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複的中國 轉自國內豆瓣網

http://m.douban.com/note/594111812/?bid=NCf3EVk_WyQ

榮劍

山重水複的中國——問題、路徑和轉型

中共在大概率不能奪取政權的情況下奪取了政權，中共在大概率會崩潰的情況下沒有崩
潰，中共在大概率會向憲政轉型的情況下沒有轉型。中共會向何處去？中國會向何處去
？我期待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答案。

【編按：這是中國政治思想家榮劍2016年11月16日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中文演
講稿。演講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主持並現場翻譯為英文。】

2016年11月16日，中國政治思想家榮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舉行主題為《山
重水複的中國：問題、路徑和轉型》演講。(明鏡新聞網 程度攝)

非常榮幸，受黎安友教授的邀請，有機會能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就中國問題發表
演講。記得是在2012年，我專程來美國拜訪黎安友教授，就他以前曾經談到的”中國的
製度韌性”這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對話，這個對話後來經過我的
整理並經黎安友教授的審核，在中國的一個重要刊物——《領導者》雜誌上正式發表。
但遺憾的是，這篇文章限於中國的言論控製而無法在國內的網絡媒體上傳播。在這篇對
話中，我提到了一個時間的概念：only ten years，隻有十年。為什麽這麽說？因為
2012年是中共最高權力的交接之年，新的領導者按照黨的製度安排將進入一個新的十年
的執政期，他必須在這十年裏來完成他的工作使命，時間無多。這個時間的製約因素對
於我們今天在座的許多朋友來說也是一樣的，我那次就對王軍濤說了，你也隻有十年時
間，如果你不能在十年裏解決問題，那你就退休吧，讓年輕人以他們的方式去解決中國
的問題。

2016年11月16日，中國政治思想家榮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舉行主題為《山
重水複的中國：問題、路徑和轉型》演講。圖為主持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
（Andrew Nathan）。(明鏡新聞網 程度攝)

今年是2016年，十年已經用去了四年，幾乎一半的時間沒了，中國發生了什麽呢？是比
2012年以前更好還是更壞了？我想許多人都會有自己的判斷。國內學者章立凡先生在
2012年時有一個預言，叫”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已經過去的四年可以證明，中國看
不到改革，甚至可以說看不到任何改革。雖然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出了60項改革的清單，
四中全會再次提出了依法治國的綱領性文件，但這些改革的綱領和方案均沒有得到具體
落實，相反，大量的反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卻以改革的名義堂皇出現。不僅是在國企改革
領域出現大倒退，在法治領域也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倒退現象，惡劣的程度已
遠遠超過了周永康時代。

看不到改革，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埋葬了？好像也沒有看到這個體製有被埋葬的任何跡象
。的確，中國現在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困局中，這個困局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內外
交困。對此恐怕不需要我再做更多的描述，在座的諸位應該都有大致相同的判斷。但由
此說這個體製即將被埋葬，恐怕還為時過早。我注意到，對中國的看法，美國的學者也
在發生變化，比如像大衛·蘭普頓（David Lampton）、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這些
原來偏向於親中的學者開始發出對中國的負麵評價。沈大偉那篇《中國即將崩潰》（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文章對國內的官場和學界都影響巨大，他從五個方麵
來論證中國正在崩潰的標誌：中國的富人們正在逃離中國；政治壓迫和中共的不安全感
越來越強烈；中國的官員和學者毫無生氣；官場上無處不在的腐敗；中國的經濟正陷入
在一係列係統性的陷阱中。正是基於這五個判斷，沈大偉認為中共統治已進入了它的最
後階段。但對於中共會在何時崩潰，沈大偉仍然出言謹慎，他把這個過程視為可能是”
漫長的過程”，是”中共延長式的衰落”。如果以這麽一個時間概念（二十年或三十年
？）來預言中共即將崩潰，那等於什麽也沒有說。一旦超過十年時間，中共還能繼續以
現有的方式來統治和治理中國的話，那就絕不是崩潰，至多隻能算是一個緩慢的變化，
在座的諸位誰還會有耐心再看著中共對中國的統治繼續延續二十年或三十年？

我前麵講的這些，是想表達一個困惑：為什麽在中國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條件時，它
沒有崩潰？2002年章家敦先生首次在美國發出中國即將崩潰的預言時，沒有幾個人會相
信這個預言，不管是中國的學者和還是美國的學者，很少有人出來附和他的聲音。黎安
友教授好像就是在這個時候給美國的《民主》雜誌寫了一篇文章，認為中國的製度還有
韌性，就是說中國的威權製度還富有彈性，可以在一個相當大的空間裏展開其對社會和
經濟的調適，政治控製在一定程度上尚具有柔性色彩。這個看法顯然是符合當時人們對
中共製度的一般看法。事實上，正是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經濟開始迅猛增長，經濟總
量的膨脹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到了2010年左右，”中國模式”論甚囂塵上，許多外國
學者，包括福山先生（Francis Fukuyama）都被中國擺脫危機的巨大能力和發展的驚人
速度迷住了，而黎安友教授則在這個時候又唱了反調，撰文認為中國製度的韌性開始消
退。一個嚴肅的學者對中國的看法發生變化，是因為中國發生變化了，中國的經濟和製
度在一片繁榮的景象下開始出現重大問題。就是在2012年以來的四年裏，中國集三十多
年的改革開放所形成的基本的政治經濟秩序統統被打亂了，取而代之的並不是一個新的
穩定的統治秩序的出現，而毋寧是還在成型過程中，最後它會以一個什麽樣的狀態呈現
在世人麵前，尚難定論。因此，我的困惑可能具有普遍性——好像黎安友教授最近也提
到他對中國的困惑，應該怎麽來看中國近幾十年來特別是近四年來所發生的一係列重大
變化？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山重水複的中國，翻譯成英語是A Confused China，一個令人困惑
的中國：當下中國對世界構成了一個巨大的謎團，中國的發展令世界困惑不解，中國為
何達至現在的狀態？中國會依賴何種路徑前行？中國會向何處去？ 基於這些問題意識
，我將重點探討中共的合法性問題、中國的改革和革命問題、中國的社會轉型問題。中
國是一本巨大的書，每一個身臨其境的人都難以閱讀其全部章節，我隻是將我體會最深
的一頁呈現給大家，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和指正。

