演習”，隻是周行長話音未落，他就不得不再施懷柔政策，為親骨肉們雪中送炭。
這就是中國經濟虛弱無力的真實表現，也許很多人都難解其中之謎，為何胡溫體製一轉手到新一屆政府，就出現了如此巨大的動蕩？
其實這與李克強們無關，隻與中國政治經濟體製的慣性潤滑方式有關。2008年，當美國金融危機暴發時，正值中國奧運會盛典之年，保穩定促增長的結果，不是將危機趁勢轉化為中國產業調整的良機，而是彰顯萬能政府超越經濟規律的闊綽，4萬億救市方案被高調無比地推了出來，當時就有許小年等大批經濟學者痛陳這是“禍水”，不出兩年，CPI必然瘋漲，形成新的量變泡沫，最終將自嚐苦果。
兩年不到，果然應驗，但此時十八大已經臨近，政府束手無策，不得不從政治高度再次祭出凱恩斯主義，繼續用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確保十八大前經濟與社會的全麵穩定，4萬億的2.0版賡即又推了出來，泡沫就這樣越吹越大，產業沉苛積重難返，老百姓手中的錢一天天縮水，內心焦灼但強挺硬扛的溫家寶心知肚明：這燙手的山芋隻能交給下一屆政府了去處理了。
但思維脫節、政治敏感的官媒卻早已按奈不住太平盛世的狂歡，竭盡漢文溢美之詞，大讚風景這邊獨好！美國媒體也用脫口秀的方式調侃，黨支部降至華爾街，連美國都有救了！
沒錯，中國確實做過金融危機的救火隊員。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從泰國誘發時，資本機會主義的商業哲學曾在中國發揮到了極至，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下，中國確實成為那次危機最大的受益者。
時間回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暴發時，因著自1989年以來的政治經濟低靡，中國國家統計口徑中“淨誤差與遺漏”項目已連續9年為負，1997年竟然高達221億美元，這意味著當年借的外債，差不多又通過地下渠道出逃，重新流出了中國。好了，亞洲金融危機在這臨界點上暴發了，資本趨利避害，向利潤最高方向流動的結果，給市場發育不全、經濟相對穩定的中國帶來一次天賜的際遇，當年資本出逃現象得以遏止並從此逆轉，熱錢開始大舉流入中國，此後十多年裏，熱錢與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型經濟一拍即合，在股市、房地產業和人民幣升值熱炒中翻雲覆雨、神出鬼沒、興風作浪。
任何一個歐美國家的財富集累方式都遠不如轉軌中的中國來得這般傳奇，由於體製使然，權力與財富的擁有者對環境和資源的占有量從優，他們更容易在資本市場上獲利，使中國成為全球權力尋租最大的“角鬥場”，生產資料與市場價值的關係被反複扭曲，甚至獸性湮滅人性，經濟如同縱欲過度的男人，過早透支了明天的健康，導致當下中國社會腐敗、農村環境惡化，城市夏天看海，冬天吸霾，國民貧富差距也幾近無解。
透支的繁榮一定要償還
中國政府一直是經濟發展的總導演和主角，這30多年來似乎也顯示他們的確是“逢凶化吉，遇難呈祥”的高手，但有一點必須明白，低年級成績好的同學，進入高年級時，就是從普通學生進入精英學子的過程，身心環境都會發生深刻的變化。
中國經濟特別值得關注的兩個方向是：
一、這幾年國家對房地產的調控力度史無前例，但房地產依然漲聲一片，北、上、廣土地成交量巨增，差不多大半年時間就超過了上一年土地成交量的總和，而土地增值速度的急速攀升，本身就是對政府自我控調政策的反諷，也說明宏觀調控麵對失韁的經濟已失去杆杠作用，調控反倒加大了行政在經濟領域中的支配權，增生了權力尋租的機會，西方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不是沒有道理的。
二、這幾年國家貨幣投入增加很快，但經濟卻前所未有的疲軟，這說明在產業失衡、產能過剩，經營粗放和科技研發乏力的市場環境下，資本找不到更好的投資方式，又暗暗回流到了房地產業，中國實體經濟的分化人令人堪憂。
一個房地產業，足可將中國體製性弊端透徹得一清二楚，甚至不需要X光和顯微鏡！
其實，從朱鎔基時代開始的分稅製，中央政府就已把地方政府就逼上了“自我救贖”之路，作為GDP政績考核的需要，缺錢缺糧的地方政府要發展，又不能違背法律直接向市場借貸，怎麽辦？於是各地紛紛成立國企投資公司，以此為平台，向市場融資，土地成為政府資源壟斷中最大的抵押品，經營城市變成了經營土地。地方政府的錢袋與房地產開發商緊密捆綁在一起，成為錢途合一的盟友，稱其為經濟聯姻也不為過，甚至不惜動用國家警力參與由開發商主導的暴力拆遷，與民爭利，上訪潮波瀾壯闊，中國房價當驚世界殊！
