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金融主權。一國財政部通過向央行發行國債作為增加基礎貨幣供給的途徑是最 公 平的貨幣發行辦法，因為這種鑄幣稅收入可以通過政府的公共財政開支被全體國民所分享。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清楚地表明，國債是美國基礎貨幣發行的主要途徑。但 是，中國在1994年外匯管理體製改革後的第二年頒布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二十九條卻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這項法律阻斷了財政部 通過向央行發行國債增加基礎貨幣供給的途徑，在大力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出口導向型經濟形成大量貿易順差、熱錢流入和國內企業海外上市等諸多政策體製下，這 項法律在事實上開啟了中國通過外匯占款實現基礎貨幣發行的機製(參見下表)。
從表中可以看出，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開始，外匯占款占基礎貨幣發行的比例以每年30%的速率高速增長;特別是到2005年以後，由於 匯率機製改革，大量熱錢流入中國，導致了所謂的“流動性過剩”。為了避免通貨膨脹，央行不得不通過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等措施回收過去通過 主權信貸發行的基礎貨幣，這才使得2005年以後流通中的基礎貨幣小於外匯占款產生的基礎貨幣(參看上表)。這說明，從2005年開始，中國的貨幣發行是 以流入的美元為基礎發行的，形成了事實上的“美元本位製”，中國財政、貨幣和金融製度的性質發生了改變：美元本位製構成了中國貨幣金融製度的核心。
外國直接投資。保 護幼稚工業理論的實質，是通過將外國工業品擋在國門之外，使本國民族企業獨占國內市場。按照這個理論，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很 少引進外資，甚至排斥外國直接投資。因為，外國直接投資繞過關稅壁壘，運用關稅保護民族產業的政策 將完全失效，跨國公司攫取巨額利潤並壟斷欠發達國家市場，在欠發達國家內部直接控製了其產業。
從理論上來說，與發達國家通過對欠發達國家商品銷售來摧毀其工業相比較，在外國直接投資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會更加輕而易舉地摧垮發 展中國家的新興工業和價值鏈高端。 原因在於，即使是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企業也不得不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國勞動力進行生產並與發展中國家低勞動力 成本的產品進行競爭，這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其產品的競爭力。但在直接投資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可以直接使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與發展中國家 的本土企業展開短兵相接的直接競爭，發展中國家民族企業僅有的一點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就蕩然無存了，其絕大部分高端產業在沒有走出國門之前在本土上就被 發達國家直接剿滅了，所以，隻能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被永遠地固化在價值鏈低端“擔水劈柴”的地位上。
與嚴格限製、排斥外國直接投資不同，除少數“敏感”產業外，中國在產業政策上對外資采取了稅收優惠、廉價出讓土地、壓低 勞動報酬、降低環保要求和科技開發用品免征進口關稅等一係列政策，大力引進外資，從而在二十餘年裏形成了依賴外國直接投資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出口導向型發 展模式。其結果是，截至2005年底，外資企業進出口占中國進出口總額已超過55%，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占比更接近90%。當 跨國公司在中國國內控製和壟 斷了有利可圖的價值鏈高端之後，從2005年開始，中國大量資金因無利可圖從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中遊離出來後，不得不投資於可以在短期內就能產生回報的產 業，因而造成鋼鐵、水泥、煤炭、輕工、建材等產業的大量產能過剩：或者轉向股市和房地產等投機活動，特別是在前者的產能過剩日趨明顯的情況下，無形中又加 劇了房地產的投機活動。由於跨國公司大量的利潤轉移和民營企業的不景氣，中國地方政府從實業上征收的稅賦入不敷出，因此紛紛靠賣地增加財 政收入，從而不斷 推高房價，更加助長了房地產業的投機活動，成為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
國內市場。高度競爭的國內統一市場是工業化成功的重要基礎，但中國過早的不分階段的全麵對外開放、“GDP”作 為地方政府官員考核指標的 弊端以及貨幣發行權的喪失等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國內市場走上了四分五裂的道 路，它在經濟方麵的弊端至少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其一，在加入世貿組織前，中國的市場分割、各省之間產業結構雷同和地方保護主義問題就沒有得到解決，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片麵強調“用 開放倒逼改革”，忽視了統一國內市場問題，這包括高昂的社會物流成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比發達國家高一倍)和流通渠道嚴重不暢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使國內企業在開發國內市場潛力上知難而退，紛紛通過加入跨國公司控製的全球價值鏈，被迫走上出口導向型經濟的道路。因此，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跨國公司 就把中國各省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自然資源迅速地納入其全球產業價值鏈之中，其結果是中國各省的國際一體化程度大幅度增加，而國內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卻進一步被 弱化了。這種狀況導致了外國產品和外資在中國暢通無阻，而國內市場的分割卻有增無減。這是導致中國製造業企業不僅在進出口而且在國內市場上均沒有渠道控製 權和價格定價權的重要原因。
其二，經濟區、開發區在改革開放初期曾發揮過積極的作用，但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分權體製和 “GDP”作為考核地方政府官員 考核指標的巨大刺激之下，地方政府競爭導致了“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地方政府的逐利行為使其競相通過開辦這種畫地為牢的經濟區和開發區，以各種不計生態成 本和損害其他地區的優惠政策招商引資，並在一有所謂新的產業機會就聞風而動，一哄而上，遍地開花，加劇了地方政府的各自為政和市場分割。這是中國長期以來 無法解決各地重複建設、產業結構雷同的主要原因，使得中央政府統一實施產業振興的難度越來越大。
其三，外國直接投資導致和加 劇了國內市場分割，嚴重阻礙了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在外匯占款成為人民幣發行和信貸的基本途徑之後，地方政府隻有搞 到美元，才會有發展的資金;而搞不到美元，該地區將因缺乏資金而無法發展，所以，驅動著地方政府大力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外資在哪裏建廠，哪裏就有了發展的 資金，有稅收，有就業，因此，跨國公司就利用地方政府的競爭，利用地方市場分割，哪裏越不要求技術轉移、給的市場越多，就在哪裏投資建廠。合資企業曾被看 做是發展中國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重要途徑，但合 資模式在中國卻培養了中方利益集團，地方政府與外資企業、中方利益集團在利益上是一致的，當合資企業遇到 真正的自主企業競爭時，中方利益集團和地方政府反而保護外資的利益，因為保護外資的利益就是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對中方利益集團來說，引進技術後自主研發費 時費力，利用廉價勞動力和資源從事低端產品生產並壟斷國內市場立竿見影，何必再去自主創新?這不僅是導致“市場換技術”失敗的基本原因，也是外國直接投資 利用“地方發展型國家”對中國市場分而治之、阻礙國內統一市場形成的重要根源。
在 曆史上，中央政府作為國家發展主義唯一代理機構是成功崛起的基本特征之一，即使是像美國這種具有典型地方分權的聯邦製國家，在其崛起過程中，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也是由中央集權的司法體係為其提供基本的政 治結構並最終完成的。時至今日，美國聯邦政府仍是統一對外實施有關外資進入等產業政策，這就是為什麽中國企業“華為”並購美國一家200萬美元的小企業還 被美國聯邦政府否決的原因。但是，“中國模式”卻與中央政府作為國家發展主義唯一代理機構的“李斯特式發展型國家”背道而馳：中國行政、財政分權化導致地 方政府繞開中央政府吸納外 資，以及地區間的競爭，都使得中央的發展政策在地方執行的過程中被扭曲乃至被抵製，使得中央統一的產業政策無法實施，難以實施全國性的經濟協調。
現在，終於到了為改革滯後付出慘重代價的時刻了。
（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