一、中共的合法性問題

中國當下最大的問題是什麽？毫無疑問，是中共的合法性問題。2012年，我寫了一篇文
章：中國十問——決定中國未來的十個問題，把中共的合法性問題置於首位。這篇文章
在共識網上發表後幾個小時就被刪掉了，但這個問題是不會被刪掉的，這是中共麵臨的
最大問題，當下中國的一係列危機，歸根到底，是中共的合法性危機。習在不同場合曾
多次講到，中共要防止陷入”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即陷入於政府不管說什
麽，是說真話還是說假話，人民都不信的困局中。事實上，中國各級政府現在已經深深
陷入在”塔西佗陷阱”中，政府的公信力已降到前所未有的低點，不管是處理大的群體
性事件，還是應對具體的個案，官方的發言和措施都難以取信於民。國家和社會分裂，
官民對立嚴重，是執政黨的合法性出了大問題。

從政治學的一般理論來看，合法性是指政治權力必須來源於人民的自覺認可和服從，來
源於人民的授權，來源於人民的支持。以這些標準來看，中共政權有合法性嗎？中共顯
然認為它是有合法性的，2015年9月9日，王岐山在”2015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結
束之後會見與會代表時談到了中共的合法性問題，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曆
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這是中共對其執政的一貫說法，並無新意。
但中共這些年來對其執政的危機程度還是有足夠的估計，認為搞得不好會亡黨亡國，這
是寫在了十八大報告裏。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既然你沒有合法性問題，那你怎麽會有
亡黨亡國的問題？

中共的合法性危機究竟到了什麽程度？是不是已經到了它即將崩潰的程度？這是我所關
注的重點。中共執政60多年了，一直麵臨著合法性問題，它所主持的任何一次選舉都不
是憲政民主製度意義上的選舉，由此判定它的合法性缺失，理由是足夠的，但由此認定
中共會因為合法性的缺失而崩潰，理由則是不夠的，因為中共在曆史上經曆過多次合法
性危機而並沒有走向崩潰。王岐山在確認中共有合法性時，也談到了中共的執政還要看
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他的這個說法盡管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因為沒有真正的選舉製度，你沒法確認人民是否高興、是否滿意或是否答應，但這個
說法的確也表達出一個事實狀態，中共的製度之所以沒有因為它的合法性問題而崩潰，
一定有它獲得長期存在的其他支持性因素。

毛的時代，中共的合法性是建基於槍杆子裏出政權這個暴力革命的法則，中共說它奪取
政權是曆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大致也是符合曆史事實。國共兩軍對壘，依靠戰爭決
定勝負，共產黨以小勝大，以弱勝強，有政治和軍事的決定性因素，的確也有民心向背
的因素。中共的勝利，當時不僅是老百姓服氣，民主黨派服氣，而且斯大林服氣，美國
人也服氣。1949年中共主持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達成共同綱領，建立聯合政府，民主黨
派人士占據一半席位，所做的這一切就是要為中共新政權塗抹上合法性色彩，以顯示它
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但這個合法性遊戲隻玩了三年時間毛就不想玩了，1953年開始社會
主義改造運動，農村搞合作社集體化，城市搞工商業改造。1957年，民主人士被引蛇出
洞，以為又可以玩合法性遊戲了，跳出來主張輪流坐莊，搞政治設計院，誰知是被一網
打盡，從此民主黨派徹底淪為政治花瓶。合法性遊戲不玩了，中共此時卻並未像匈牙利
、波蘭等幾個東歐國家那樣陷於合法性危機中，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沒有上街，即使
後來遭遇了三年大饑荒，死了數千萬人，毛在人民群眾中仍然享有巨大威望，中共的統
治仍然牢不可破。毛時代中共真正的合法性危機是由林彪事件啟爆的，林彪的出逃和摔
死在溫都爾汗，是對毛政治信用的巨大打擊，毛以往依靠暴力、意識形態和個人崇拜所
塑造出來的合法性開始崩塌，毛的神話由此破滅。

毛的合法性危機究竟導致了什麽後果？中共在1981年達成的曆史決議中認為，中國已到
了崩潰的邊緣。現在看來，這個判斷顯然有點誇大其詞，它更多的是一種策略性的表述
。文革後期，雖然民不聊生，物質匱乏，經濟停頓，政治動蕩，但隻有極少數先知先覺
者有中國的危機感，國民普遍的危機意識遠不如現在。如果毛死後”四人幫”不是被抓
起來，而是和華國鋒合作一起按毛的”既定方針”辦，製止鄧小平的第三次複出，中國
很可能就像現在的朝鮮，在危機四伏中持續地保持穩定，遠不會自動崩潰。

鄧領導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發展開創了一條新路，同時也是為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注入了
新的資源，從槍杆子裏出政權的曆史選擇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
經濟，從閉關鎖國轉向對全世界打開大門，這些措施出乎預料地大大緩解了執政黨的政
治壓力，並且為它後來克服和消解政治危機提供了一個現實可行的路徑。1989年的政治
風波，大到了足以可以顛覆中共政權的程度，學生的和平抗議運動遭到了軍隊的血腥鎮
壓，大凡經過這段曆史的人，在當時幾乎都有相同的疑問：這個政權還能維持多久？蘇
東社會主義國家雪崩之後，這個疑問更加普遍和強烈。我在《八十年代的出場和返場》
一文中曾記錄了這麽一個故事：三個朋友於1989年在紐約預言中共會何時崩潰，樂觀派
說是三年，中間派說是五六年或七八年，而悲觀派則沒有給出時間表。”後八九”以來
已快30年了，樂觀派和中間派應該都變成悲觀派了吧？中共在麵臨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
危機時沒有如人們預期的那樣，以蘇東的方式崩潰，顯然是要歸功於鄧1992年的南巡講
話，這個講話重啟改革進程，以市場的方式消解了政治壓力，由此挽救了黨，挽救了國
家，也挽救鄧本人。