一個更殘酷的事實就此呈現：如果房地產泡沫破裂，那就意味著金融風險。
幾年前，人們就在問，中國金融危機來了嗎？患得患失的危機意識下，人們似乎更相信政府攻守全備的調控能力，的確，危機像遙遠的傳說，讓所有預言都成為“水中月鏡中花”。
但很少有人能在抽絲剝繭中，看到由政府主導的經濟投資效率與收益都十分低下，而舉債發展的結果，使各級地方政府背負了天量債務，單靠財稅是沒法償還的，怎麽辦？唯有印鈔。
據央行公布的數據，短短四五年時間裏，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就從60萬億上升到近180萬億以上，居世界第一，中國才是全球最大的“印鈔機”。而這一時期地方政府、國企的債務規模已達175萬億元左右，僅2015年中國非金融部門的債務就達到了GDP的2.6倍。
據瑞銀估算，中國政府為了支撐經濟增長，決策層將2016年全年新增信貸目標從2015年的18萬億元提高至23萬億元。按此速度，預計到2020年債務占GDP的比重可能將超過3倍。
時間像一個永不停竭的沙漏，不斷將財富吞進納出，如今，中國多地方政府債務率都超過了警戒線，貴州省的債務率甚至高達207%，象浙江樣富庶的東部發達省份，其債務率也快踩到紅線上。舉債下的繁榮差不多就相當一位借錢扮帥的闊少，終究是要夢回現實的。
所有繁榮在尖刻、沉重的數據麵前，都應當有沉痛的默哀。郎鹹平說中國99%的白領會在未來十年破產，淪回貧困階層，此話雖然有郎式風格的過頭，亦顯出主流經濟學者對中國未來的悲觀，我們過去靠政府威權下的“縮骨功”，躲過了兩場金融危機，但如果真的要來，不，是早晚一定要來的那場危機，一定是“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經濟陰盛陽虛是注定的了，從今年以來的表現來看，即使再泡沫化地推出4萬億乃至10萬億救市的第N版，中國亦無法再現“高增長”的黃金時期了，印鈔的結果，隻會將人民幣幻化為國民黨大陸統治未期的金元券，那時一捆金元券還買不到一個狗不理包子，甚至許多市民入廁用的手紙都是百元大鈔。
但是，如果中國經濟從周期性衰退遁入到結構性衰退，那意味著什麽？意味著透支的繁榮一定要償還；意味著經濟改革將不再是政府主導的修補，而是全領域結構性改革，關於這一點，李克強領導的政府怎麽都繞不過去；習大也說，改革由人民說了算！
利益集團改革阻力如同巷戰
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今年已是第15個年頭了，此前關於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約定並沒有水到渠成，全球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屈指可數，歐美絕大多數國家乃至在中國崛起中受益巨大的日本也公開宣布，他們不會承認中國大陸市場經濟地位。
大網網民又是一片“帝吧出征，寸草不生的”聲討，並從政治高度認定，這就是歐美糾集日本右翼等敵對勢力玩弄的詭計，目的是試圖阻止中國大國複興的步伐。
事實上，我們更應從自身找原因。別的不說，人家政府是服務型的，國家法律根本不允許政府直接參與競爭領域的經濟活動；而中國差不多都是政府搭台，經濟唱戲——銀行是政府的，高速公路是政府的，醫院、學校是政府的，工會是政府的，甚至連廁所也可以成為政府名下的“小金庫”。央企有150多家，地方國企近13萬家，說白了，政府壟斷了經濟資源的70%，規則永遠是朝他們製定的，權力尋租成為民企官商合流下迫不得以的求生選擇。
值得注意的傾向是，政府數次推出的4萬億救市方案，錢主要流向了國企，這些年國進民退，如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但政府一直羞於承認，那麽事實是：政府收入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從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5年的45%左右，這還沒有包括其他的預算外收入，這說明什麽？說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重回八十年代早中期改革開放初的形態，帶有深刻的計劃經濟的痕跡，這顯然是隱形退步。
