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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當中國的人均GDP 達到1000美元的時候，不斷有專家提出警示：防止“拉美化”。
“拉美化”，是專家的術語，翻譯成普通的意思，就是：發展停滯，社會問題成堆，甚至發生動蕩。所以，中國會不會“拉美化”實際就是中國現代化能不能實現，也就是對中國前途的預測問題。
專家的討論大多著眼於政治，中國曆來如此，好象經濟就是和政治有關係，和別的事物沒有關係，而事實並非如此。
要討論明白中國會不會“拉美化”，先要弄清楚拉美自己為什麽“拉美化”。
自從工業革命以後，歐洲是全世界的先進地區，後來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可以理解為歐洲外延的擴大。相對而言，亞洲和非洲是落後地區。在先進和落後之間，有一個中間地帶就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無論人種和社會形態都是歐洲和美洲的混血兒，就是說，既有歐洲的基因，也有原始美洲的基因，所以，它比亞洲和非洲先進，比歐洲落後，這完全符合自然的邏輯。
在亞洲，隻有日本，因為皇族和民眾中出現強烈的國家觀念和他們曆史上學習中國的傳統習慣，很快跟上步伐進入先進行列。亞洲的以色列和新加坡，比較特殊，需要單獨討論。非洲，至今還沒有一個發達國家。
全世界3大板塊：先進，落後和中間，延續幾百年，至今大致未變。
3大板塊中有例外的，如拉美的海地，它的發展水平與非洲多數國家一致；非洲的南非，它的發展水平大致與拉美相同。海地的居民，絕大多數是非洲裔，所以，海地地理上是拉美國家，人文而言，卻是非洲國家。加勒比地區還有幾個以非洲裔居民為主的國家，雖然人均GDP比較高，但是經濟結構單一，沒有普遍意義。非洲南非的居民中，歐洲裔比例比其他非洲國家都大，所以，南非地理上是非洲國家，人文上卻具有不少歐洲的因素。與拉美不同的是，南非並非種族的融合，而僅僅是經濟現象。南非在推翻種族主義政權以後，曼德拉沒有實行報複，而是以國家為重，實行民族和解，白人沒有大量外流，實在是高明之舉。曼德拉因此得到全世界的尊敬。這和亞洲非洲許多國家在發生政治變動以後實行無休止的野蠻報複完全不同。有的研究家認為曼德拉對和解有功，治國卻無能，南非並沒有實現經濟的起飛。這種說法有道理嗎？很難說。經濟是一種社會綜合性的現象，政治和經濟之間並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
我們從海地和南非的例外當中，也可以從日本的例外當中，很清晰地看到曆史發展的實際脈絡，現今世界的先進，落後和中間狀態，實際上不是單純的政治現象，也不是單純的經濟現象，而是一種人文現象。
歐洲率先突破中世紀黑暗，衝出政教合一的桎梏，從而建立了科學文化體係，進而產生工業革命，形成市場經濟，再加上後來的民主政治，文化，經濟和政治3位一體，確立了現代化的社會形態。這些，在邏輯上，可以看作是歐洲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歐洲人的能力，則是充分條件問題。
亞洲和非洲的絕大多數國家的居民，包括中國，固守古已有之的人文意識，不管全世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頭腦的進步總是跟不上現實。我們隻要看看中國1992年推行市場經濟之難和今天印度不準神牛在街上閑逛之難，就可以知道人的思想是最難進步的。盡管人們都自詡是萬物之靈。
事情很明顯，拉美化實際上是人文現象，而不是人們通常假設的是政治現象或經濟現象。其實就是歐洲本身也是這樣。今天被譽為人間天堂的瑞士，歐洲現代化的開始階段，它很落後，在普遍更新了思想意識以後趕了上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文狀態具有明顯的惰性，所以在歐洲一直落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惰性又正是拉美不佳的人文狀況的來源之一。