鄧南巡講話之後，是中國的黃金20年，當然，這是從經濟上來說的。當市場經濟的渠道
被打通之後，政治就不再是知識人安身立命的唯一場所了，原來彌漫於社會各個角落的
不滿和抵抗情緒，既是被政治的高壓所消解，也是被商業化的大潮所稀釋。鄧倡導的”
不爭論”、”不問姓社姓資”的主張在弱化了中國的意識形態氛圍的同時，也把諸如合
法性這類問題推到了火熱的市場經濟的後台。於是，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似乎都進入到了
一個”悶聲發大財”階段，先富起來再說。而當人們真富了以後，價值觀便迅速發生變
化，對財富的穩定需求持續助長了社會普遍的綏靖主義。正是在這麽一個”和諧”的大
環境裏，中國經濟幾乎是在沒有任何政治阻力的情況下得以高速增長。

發展是硬道理，發展也掩蓋了中共的合法性問題。我在《中國十問》中曾這樣寫道：”
問題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製度內在的弊端，如同人的身體，在致命疾患的
潛伏時期，根本無從發現和感受其痛苦，一旦意識到自己身體出了問題時，或許已到了
疾患的晚期。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積聚國家財富和國
民財富的同時，其實也在積聚著一係列製度性和社會性問題。尤其是在近十年裏，原來
潛伏在體製深層的矛盾正在不斷地暴露出來，以前可以視而不見或可以暫時擱置的問題
，現在已經無法回避”。這話是在2012年說的，四年過去了，問題解決了嗎？從整頓腐
敗、整頓吏治、整頓黨風和整頓軍隊這些領域來看，新的中央領導集團的確取得了一些
重要成績，抓了上百個部級官員和近百個將軍，製止了政府龐大的三公消費，這在前二
十年是完全無法想像的事情。但正如人們普遍認識到的那樣，解決這些問題並沒有著眼
於製度改革和製度建設，而隻是限於重新建立個人權威，並依靠非製度化或政治化的方
式來推進反腐運動。在最近四年裏，舊的問題沒有被根本解決，新的問題又被製造出來
了。

現在可以得出這麽一個判斷，在中共以前所麵臨的幾個合法性危機的關口，不管是1957
年的反右，還是文革後期林彪事件的爆發，或者是1989年的政治風波，都沒有達到嚴重
危及政權的程度；而當下中共的合法性危機，從深度和廣度來看，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經濟下行所帶來的結構性矛盾是前所未有的，以前長期積累下來的社會矛盾之多之重是
前所未有的，執政黨的腐敗是前所未有的，執政黨公信力的下降是前所未有的，官民矛
盾的嚴重性是前所未有的，人心思變甚至思亂思戰的情緒也是前所未有的。如果章家敦
先生不是在2002年而是在2012年發出”中國即將崩潰”的預言，我相信絕不會有那麽多
人對他的預言不以為然。現在唱衰中國的主要還不是國外的學者，而是中國的學者，中
國主流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持正麵評價的幾乎列不出幾個，而持消極負麵評價的則比比
皆是，這種情況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當下這些前所未有的情況意味著什麽？是意味著中國即將崩潰？意味著中共現有的
體製將被很快埋葬？這就回到了我演講一開始就闡明的看法：未必如此。中國即將崩潰
是一個價值判斷，而中國還沒有崩潰是一個事實判斷，價值判斷隻能基於事實判斷。那
麽，支持這個事實判斷的究竟有哪些因素？這是需要我們理性思考的。2012年，我在和
黎安友教授的對話中提出，認識中國製度的性質必須基於四個維度，或者說是四個概念
：合法性（Legality），正當性（Legitimacy），合理性（Rationality），有效性（
Effectiveness）。從這四個維度來觀察中國，或許才能構成對中國的一個完整認識。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區分了合法性和正當性，但他並沒有對這兩個概念的實質
性區別作出專門解釋，他大致認為，人們主要是基於傳統、感情和價值理性的信仰而認
可某種統治秩序為正當的秩序，而合法性則主要是基於法律的規定性，合法性是”正當
性最普遍的形式”。以我的理解，可以對合法性和正當性做一個簡要的界定：合法性主
要是一個程序正義的概念，正當性主要是一個實體正義的概念，有合法性必有正當性，
有正當性未必有合法性，合法性和正當性可以是重合的，也可以是分離的。用這兩個概
念來認識中國的製度性質，可以作出兩個判斷：1、中國現有的統治秩序沒有任何合法
性，因為這個統治秩序未經人民真正的選舉和委托而產生；2、中國現有的統治秩序有
部分正當性，這部分正當性既是基於馬克斯·韋伯意義上的傳統、感情和某種價值信仰
，也是基於這個統治秩序給人民所帶來的各種實際好處，這大概就是王岐山所說的讓人
民高興和滿意的依據所在。

合理性是一個工具理性的概念，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對製度安排和資源配置的科學評價，
因此，這是一個價值中立的概念。中國帝製兩千年，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合法性，但充滿
著現代意義上的合理性。以我的觀察，中國帝製和後帝製時代有三次人力資源的大解放
。第一次是劉邦建立大漢政權，以前帝王都是貴族壟斷的資源，而劉邦則開創底層平民
奪取國家大位的先河，他的開國元勳都是一些屠狗販夫走卒，劉邦依靠他們通過暴力的
方式打通了底層向上流動的政治渠道。第二次大解放是隋唐時期確立的科舉製度，以文
化的方式打破了世襲門閥製度對官僚階層的壟斷，士人不再是通過依附世家大族而是通
過考試的途徑入仕，由此開創了布衣卿相的時代。第三次大解放就是發生在最近的三十
年裏，農民取得自由身，以經濟的方式實現了身分的巨大轉換，當下中國的一大批優秀
企業家很多都是來自於農民階層或城市底層，他們現在身價億萬，對中國影響巨大。中
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如果沒有合理性的觀察視角，那一定是有失偏頗。