這樣的經濟體製的確是中國獨門絕學，政府原本想在不改變政治體製的條件下，利用威權主義的官商哲學，集中力量辦大事，進而有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但結果是：盤根錯節的關係網、驚人的社會不公、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不斷惡化的環境、扭曲的市場價值、鈍化了的產業競爭和毫無創新能力的科技跟風，如果不進行結構性的改革，中國經濟的前景無疑將黯然無光，在資源耗盡後重回初級產業老路，也就是說幾十年經濟改革歸零。
李克強在上任之初答中外記者問時說，改革比觸動靈魂還難，但即使如此，也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王岐山在推薦《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時，也直率地說，我們知道現在所作的隻是在治標，但我們要為治本迎得時間。
什麽是治本？簡單地說就是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回歸市場經濟的普世法則中去，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的所有製將全麵改變，政府必須製定一個中長期經濟改革藍圖，最終退出市場操盤手角色，真正轉型為服務型政府；金融、國企業也將完成“非特色”化的市場改造，主流方向是私有化，想不想做，做與不做，都必然要做，隻要中國不走老路（退也退不回去的了），必然要融入“全球同此涼熱”的大市場中，成為規則的遵守者。
當然，與此配套的必然是政治改革，漸進穩妥的政治改革是必須的和緊迫的，隻當壟斷寄生下的國營企業主體性退出市場競爭領域後，經濟的資源配置才會趨於公平，市場才能發揮它最大的能效，而此後，威權才能回歸民權，這是意識形態方麵的全民福利。
但現實的艱難令人窒息，看到了和做得到，存在非常巨大的差距，即使是在治標方麵，利益集團的阻力就如同殘酷的巷戰。
全國現存有上萬項各類收費審批事項，幾年前，李克強就準備砍掉一半，但刀沒下，就遭到各地異乎尋常的頑強抵抗，許多部門花樣百出、耍盡手段與中央捉迷藏，隱匿上報的收費項目多次被打回，但仍不死心要拚死一搏，完全是社會百態下的群醜圖。
清華大學社會學係“社會發展課題組”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轉型陷阱”！意指改革和轉型過程中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團，要求把過渡時期的體製定型化，形成能促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製”，從而使改革原動力喪失怠盡。
世界日趨艱難，李克強手上的牌也並不多，許多大好機會在“今日複今日”的過往曆史中白白錯失了，小平遺產已不夠用，但超越小平，誰都沒那見識和魅力，待落到李克強肩頭時，還沒等臥薪嚐膽，金融危機似乎已隔窗敲門，
是退避三舍，還是破釜沉舟？李克強的選擇麵隻能非A即B，僅有沉著是不夠的，遊離或繞路無非是讓危機繼續擊鼓傳花，事實上，以前就是這樣得過且過玩大的，一矣被李克強接上手，中國所有城市都麵臨手術，省長們的腹部都隱隱發痛，刮骨療毒已不足為惜，恐怕是一些體製性髒器都得更換，特別是意識形態方麵的社資問題，從不爭論到重新爭論，耗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和精力。
所有跡象都在顯明，曾經引以為豪的中國紅利正在很消失，並且成為中國的拖累。
縱觀2016年以來市場及匯率的起伏動蕩，加快了資本外逃的步伐，目前，經濟危機還沒有真正開始，僅僅隻是局部產業與局部地方的危機的預演。但危機醞釀階段停留的時間越長，最後引爆時的反應就越慘烈。
按經濟權威人士——中央財經辦主任劉鶴的觀點，未來中國經濟既不是U型，也不是V型而是L型。無論什麽型，說明中國模式並未成型，從風景這邊獨好，到時下經濟困局，我們隻能這麽說：無限風光已到險峰！
金融危機誘發性征兆初顯
幾年前政治導向刊物《求是》雜誌發文，稱“中國是全球發展最好的國家”，我私下在猜測，《求是》雜誌如此這般高調吟誦時，有個人已經焦慮到不行，他不是別人，正是新上任的國家總管李克強總理。
李克強剛上任之初，也懷有“全民紅利”思想，但接下來大半年時間裏，他發現中國經濟賴以增長的發展模式似乎已經失靈，那一時期，國家投入的貨幣總量並不低於往年，但剛性的GDP好像綿花糖一樣軟綿綿地膨大，李克強意識到必須對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進行鐵腕調控，否則一味地開閘放水，崩而未潰的經濟將不可能維持下去。