如果以最簡單的邏輯來討論世界3大板塊先進與落後的因果關係，那就是：歐洲的先進在於他們建立了體現物質世界客觀規律的科學文化體係，與此相應，又在探索人類精神世界的領域裏走在全世界的前麵。
先進的地方，人們崇尚的中心是科學技術和與之相適應的人文精神，而亞洲和非洲至今仍充斥著許多原始的意識形態，權力至上，個人迷信，人身依附，等級觀念等等。近期出現的伊斯蘭國，就是原始最野蠻的精神狀態的活標本。拉丁美洲的狀況，則介乎歐美和亞洲非洲之間。
推斷中國會不會“拉美化”，首先要判斷中國社會的人文狀態究竟如何。
有的專家認為，腐敗、貧富懸殊、司法不公等等這些導致“拉美化‘的原因在現今的中國都已存在，所以，中國“拉美化”的危險非常大，有的專家則認為中國已經陷入拉美的狀態。作這樣的推斷，依據和邏輯都沒有問題。但是我們必須明白，中國是一個不可以用任何現有的理論和簡單的邏輯來判斷的國家，因為中國的曆史無比複雜，現實更是無比複雜。前些年有一位在中國生活了好幾年的美國人寫了一本預言中國即將崩潰的書（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成為全世界的熱門話題。結果，中國沒有崩潰，反而出現經濟強勁的增長的局麵，這令全世界迷惑不解。這位美國人以他長期在美國生活形成的程序觀念來觀察中國，尤其是經濟現象，認為中國一團糟，即將崩潰是必然的。我們不能輕易地認為他觀察不夠，證據不足或推論過於簡單，問題在於他對中國的複雜性了解不夠。他隻看到細菌和病毒的嚴重程度，卻沒有對免疫力作充分的判斷，以及中國人解決問題的非常規手段。與此相對應的是，我們研究中國會不會拉美化，也不能隻拿拉美的事實作依據，因為我們研究再深入，不可能對拉美理解透徹，正如那位美國人親曆中國數年仍不能透徹理解中國一樣。
我們不妨以中國的曆史來證明拉美化的成因和中國會不會拉美化，盡管這似乎不合邏輯。如果我們把拉美化的含義最小化，僅限於發展緩慢這一層意思，那麽，拉美化在中國實際上已經發生過多次。在上世紀50年代，1950年至1952年這3年中，中國的國民總收入的增長很快，最高達22.3%，1954年明顯回落，回落幅度很大。第2次是1960年，因大躍進失敗，經濟增長又大幅回落。第3次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又一次回落。80年代的高增長持續多年，1989年開始回落，以致1992年重啟改革。這幾起幾落，全部都是政治因素造成的，沒有一次是單純的經濟現象。真正的成因，是剛剛開始的活躍局麵受到人為的抑製。“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濟極度蕭條，當然也是證據，但那段曆史畢竟處在瘋狂狀態，不能作為實例。
蘇聯的曆史，實際上我們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拉美化。它的初期，以政府意誌搞大投入很快實現了工業化，但此後很難再往高級階段發展，因為整個蘇聯的意識形態凝固了，社會失去活力。
俄羅斯在人種方麵應該屬於歐洲。俄羅斯在科學和文化方麵卓有成就，隻是因為俄羅斯人精神領域裏的不良東西阻礙了俄羅斯的潛力，以至於俄羅斯在全世界無法走在前列。
俄羅斯為奪回克裏米亞而全民狂歡，殊不知這正是俄羅斯的愚蠢所在。
研究中國會不會“拉美化”，如果要從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來展開，那是十分複雜的，我們不妨著眼於思想凝固這個最重要的因素，而這方麵的根據應該說十分豐富，十分充分，不至於發生那位預言中國即將崩潰的美國人那樣的簡單化的錯誤。
我們先來探討中國目前的社會意識形態是否具有拉美式的凝固性。所謂凝固性，不妨舉一個最簡單又能說明問題的實例。比如，醫療，這是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必須有的事業，醫療器材的生產則是社會最必要的產業之一，但在有的地方，甚至相連的幾個國家，都沒有這一行。他們不是沒有資本，也不是無法解決技術問題，而是沒有人去思考和實踐。這是意識形態停留在原始狀態的最生動的實例。這種凝固性具有人們內在的原因，這在亞洲和非洲普遍存在，也有外在的原因，如中國的皇權至上，意識形態劃一就是。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凝固現象是否和拉丁美洲一樣。如果相同，那麽，中國拉美化必定無疑，如果有所不同，那就必須研究其不同在於何處。