有效性概念是對製度的績效評價，現在人們經常在說的一句話是，中國用短短三十年的
時間完成了西方國家在二百年時間裏才完成的事情，可見中國製度的效率之高是非常驚
人的。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在1986年陪同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先生
去浦東考察，當時看到還是一片農田和一些低矮的房子，但十年以後他再到浦東，浦東
已經快變成一個曼哈頓了。中國製度的巨大效率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張五常得出
了一個結論：中國的經濟製度是世界上也是曆史上最好的經濟製度。我在2012年對黎安
友教授說，福山先生是被中國迷住了，大概就是因為他被中國的巨大效率震撼了。

依據上述四個概念，我們是不是可以這麽說：中國的製度沒有任何合法性，但有部分正
當性，有巨大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從這四個概念出發，我們對中共合法性問題的認識是
不是會有更全麵更客觀的尺度？至少在我看來，中共沉重的合法性問題之所以沒能如人
們反覆預期的那樣引發它的崩潰，是因為它開發出來的部分正當性、製度安排的某種合
理性和有效性，大大緩解了它的危機程度。即使在目前經濟下行、中產階級普遍焦慮、
官民矛盾不斷加劇、社會分裂和衝突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依舊存在
著很大空間。黎安友教授所說的”中國製度的韌性”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這個製度
與生俱來的秉性，而毋寧說是因為現代社會（市民社會）的自然生長和擴展，為政治製
度的騰挪延續創造了條件。

科斯（Ronald H Coase）教授曾經認為中國的改革是一場”邊緣革命”，即改革是來自
於一些邊緣力量的推動，比如小崗村的農民、鄉鎮企業家和城市個體戶，是他們而不是
鄧小平實際啟動了中國的改革進程，鄧小平的貢獻僅僅在於”事後”批準而不是否決了
這個改革。科斯教授的這個看法非常精辟，近三十年來，恰恰是中國社會不斷湧現出來
的活力和創造性，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動力，同時也在不斷地稀釋執政黨日趨
沉重的政治壓力。這個情況至今沒有變化，雖然現在許多人都在說，中國經濟的持續下
行所帶來的一係列問題，意味著支持中共合法性的經濟因素開始衰竭，經濟危機必然會
進一步加劇中共的合法性危機；但客觀地說，這個態勢目前還沒有出現。在中國前所未
有的經濟困局中，中國依然存在著三個巨大的比較優勢：巨大的市場，巨大的消費主體
和巨大的商業機會。

從市場來看，不說別的，就說房地產市場和汽車市場，中國政府對這兩個市場給予了多
重限製，這在全世界其他國家是絕無僅有的事情，政府是限製國民在這兩個領域的充分
消費。如果打破這個限製，那爆發出來的市場容量將會是非常驚人的，它們估計可以把
中國當前過剩的一半產能都消化掉。從消費主體來看，按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
查與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2015年中國中產階級的數量在2.04億人，掌握的財富總量為
28.3萬億美元，超過美國和日本，躍居世界第一。而瑞信（Credit Suisse）發布的”
2015全球財富報告”（Global Wealth Report 2015）認為，中國中產階級人數為1.09
億，掌握的財富總值為22.8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這兩個調查數據有差
別，但我更相信西南財經大學的數據，中國的隱形富豪之多絕對超乎人們想像。中國有
如此龐大的消費主體，還有什麽經濟危機不能化解？從商業機會來說，中國政府試圖主
導的產業結構調整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歸於失敗，東北三省的經濟幾乎全麵淪陷就是一個
最有力的證明，但在政府之外，主要由民營經濟所推動的新的經濟業態正在蓬勃興起，
互聯網經濟正在強力帶動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由此創造出來的商業機會也
將會是非常驚人的。

中國，正是因為社會在近幾十年裏獲得了充分發展的機會，除了在政治領域受到限製之
外，在其他一切領域都有著廣泛的空間，因此，中共當前麵臨的合法性問題，在別的國
家或許早就引發了劇烈的政治動蕩，而在中國則可能迅速被淹沒在洶湧澎湃的經濟大潮
中。那些不問政治、對政治沒有興趣或對政治恐懼的人，是不會關心中共的合法性問題
，他們更多地會從正當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視角來看待和評價中國的現實。在中共的
合法性問題有可能被再次掩蓋時，我不知道，這是中國的悲劇還是喜劇。

二、中國改革和革命的二難選擇

中國當下最大的問題是中共的合法性問題，那麽，中國當下最大的挑戰是什麽？是不確
定性！我在此引用兩個有代表性人物的看法，一個是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
他在2014年年初發表的一個講話中認為：今日世界麵臨的最大不確定性不是歐元，而是
中國的未來方向。”中國領導層目前的政策存在著尚未解決的問題，這將給中國和世界
帶來深刻的影響”。在索羅斯看來，”促成中國快速增長的發展模式已經失去了動力，
中國經濟的成功過渡將取決於政治和經濟改革的成功與否，一旦失敗將影響民眾對於領
導層的信任，使中國陷入內外交困的局麵”。中國的商業領袖柳傳誌先生在今年年初的
一個講話中，也明確認為2016年最大的挑戰是不確定性，這個不確定源自於中國不斷調
整的政商關係。他在講話中引用了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劍橋中國史》裏的
一句話：”在中國這部曆史長劇中，中國商人從來沒有占據顯赫的位置”，他由此提醒
企業家們，中國曆史上的商人都來不及走完自己這一程的路，形勢就發生了變化。柳作
為中國商界的一個重量級人物，他的這個看法在企業家階層中具有代表性。