結果都已是世人皆知，2013年6月中旬，央行稍動真格，一直爹疼娘愛，毫無抗壓能力的各大國有銀行，就凸顯錢荒，中國銀行間短期拆借利率竟然一夜飆到了25%，股市一泄千裏，富豪午間打了個盹就流失幾十上百億元資金，央行迫於無奈，隻得重啟閘口。
對此，被喻為中國改革派的央行行長周小川意味深長地表示，市場已基本理解了央行的“實彈演習”，隻是周行長話音未落，他就不得不再施懷柔政策，為親骨肉們雪中送炭。
這就是中國經濟虛弱無力的真實表現，也許很多人都難解其中之謎，為何胡溫體製一轉手到新一屆政府，就出現了如此巨大的動蕩？
其實這與李克強們無關，隻與中國政治經濟體製的慣性潤滑方式有關。2008年，當美國金融危機暴發時，正值中國奧運會盛典之年，保穩定促增長的結果，不是將危機趁勢轉化為中國產業調整的良機，而是彰顯萬能政府超越經濟規律的闊綽，4萬億救市方案被高調無比地推了出來，當時就有許小年等大批經濟學者痛陳這是“禍水”，不出兩年，CPI必然瘋漲，形成新的量變泡沫，最終將自嚐苦果。
兩年不到，果然應驗，但此時十八大已經臨近，政府束手無策，不得不從政治高度再次祭出凱恩斯主義，繼續用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確保十八大前經濟與社會的全麵穩定，4萬億的2.0版賡即又推了出來，泡沫就這樣越吹越大，產業沉苛積重難返，老百姓手中的錢一天天縮水，內心焦灼但強挺硬扛的溫家寶心知肚明：這燙手的山芋隻能交給下一屆政府了去處理了。
但思維脫節、政治敏感的官媒卻早已按奈不住太平盛世的狂歡，竭盡漢文溢美之詞，大讚風景這邊獨好！美國媒體也用脫口秀的方式調侃，黨支部降至華爾街，連美國都有救了！
沒錯，中國確實做過金融危機的救火隊員。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從泰國誘發時，資本機會主義的商業哲學曾在中國發揮到了極至，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下，中國確實成為那次危機最大的受益者。
時間回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暴發時，因著自1989年以來的政治經濟低靡，中國國家統計口徑中“淨誤差與遺漏”項目已連續9年為負，1997年竟然高達221億美元，這意味著當年借的外債，差不多又通過地下渠道出逃，重新流出了中國。好了，亞洲金融危機在這臨界點上暴發了，資本趨利避害，向利潤最高方向流動的結果，給市場發育不全、經濟相對穩定的中國帶來一次天賜的際遇，當年資本出逃現象得以遏止並從此逆轉，熱錢開始大舉流入中國，此後十多年裏，熱錢與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型經濟一拍即合，在股市、房地產業和人民幣升值熱炒中翻雲覆雨、神出鬼沒、興風作浪。
任何一個歐美國家的財富集累方式都遠不如轉軌中的中國來得這般傳奇，由於體製使然，權力與財富的擁有者對環境和資源的占有量從優，他們更容易在資本市場上獲利，使中國成為全球權力尋租最大的“角鬥場”，生產資料與市場價值的關係被反複扭曲，甚至獸性湮滅人性，經濟如同縱欲過度的男人，過早透支了明天的健康，導致當下中國社會腐敗、農村環境惡化，城市夏天看海，冬天吸霾，國民貧富差距也幾近無解。
透支的繁榮一定要償還
中國政府一直是經濟發展的總導演和主角，這30多年來似乎也顯示他們的確是“逢凶化吉，遇難呈祥”的高手，但有一點必須明白，低年級成績好的同學，進入高年級時，就是從普通學生進入精英學子的過程，身心環境都會發生深刻的變化。
中國經濟特別值得關注的兩個方向是：
一、這幾年國家對房地產的調控力度史無前例，但房地產依然漲聲一片，北、上、廣土地成交量巨增，差不多大半年時間就超過了上一年土地成交量的總和，而土地增值速度的急速攀升，本身就是對政府自我控調政策的反諷，也說明宏觀調控麵對失韁的經濟已失去杆杠作用，調控反倒加大了行政在經濟領域中的支配權，增生了權力尋租的機會，西方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不是沒有道理的。
二、這幾年國家貨幣投入增加很快，但經濟卻前所未有的疲軟，這說明在產業失衡、產能過剩，經營粗放和科技研發乏力的市場環境下，資本找不到更好的投資方式，又暗暗回流到了房地產業，中國實體經濟的分化人令人堪憂。