最近，英國一個研究機構宣布，中國人屬於智商最高的類型。其實，這個宣布並沒有多少價值，因為事實早已盡人皆知。問題在於：智力如果隻停留在生理的層次，而沒有達到社會的層次，那麽，智力的意義就不大。智力還必須借助高尚的精神因素才能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如果智力和邪惡的精神因素結合，還會成為社會的災難。伊斯蘭國的頭頭巴格達迪，生理智商不低，但意識形態非常邪惡。
中國人智力水平不低，但個體智力的活躍性受製於社會意識的凝固性，個體智力受到製約，甚至受到破壞。個體智力的不當使用，本身就會成為破壞因素。中國曆史上無休止的戰亂就是證明。清王朝覆滅以後，社會提供了個體智力解放的機會，盡管軍閥混戰不斷，但是在1937年日本全麵侵略中國以前，中國各方麵的進步是有案可查的。這說明，衝破思想意識的凝固，在中國，遠比在亞洲和非洲其他地方要容易。中國自古有敬鬼神而遠之的傳統，始終是一個世俗社會，沒有不可衝破的思想意識障礙。我們隻要看看今天廟宇裏的情景就可以知道。大批燒香拜佛的人，目的在祈求菩薩保佑平安，幫助自己發財，真正信仰佛道的少之又少。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又一次思想意識凝固，具有明顯的政治原因，並非中國社會固有的人文特質。
事實證明，中國社會具有更新自身人文精神的能力，猶如歐洲衝出中世紀一樣，這就是中國與拉丁美洲不同的地方。最近30多年當中，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用翻天覆地來形容是不算誇大的，不管人們對這種變化是愛也好，是恨也罷。這30多年的曆史，足以證明中國社會人文意識自我更新的可能性，盡管在更新的道路上還會遇到數不清的反對更新和阻礙更新的人為障礙。
如果我們把這個思路轉到中國的一省之內來考察，我們把目光落到浙江的土地上，甚至再小一點，落到溫州的土地上，那麽，我們的思想就會飛翔。
溫州人多地少，很少礦產資源，也沒有大量外資流入，更沒有政策照顧，溫州也沒有高水平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一句話，溫州不存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必要條件，更不存在持續發展的充分條件，然而，溫州卻出現了經濟奇跡。實事求是地說，溫州的經濟奇跡作為現在的一種特殊研究對象，特指它在近30年的演變過程，它的起步，非但沒有任何有利條件，相反，卻受到無數的壓製，有的時候，有的領域，甚至是在非法的狀態下萌生。這期間的細節，不需要過多敘述，別的地方的人多少發揮一點想象力即可明白。曾經有一首民謠：吃盡千辛萬苦，想盡千方百計......就是描述以溫州人為代表的江浙一帶民營經濟發展的艱難曆程。如果說艱辛考驗了溫州人的體力和精神，那麽，到了一定的階段，就遇到了體力和精神無*****服的障礙。比如，民營經濟長期得不到融資的渠道，國有銀行對民營企業實行金融封鎖，他們不得已采用民間集資的辦法，興起了被專家稱為草根金融的浪潮。再比如，民營企業長期被禁止從事對外貿易，在經過一段沉悶時期以後，溫州人終於發明了“一頂帽子大家戴”的辦法，借國有企業的出口權從事商品出口，衝出國門走向世界。這類事情，今天許多人談論起來仿佛充滿詩意，而在當時對當事人來說是充滿危險的，危險到什麽程度恐怕隻有他們自己知道。
浙江北部杭嘉湖一帶，曆來民風柔弱，是最膽小怕事的。史載清朝曾有人提議移民去西部，但專門指明兩個地方的人不能遷，一是山西，那裏富商多；二是浙北，那裏的人一旦西遷恐怕難以生存。就浙江而言，浙北經濟遠不如溫州和台州活躍，甚至不如一江之隔的紹興，但畢竟是浙江人，嘉興出現桐鄉的羊毛衫業，海寧的皮革業，都是在無資源的情況下萌生壯大起來，被專家戲稱為無中生有經濟。正因為如此，浙江全省發展均衡，這在全國極為罕見，而這正是浙江獲得全國首富省地位的秘密所在。曆史上，江南才子的名聲在吟詩作賦，到現代，以科學技術為先導的工業經濟首先在江南勃興。浙江經濟可以作為一本教科書，告訴國人發展經濟的原動力究竟在哪裏。經濟學家吳敬璉曾說，看到浙江的民營經濟，對全國的經濟就有信心了。