中共於2013年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包括60項改革的大清單，又於2014年召開四
中全會，形成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兩個文件
明確了兩個方向：在經濟上，繼續堅持和深化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在政治上，全
麵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如果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按這兩個方向前進，
那估計索羅斯和柳傳誌們根本不可能會認為中國將麵臨”不確定性”的挑戰。發展市場
經濟和建設法治國家，這是中國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所形成的最主要的訴求，中國的中
產階級和外國的投資者普遍期待中國在新的十年裏，能夠創造出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市
場環境和一個強有力的法治保障體係，以此為中國未來建立一個憲政民主國家打下堅實
的基礎。

但是令人們普遍困惑的是，在這兩個文件出台之後，中國的經濟和政治並未明確地呈現
出向市場化和法治化方向發展的勢頭，相反，卻是出現了一係列和改革背道而馳的做法
和措施。國企改革已經徹底停止，國企不是向民企方向發展，而是向黨企方向發展，黨
委取代董事會成了企業的最高領導機構。去年爆發的大規模股災，完全是長官意誌肆意
操縱市場的惡果，為人為製造出一個牛市，居然開動所有國家宣傳機器，公開鼓吹4000
點是起點，要向10000點進軍，結果是國家的力量和市場的力量在股市進行大博弈，博
弈以國家力量的慘敗而告終，同時亦使社會投資者付出沉重的代價。

倒退不僅是發生在經濟領域，在司法、意識形態、大學教育、新聞出版、曆史研究、大
眾媒體等一係列領域，可以說是出現了全麵倒退的現象，毛時期的政治語言，甚至是文
革景象，又卷土重來。從2013年起，持續不斷地加強意識形態控製，公開反憲政，公開
與普世價值為敵，從原來的”五不搞”發展出”七不準”、”八不講”，思想文化環境
處於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時刻。在司法領域，原來人們以為周永康時代的維穩惡政和
薄熙來式的重慶”黑打”已經觸及到了國家治理的底線，以後不可能再有更壞的情況出
現，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最近四年的法治狀況沒有改善，反而是愈加惡化了。太原的”
王文軍案”和北京的”雷洋案”，表明個別惡警的行為已經綁架了整個國家的執法機器
。為了維穩這個大目標，最高當局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放縱來自基層執法部門所製造的
各種侵犯公民權利的惡行，以致使中國的法治目標看起來還是遙遙無期。

出現上述這些情況，我相信是出乎了絕大多數人的預料。在2012年，社會上普遍彌漫著
對中國未來如何演變的焦慮情緒，同時也充滿著對即將上任的新的一代領導人的良好預
期。當時京城流傳著一個說法，十八大前少說，十八大後可以放開說。據說最早傳出這
個說法的一個紅二代，最近放出話來，說他在他母親的四合院裏對著院子裏的兩棵樹在
想：以後究竟會吊在哪棵樹上？他這是以調侃的方式來表達對時局變化的強烈憂慮，用
明朝亡國之君崇禎帝自己吊死在景山一顆樹上來說事，以此流露出對當下治國理政的悲
觀情緒，這種悲觀情緒在紅二代群體中已經蔓延開來。

因此，在所謂 “新政”四年之後，中國如果還麵臨著不確定性的挑戰，那就意味著有
一個事實是確定的：改革已死。社會各界所期待的確定性是改革，是通過進一步改革以
求達到市場化和法治化的目標，但他們在近四年看到的並不是改革，而是在改革名義下
出現的對改革的反動和倒退。於是，問題來了，他們為什麽不改？改革曾為中國的經濟
發展提供了巨大動力，為國家和社會創造出巨大的財富，同時也為執政黨的合法性注入
了巨大的支持性因素，改革有這麽多巨大的好處，為什麽不改？記得在2012年，我在共
識網上發表了一篇傳播甚廣的文章：《中國還將跌倒在哪裏？》，其中涉及到一個大問
題：我們就是不改，你們怎麽辦？這個問題由朋友轉述出來時，讓當時的討論一時無語
，還有什麽問題比這個問題更尖銳呢？現在不正是遇到了這個尖銳的問題！

我當時的看法是，執政黨改與不改有五個重大關切，或者說是改與不改的五個約束條件
：1、改，有可能動搖國本，動搖現有的執政格局，至少是對現有權力格局的重大調整
；2、改，有可能對現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形成巨大衝擊，至少是對現有利益格局的重大
調整；3、改，必將意味著對重大曆史遺留問題的清算，這些曆史遺留問題直接關係著
原有統治體係的合法性問題；4、改，必將意味著傳統治理模式的重大調整，如何避免
社會分裂、動蕩、報複和失序，是對新的憲政體製的嚴峻挑戰；5、改，必將意味著傳
統處理民族關係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將迅速終結，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繼續維護中國統一
，是對中國製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驗。

執政黨不改，很顯然是它無法突破上述五個約束條件。上世紀80年代，執政黨的改革動
力大，願意主動改，改革從農村開始，逐步擴大到城市，從經營體製擴大到所有製，市
場化程度越來越大，並在改革的同時，不斷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和廣度。執政黨那時之
所以願意改，是因為利益包袱不大，需要打破的壇壇罐罐還不多，但經過三十年之後，
改革讓權貴集團獲取的”紅利”之大超乎所有人的預料，大的權貴集團掌握的資產達上
萬億，已是富可敵國。有這麽大的一塊既得利益，豈是改革能夠重新調整？就舉一個例
子，這些年來要求改革證券市場、實行注冊製的呼聲持續不斷，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
改革清單中亦有盡快實行注冊製的要求，但注冊製就是實行不了。證監會掌握企業上市
審批大權，蓄意壟斷上市資源，完全扭曲了資產的市場價格，一塊錢的東西一上市就變
成了幾十塊甚至上百塊，哪個企業不眼紅？現在是上千家企業排隊上市，等待入市盡享
資本市場的饕餮大宴。