一個房地產業，足可將中國體製性弊端透徹得一清二楚，甚至不需要X光和顯微鏡！
其實，從朱鎔基時代開始的分稅製，中央政府就已把地方政府就逼上了“自我救贖”之路，作為GDP政績考核的需要，缺錢缺糧的地方政府要發展，又不能違背法律直接向市場借貸，怎麽辦？於是各地紛紛成立國企投資公司，以此為平台，向市場融資，土地成為政府資源壟斷中最大的抵押品，經營城市變成了經營土地。地方政府的錢袋與房地產開發商緊密捆綁在一起，成為錢途合一的盟友，稱其為經濟聯姻也不為過，甚至不惜動用國家警力參與由開發商主導的暴力拆遷，與民爭利，上訪潮波瀾壯闊，中國房價當驚世界殊！
一個更殘酷的事實就此呈現：如果房地產泡沫破裂，那就意味著金融風險。
幾年前，人們就在問，中國金融危機來了嗎？患得患失的危機意識下，人們似乎更相信政府攻守全備的調控能力，的確，危機像遙遠的傳說，讓所有預言都成為“水中月鏡中花”。
但很少有人能在抽絲剝繭中，看到由政府主導的經濟投資效率與收益都十分低下，而舉債發展的結果，使各級地方政府背負了天量債務，單靠財稅是沒法償還的，怎麽辦？唯有印鈔。
據央行公布的數據，短短四五年時間裏，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就從60萬億上升到近180萬億以上，居世界第一，中國才是全球最大的“印鈔機”。而這一時期地方政府、國企的債務規模已達175萬億元左右，僅2015年中國非金融部門的債務就達到了GDP的2.6倍。
據瑞銀估算，中國政府為了支撐經濟增長，決策層將2016年全年新增信貸目標從2015年的18萬億元提高至23萬億元。按此速度，預計到2020年債務占GDP的比重可能將超過3倍。
時間像一個永不停竭的沙漏，不斷將財富吞進納出，如今，中國多地方政府債務率都超過了警戒線，貴州省的債務率甚至高達207%，象浙江樣富庶的東部發達省份，其債務率也快踩到紅線上。舉債下的繁榮差不多就相當一位借錢扮帥的闊少，終究是要夢回現實的。
所有繁榮在尖刻、沉重的數據麵前，都應當有沉痛的默哀。郎鹹平說中國99%的白領會在未來十年破產，淪回貧困階層，此話雖然有郎式風格的過頭，亦顯出主流經濟學者對中國未來的悲觀，我們過去靠政府威權下的“縮骨功”，躲過了兩場金融危機，但如果真的要來，不，是早晚一定要來的那場危機，一定是“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經濟陰盛陽虛是注定的了，從今年以來的表現來看，即使再泡沫化地推出4萬億乃至10萬億救市的第N版，中國亦無法再現“高增長”的黃金時期了，印鈔的結果，隻會將人民幣幻化為國民黨大陸統治未期的金元券，那時一捆金元券還買不到一個狗不理包子，甚至許多市民入廁用的手紙都是百元大鈔。
但是，如果中國經濟從周期性衰退遁入到結構性衰退，那意味著什麽？意味著透支的繁榮一定要償還；意味著經濟改革將不再是政府主導的修補，而是全領域結構性改革，關於這一點，李克強領導的政府怎麽都繞不過去；習大也說，改革由人民說了算！
利益集團改革阻力如同巷戰
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今年已是第15個年頭了，此前關於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約定並沒有水到渠成，全球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的國家屈指可數，歐美絕大多數國家乃至在中國崛起中受益巨大的日本也公開宣布，他們不會承認中國大陸市場經濟地位。
大網網民又是一片“帝吧出征，寸草不生的”聲討，並從政治高度認定，這就是歐美糾集日本右翼等敵對勢力玩弄的詭計，目的是試圖阻止中國大國複興的步伐。
事實上，我們更應從自身找原因。別的不說，人家政府是服務型的，國家法律根本不允許政府直接參與競爭領域的經濟活動；而中國差不多都是政府搭台，經濟唱戲——銀行是政府的，高速公路是政府的，醫院、學校是政府的，工會是政府的，甚至連廁所也可以成為政府名下的“小金庫”。央企有150多家，地方國企近13萬家，說白了，政府壟斷了經濟資源的70%，規則永遠是朝他們製定的，權力尋租成為民企官商合流下迫不得以的求生選擇。