浙江有沒有腐敗，貧富懸殊，司法不公這類拉美現象，肯定有。浙江不是世外桃源，更不是人間仙境。問題在於浙江人連封鎖，禁止這類似乎難於逾越的障礙都能一一克服，腐敗之類的現象難道會擋住浙江前進的步伐？事實上，浙江2005年人均GDP已經超過巴西，而巴西既是拉美最大的國家，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國家，這就是說，浙江已經達到了拉美的水平，從2006年開始應該停滯不前了。2006年浙江是這種趨勢嗎？上海2005年人均GDP已經達到拉美最高水平墨西哥的數值，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歲月，上海也不可能停滯不前。所以，中國會不會拉美化，在中國的局部範圍內，已經有了答案。
在經濟領域裏是這樣，在別的領域裏也會是這樣。我們還可以回顧以往，以判斷經濟發展的實績究竟是在加劇腐敗，還是在為緩解腐敗以致消除腐敗準備條件？當然，這個判斷不像評估經濟現象那麽容易，但是，也決不是非學者的普通民眾完全不能思考。
如今，浙江商人已經遍布全國，有的浙江商人凍死在去西藏的路上。江南人文精神正在全國開花結果。
拉美曆史上也出現過經濟奇跡，但都很短暫，原因是這些奇跡沒有強大的人文條件的支撐而歸於曇花一現。拉美始終缺乏投資，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僅僅過了20多年，就出現了投資過熱的現象，僅此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中國和拉美在人文背景方麵的巨大差異。這個差異，正是我們判斷中國會不會拉美化的依據。一旦中國人的生理智能，在現代文明的以科學文化為基礎的人文精神啟發下得以充分發揮，中國的前途決不是拉美的水平可以阻擋的，江南的現狀已經為我們打開了思路並展現了前景。
一個良好的人文狀況將支撐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並在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形成克服腐敗、消除貧富懸殊、糾正司法不公的必要條件。各地都不缺少智慧，但智慧僅停留在勝生理的層麵而不能形成社會性的智慧亦即現代商業文化，經濟的持續發展不可能實現。當然，溫州的人文狀況決不能說已經很先進，因為造假貨之類的事情就發生在不遠的以前，就是現在，即使是溫州市區而言，距離先進也還很遙遠，它畢竟脫胎自落後的農業社會，脫胎自“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難以形容的曆史遺產。對溫州提出過高的標準不切實際。溫州人向全中國提供了以奮鬥為核心內容的現代商業精神已經足夠了，別的更多的內容尚須全體中國人來補充。
在不少經濟落後的地方，思想意識的凝固在許多人的頭腦中尚未融化，甚至還是一股強大的社會思潮。他們懼怕商業文化，懼怕社會形態的轉換，懼怕競爭，甚至把犯罪，吸毒，腐敗等等一切的罪惡肮髒全都歸咎於市場經濟。有一則社會調查說，現在的大學生中一心報效國家的人數很少，而一心為自己發展而奮鬥的很多，因而引來有的論家痛心疾首，似乎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隻有全體國人一心報效國家，國才能永世長存。必須指出的是，國家的概念在現代與古代是不同的，古代的國的概念主要是指政權，嶽飛的“精忠報國”主要內容是效忠大宋趙氏政權而不是全體國人，而現代的國家概念是指全體國人。溫州人抱著彈棉花的工具走遍全國夜間露宿街頭的時候，他們心目中是為自己創造新的生活，並沒有多想如何報效國家，他們也弄不清楚如何去報效國家。他們當中許多人現在發展起來了，腰纏萬貫，有時候可以作一點報效國家的事情。沒有當初，哪來今日？國人如果人人創業，社會經濟有了基礎，國家也就有了具體的內容。大家赤手空拳，人人等待救濟，豈不成了國家報效百姓？在許多貧困的地區，實際上正是國家在年複一年地報效當地居民，而不是居民報效國家。如果硬要套用報效國家的概念，那麽，人人創業就是最好的報效國家。經濟不是孤立的東西，相反，它是一個各種因素綜合形成的集合體。在一個充斥原始意識形態的地方，經濟要飛速發展乃不可能。為發展經濟掃除社會障礙包括人文意識這種隱蔽的障礙，是一切有誌於社會的人士應有的責任。