“我們就是不改，你們怎麽辦？”許多人回答說，不改革，就革命。這其實就是2012年
民間熱議的主題。在這一年裏，我曾在多個場合發表演講：中國能否告別革命？博源基
金會原定要出版我的一本書，書的主題也是中國能否告別革命？為出版這本書，博源基
金會於2013年年初開了一個研討會，《財經》雜誌以”再議告別革命”為題發表了我和
秦暉、朱學勤各自的文章，編者按有這麽一段話：”近20年過去了，中國社會的語境有
了很大變化，然而對革命這個話題的熱情一如往昔。先是去歲辛亥百年重啟革命與改良
賽跑的話題，而自去年歲末至今年初，從學界到坊間關於革命的話題熱度再起，托克維
爾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名著《舊製度與大革命》，更呈洛陽紙貴之勢。在改革還是革命這
道選擇題的背後，是如下問題：中國到底需要什麽樣的變革？中國能否避免革命？”

大致相同的問題，讓國人又重新回到了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的前夜。我在文章中引用了
金觀濤劉青峰寫的《觀念史研究》一書中的相關材料，按他們的統計，1902年中國報刊
上出現的”革命”一詞是419次，到了1903年達到1398次，隨後在1906年達到了第二個
高峰，是2875次。革命詞語的大幅增長，對應的是革命熱情的程度，革命和改革存在著
此消彼長的關係，在改革日趨失效時，革命熱情就日趨高漲。但是，一旦把中國當下的
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和晚清作全麵比較的話，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當下遠遠還沒有達到晚清
總體性危機的程度。從上層來看，現在中共掌握到的財力資源、人力資源、暴力資源和
話語資源豈是晚清統治集團能夠相比？它可以說已是全世界最強大的統治機器。從中層
來看，晚清時期的地方和民間勢力已經壯大，地方財政已占全國十之八九，地方自治格
局已經形成，民間社會已有很大空間；而現在是中央完全掌控地方，既無地方自治，也
無公民社會，言論空間受到嚴重限製，地方和民間根本不足以製衡中央。從下層來看，
目前底層社會的無組織化和碎片化程度要大大高於晚清時期，鄉村的宗族約束和鄉紳治
理已經被完全摧毀，市場經濟造成的人員流動和遷徙沒有形成良性穩定的底層結構。從
合法性上看，晚清統治集團作為異族政權，在其晚期治理中因腐敗無能而徹底喪失了合
法性，革命黨人以種族革命為旗幟能夠迅速取得合法性；而現在的執政黨重舉愛國主義
和民族主義大旗，依靠龐大國力轉向民生經濟，有可能重塑其合法性。從這四個方麵來
看，斷言中國現有製度及其執政集團必將重蹈晚清統治集團的覆轍，理由顯然還不充分。

革命除了需要有客觀條件之外，還需要有主觀條件，革命的主體是誰？革命的領導力量
在哪裏？革命家的作用何在？在2013年的一個聚會上，楊冠三提到，他曾請教他14歲的
兒子，問現在中國還有沒有可能再次發生辛亥革命，兒子考慮了幾天後告訴他父親，不
可能。父親問為什麽，兒子的回答是：朝中沒有袁世凱，江湖沒有孫中山。這個少年的
回答可謂精辟。袁世凱是促使晚清最後和平交權的關鍵人物，現在許多人都在期待中共
內部能夠出現戈爾巴喬夫（Gorbachev）、蔣經國、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式的人物，以起到和袁世凱相同的曆史作用，但現在人們似乎看不到中共內部
有出現這類人物的任何跡象。沒有袁世凱，那麽，孫中山在哪裏？現在的孫中山好像都
在紐約，而且不止一個，但紐約的孫中山們都太小了，如果十幾個孫中山能合在一起成
為一個孫中山，或許還有力量。這就是我們當下麵臨的現狀，革命可以空想，可以高調
，可以打口炮，卻難以落地，在武昌重新打響第一槍。

改革已死，革命不能，中國未來的出路何在？

三、中國社會轉型的”福山路徑”

改革和革命是社會轉型的兩條基本路徑，這對所有轉型國家來說都是如此。改革一定是
主動的，可選擇的，可設計的，或者可調節的，後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動的，不
可選擇的，無法預計的，後果不可控的。在改革已死、革命不能的情況下，中國社會轉
型會以什麽方式完成？在這裏有必要探討一下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先
生的相關政治理論，在我看來，福山先生的著述為中國社會轉型展示出一條”福山路徑
”（Fukuyama’ Path of Chinese transformation）。

自毛以來，中國各屆領導人均高度重視美國人的意見，雖然他們表麵上視美國為中國的
頭號敵人。美國是世界的價值導向，美國宣揚的普世價值對中國社會各個階層都影響深
遠。但自中國在經濟總量上成為世界老二之後，而且有可能在近幾年裏取代美國成為世
界第一時，美國原來那些中國通們對中國的許多看法就變得不合時宜了。說穿了，中國
人需要聽到來自美國人的”好話”。2004年，美國的一個觀察家喬舒亞·庫帕·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將他看到的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稱為”北京共識”（BC），以區
別於”華盛頓共識”（WC）。這個說法提出之後首先是在中國引起很大反響，在2008年
至2010年，中國學界就這個主題舉行過多個國際性研討會，並公開發表了許多著述。和
”北京共識”相匹配的是，”中國模式”論就是在這個時候達到了高潮。但是，這個高
潮很快就過去了，薄熙來主導的”重慶模式”的破產讓”中國模式”論備受質疑，以致
”北京共識”再也無法繼續講下去，它現在已經銷聲匿跡。