值得注意的傾向是，政府數次推出的4萬億救市方案，錢主要流向了國企，這些年國進民退，如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但政府一直羞於承認，那麽事實是：政府收入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從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5年的45%左右，這還沒有包括其他的預算外收入，這說明什麽？說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重回八十年代早中期改革開放初的形態，帶有深刻的計劃經濟的痕跡，這顯然是隱形退步。
這樣的經濟體製的確是中國獨門絕學，政府原本想在不改變政治體製的條件下，利用威權主義的官商哲學，集中力量辦大事，進而有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但結果是：盤根錯節的關係網、驚人的社會不公、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不斷惡化的環境、扭曲的市場價值、鈍化了的產業競爭和毫無創新能力的科技跟風，如果不進行結構性的改革，中國經濟的前景無疑將黯然無光，在資源耗盡後重回初級產業老路，也就是說幾十年經濟改革歸零。
李克強在上任之初答中外記者問時說，改革比觸動靈魂還難，但即使如此，也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王岐山在推薦《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時，也直率地說，我們知道現在所作的隻是在治標，但我們要為治本迎得時間。
什麽是治本？簡單地說就是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回歸市場經濟的普世法則中去，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的所有製將全麵改變，政府必須製定一個中長期經濟改革藍圖，最終退出市場操盤手角色，真正轉型為服務型政府；金融、國企業也將完成“非特色”化的市場改造，主流方向是私有化，想不想做，做與不做，都必然要做，隻要中國不走老路（退也退不回去的了），必然要融入“全球同此涼熱”的大市場中，成為規則的遵守者。
當然，與此配套的必然是政治改革，漸進穩妥的政治改革是必須的和緊迫的，隻當壟斷寄生下的國營企業主體性退出市場競爭領域後，經濟的資源配置才會趨於公平，市場才能發揮它最大的能效，而此後，威權才能回歸民權，這是意識形態方麵的全民福利。
但現實的艱難令人窒息，看到了和做得到，存在非常巨大的差距，即使是在治標方麵，利益集團的阻力就如同殘酷的巷戰。
全國現存有上萬項各類收費審批事項，幾年前，李克強就準備砍掉一半，但刀沒下，就遭到各地異乎尋常的頑強抵抗，許多部門花樣百出、耍盡手段與中央捉迷藏，隱匿上報的收費項目多次被打回，但仍不死心要拚死一搏，完全是社會百態下的群醜圖。
清華大學社會學係“社會發展課題組”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轉型陷阱”！意指改革和轉型過程中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團，要求把過渡時期的體製定型化，形成能促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製”，從而使改革原動力喪失怠盡。
世界日趨艱難，李克強手上的牌也並不多，許多大好機會在“今日複今日”的過往曆史中白白錯失了，小平遺產已不夠用，但超越小平，誰都沒那見識和魅力，待落到李克強肩頭時，還沒等臥薪嚐膽，金融危機似乎已隔窗敲門，
是退避三舍，還是破釜沉舟？李克強的選擇麵隻能非A即B，僅有沉著是不夠的，遊離或繞路無非是讓危機繼續擊鼓傳花，事實上，以前就是這樣得過且過玩大的，一矣被李克強接上手，中國所有城市都麵臨手術，省長們的腹部都隱隱發痛，刮骨療毒已不足為惜，恐怕是一些體製性髒器都得更換，特別是意識形態方麵的社資問題，從不爭論到重新爭論，耗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和精力。
所有跡象都在顯明，曾經引以為豪的中國紅利正在很消失，並且成為中國的拖累。
縱觀2016年以來市場及匯率的起伏動蕩，加快了資本外逃的步伐，目前，經濟危機還沒有真正開始，僅僅隻是局部產業與局部地方的危機的預演。但危機醞釀階段停留的時間越長，最後引爆時的反應就越慘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