雷默不行了，福山來了。福山先生顯然享有比雷默先生更大的名望，他的”曆史終結論
”在歐美世界和中國都有著巨大影響，這是一個宣告西方民主製度即將徹底勝利、東方
專製製度即將徹底失敗的一個曆史性宣言。作為這個宣言的作者，福山先生理應遭到中
國的排斥，至少是作為一個被中國批判或嘲諷的對像，但實際情況卻完全相反。去年，
福山先生先後被中國目前兩個最有權勢的人物王岐山和習近平接見，負責中國意識形態
的最高官員曾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內部講話中，以欣賞的口氣談到福山的曆史終結論已經
變了。中共高層為何會在現在這個時候高度關注福山政治學？我認為，這是因為福山先
生最近說出了中共領導人一直想說並企圖力行實踐的那些想法。

2011年，福山先生出版了他的新專著《政治秩序的起源》，2012年，該書中文版便在中
國出版。閱讀這部著作後，我發現該書的理論敘事框架基本上是以中國的曆史經驗為參
考，而不是基於西方主流的政治製度史。福山先生沒有按西方政治敘事的慣例，從古希
臘羅馬開始言說，中間論及中世紀的分裂狀態，然後到中央絕對主義政體的崛起和向憲
政民主製度的轉型，這是西方政治製度演進的典型過程。但是，這個典型過程在福山的
著作中被置換了，他是從中國的國家建設開始闡述政治秩序的起源，認為秦朝憑藉政治
權力建立了”強大的現代製度”，”在事實上定義了中國文明”。

福山先生對秦漢製度的由衷讚美，從中國的曆史經驗中提煉出”國家建構”和”國家能
力”這樣的概念，由此闡述政治秩序的起源，顯然不僅僅是一種曆史敘事，而是有著強
烈的現實指向。他描述的從”國家建設”到”法治”再到”負責製政府”的政治秩序演
化，並不是中國已經發生的曆史圖景，而毋寧是中國未來要展開的藍圖，這可能真是中
共所需要的藍圖。我甚至認為，福山先生的這本著作是專門為中國”量身定做”的。

首先，福山先生對國家能力的強調極大地滿足了中共領導人對現有政治製度的信心。對
一個西方學者來說，在長期目睹了西方民主製度的低效和無能之後，很自然地會被中國
自秦代以來一直顯示出來的強大國家能力和效力所吸引，我前麵所說的製度的合理性和
有效性，是判斷中國國家能力的兩個重要尺度，福山差不多也是根據合理性和有效性來
判定中國在秦代就是一個現代國家了，並把漢朝的製度視為一個偉大的製度。中國經濟
近三十年來的迅猛發展，似乎再一次證明了國家建構能力的重要性。說幾個數據吧，
1977年，中國外匯儲備不到10億美元，隻有9.5億美元；GDP總額是3200億人民幣；全國
居民存款總額是181億人民幣；國家財政收入是874億人民幣；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
是600億人民幣。現在，一個華為企業的經濟數據恐怕就可以超過1977年的全國數據，
華為2015年銷售額是3950億人民幣，利潤是369億人民幣，經營活動現金流是493億人民
幣，研發投入600億人民幣。一個2015年的中國企業相當於一個1977年的中國，這個經
濟上的巨大變化在世界現代化史上可謂前所未有，沒有強大的國家能力很難做到這一點
，福山先生由此把國家能力視為建構政治秩序的第一要素或第一階段，顯然是符合中共
領導人對自己國家製度優勢的認識。

其次，福山先生把法治視為政治秩序演化的第二階段，基本上是可以被中共領導人所接
受的。一個強大的國家如果沒有法治做保障，將會出現一係列問題，而法治建設將有助
於國家建構能力的正常展開。福山先生在和王岐山會晤時，原來是準備和王重點談法治
對於中國的重要性，但王並沒有給福山來談這個問題的時間，這並不表明王不重視法治
，而毋寧說王是想表現出中國的法治計劃盡在其掌握之中的自信，他不需要再了解法治
的ABC。他對福山說：你講的國家、法治、問責三要素在中國的曆史裏都有DNA，中國文
化裏有這三個要素。這說明他還是看了福山的書，他能夠接受法治的概念，但他同時也
強調，中共不接受司法獨立，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確立
的法治綱領，基本上就是王岐山所表達的那個意思，在黨的領導下實行法治，最大限度
的把黨治和法治結合起來。

第三，福山先生提出的”負責製政府”這個概念為中共解決政治合法性問題提供了一個
強有力的學術支持，這可能是中共領導人目前最需要的一個合法性理論解決方案，因為
以”負責製”而不是以”民主製”的角度來看待政府的產生和行為，可以使執政者規避
程序正義的挑戰，而這是中共當下麵臨的最大挑戰。福山先生認為：”負責製政府意味
著，統治者相信自己應對治下的民眾負責，應將民眾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如何讓
政府負起對民眾的責任，福山先生認為可以有多種方式，除了是通過選舉這個主要的程
序來建立負責製，同時也可以通過道德教育的方式和法律的方式。古代中國是通過道德
教育來建立君主對民眾的責任統治，而英國早期則是以法律的名義塑造出一個可被問責
的政府，道德和法律至少在曆史上是可以成為合法性的途徑。中共領導人目前就是想回
避選舉這個程序正義，而致力於通過道德和法律的方式來重建政治合法性。

福山先生提出的以國家能力、法治和負責製政府來依次建構政治秩序的路線圖，一定給
了中共領導人以深刻印象，而福山先生對西方民主製度低效無能的批評，一定會更進一
步提高中共領導人堅持現有製度的信心。他們會認為：既然你們的製度不行了，為什麽
還要叫我們走你們的路？現在中共領導人已經放出風來了，中國製定的”中國方案”不
僅要解決中國問題，而且還要解決世界問題。用習近平的話來說：”貢獻完善全球治理
的中國方案，為人類社會應對21世紀的各種挑戰作出自己的貢獻”。中國現在大力推行
的”一帶一路”新戰略，大概就是”中國方案”的一個具體組成部分。由此看來，中共
領導人沒有放棄以前在推行”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上所做的努力，他們實際認為
中國現在已經有能力按”中國方案”把中國打造成一個更強大的國家並重組世界秩序。

我把福山先生的政治秩序演進的路線圖說成是中國社會轉型的”福山路徑”，福山先生
自己未必認可，而中共領導人也絕不會認為他們的政治智慧會來自於一個美國人的啟示
，他們至多認為，福山先生關於政治秩序的起源和發展的基本路徑是可以被中國的經驗
所證實的，他們當然也樂於看到一個原來鼓吹曆史終結論的美國著名學者因為中國的經
驗而修正了他的看法，或許也期待福山先生在中國經驗的指引下能在”中國道路”上走
的更遠，我認為這是福山先生之所以被中共領導人所重視的原因所在。其實，不管是福
山先生講還是不講政治秩序演進的三個要素或三個階段，中共領導人都將一如既往地繼
續加強國家能力的建構，實行黨領導下的法治，並努力建立起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如果
沒有福山，這將是一條沒有福山的”福山路徑”。依據這條路徑，可以對中國社會轉型
做出如下三個判斷：

第一，中共領導人將會繼續加強國家的建構能力，繼續實行國家（政府）主導的社會發
展模式，繼續實行國家主義的發展戰略。強化軍隊建設，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進一
步提高國家的財政能力，繼續壟斷重大經濟資源，進軍新經濟領域，掌控互聯網龍頭企
業，通過國家力量建立起對政治、經濟、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全能主義控製體係。如
果成功，這將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型國家”利維坦”（Leviathan）。

第二，中共領導人會在黨的領導下實行有限度的法治，既不會是香港式的法治，也不會
是新加坡式的法治，而是中國式的法治。中國式法治的核心是要維護黨治，即保證黨享
有對司法的最高和最後裁量權。在此前提下，中國式法治會盡可能多地借監香港式法治
或新加坡式法治的經驗，建立起一個有限規範政府運行和全麵規範社會運行的法律保障
體係。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會大幅提高，執法機關會較以往受到更加嚴厲的法律約束和
監督，公民的基本權利能夠依法受到更大的保護，規範社會經濟事務的法律體係會更加
完備。

第三，中共領導人將繼續實行一黨專政體製，即使在法治基本完善的情況下，也絕不會
主動放棄或改變這個體製。在國家權力的最基層，中共領導人也不會實行真正的自由開
放的選舉，更不會實行新加坡式的一黨執政模式。中共領導人將繼續通過道德的和法律
的方式來重鑄其政治合法性，建立起一個盡可能對人民負責的政府，通過整頓黨治、整
頓吏治、清除腐敗、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福祉這些方式，來改善它的領導，緩和官民矛
盾，增強其統治的正當性。

上述三個判斷可以說是構成了中共希望長期執政的一個理想願景，也可以說就是它當下
正在展開的一個現行路徑。從橫向的權力結構來看，中共正力圖通過構造國家能力和受
黨治約束的法治之間的一種政治平衡，以求重建它的政治合法性。從縱向的權力演進來
看，中共最終是希望通過非程序正義的方式來建立起一個盡可能對人民負責的政府。但
是，中共沿著這個路徑最終能不能走下去，我想一定會遭到最廣泛的質疑。至少在我看
來，在中共目前麵臨著巨大的合法性問題時，它企圖依靠以往的經濟發展方式和政治控
製方式來繼續維持和建構強大的國家能力，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原來製度的合理性
和有效性已經開始逐步衰竭；黨治和法治的內在矛盾不會因為法治的進一步完善而被逐
步削弱，相反卻會因為法治空間的不斷擴大而加劇黨治和法治的衝突，黨治和法治最終
是不可兼容的；脫離選舉製來建立一個現代負責製政府，以道德的和法律的方式來形成
政府及其官員對人民的政治責任，基本上就是一個一廂情願的事情，沒有真正的選舉製
度，政府隻能對黨負責，而絕不會對人民負責。因此，中國社會轉型的”福山路徑”能
不能在中國順利鋪開並達到預期結果，前景並不樂觀，中國未來仍將長久地陷入在不確
定性之中。

演講到此該結束了，我對我今天所談到的三個大問題均作了否定性判斷：認為中共現在
並不會因為它的合法性問題而即將崩潰，認為中國目前正處於改革和革命都無法展開的
二難選擇中，認為中國社會轉型的”福山路徑”未必能走得通。我的這些看法都是基於
對中國的事實判斷，而一旦需要價值判斷出場時，我對這些事實判斷也是感到沮喪。我
和大家一樣也是期待在十年裏（已經消耗掉四年了），能夠看到中共以憲政為導向完成
政治轉型以推動社會轉型，這無疑是一條既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中共切身
利益，更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正確路徑，但現在看來，中共要主動走上這條路徑還麵臨著
諸多難以克服的約束條件。從晚清統治終結以來，中國社會變遷波瀾壯闊，曆經北洋共
和、國民政府和共產黨統一大陸，多少仁人誌士投身於其間，幾代人前赴後繼，卻依然
沒有把中國推到憲政的軌道。這是中國的悲劇還是中國一如既往的命運？長久以來，我
一直有這麽一個看法，中共出現於中國，是世界曆史和中國曆史的特有現象，既往的曆
史理論和曆史經驗都無法用來有效解釋中共之於中國的意義所在，中共對世界而言依舊
還是一個巨大的謎團。我把這個謎團概括為：中共在大概率不能奪取政權的情況下奪取
了政權，中共在大概率會崩潰的情況下沒有崩潰，中共在大概率會向憲政轉型的情況下
沒有轉型。中共會向何處去？中國會向何處去？我期待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答案。謝謝
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