經濟大發展形成的市場經濟文化僅僅初步蕩滌幾千年專製政治的人文基礎，文化發展任重道遠。
現在，許多人歎息中國重新回到金錢支配一切的老路，而不知道金錢支配一切比權力支配一切要先進好幾百年的曆史方向。實際上，金錢不可能支配一切，隻有權力可以支配一切。
道德建設是絕對需要的，迷戀金錢而道德墮落的事實也是存在的，但必須弄明白的是，用發展經濟的辦法來促進道德水平的提高，還是用虛幻的教條來維持社會生活？
總體而言，現在的中國討論是否拉美化正當其時。拉美化，至少要達到拉美的水平才談得上化與不化。現今中國的少數地區已經超過拉美的平均水平，而全國總體上也已經達到拉美的水平。拉美最大的兩個國家，墨西哥和巴西，2015年的人均GDP都已經超過10000美元，而烏拉圭則超過15000美元，逼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國2015年的人均GDP隻有烏拉圭的一半。
拉美的政治也並非一團漆黑，盡管有的學者說像巴西這樣的拉美大國貧富懸殊與百年前奴隸製時期相差無幾，可是，巴西選出了一個無論個人出身還是政治主張都是標準的窮人總統盧拉，他一上台就發誓要讓所有的巴西人都吃飽飯，要說巴西還是奴隸製社會那樣黑暗，是說不通的。就是阿根廷和智利的加爾鐵裏和皮諾切特軍人專製政權，也是由本國人用政治手段結束的，並非由美國人出兵幫忙。可見，拉美的政治也有別於亞洲非洲許多國家政變不斷或宮廷鬥爭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況。
我們已經趕上拉美，當務之急就是防止拉美化。
拉美的前景如何，毫無疑問是中國人應該關注的。這裏，既可以幫助預測中國的未來，也可以幫助我們積累智慧。
2013年11月23日，西班牙的《國家報》發表文章，認為“拉美或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特征是傳統領域無法和新興國家競爭，高端產業無力與發達國家並肩。該報還說，世界銀行指出，“上世紀60年代101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中隻有13個成功擺脫。擁有一個積極而有效的政府是這13個經濟體的共性之一。”但是，世界銀行沒有說明積極而有效的政府是從哪裏來的。
近年，拉美一係列國家出現問題，說明拉美國家還沒有從“拉美化”當中化出去。
從某種意義上說，政府是國民的影子，正如孩子是父母的影子一樣。反之也一樣，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會有什麽樣的國民。所以，積極而有效的政府，實際是優秀的國民的代名詞。
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發達的生產力，而發達的生產力來自高端的製造業和高端的服務業。
發達國家服務業的產值占國民總收入70%以上。他們的服務業，是基礎研究和開發，是生產中的金融服務，是生產後的售後服務。美國人口中和知識產權有關的就有30000000人。此外，一整套的經濟運行規則和優良的法治，是發達的經濟存在的基礎。所有這些，都離不開國民優秀的品德和傑出的智慧，而所謂積極而有效的政府，也無非是指優秀的品德和傑出的智慧。這些社會現象，究竟哪些是必要條件，哪些是充分條件，有時候很難分清楚，因為社會是無比複雜的。
猶太人從在巴勒斯坦地區購買土地開始，一步步複國成功，又在一半國土是沙漠的自然條件下，創造出一個發達國家。這個事實，對希望走向現代化的民族和國家來說，具有絕對性的參考價值。
“全球化”和“創新”理論，風靡全世界幾十年了，為什麽有的地方人均國民總收入仍然每天不到1美元？這個事實告訴我們，沒有一定的國民素質基礎，漂亮的理論往往一文不值。
或許，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線上的景象，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拉美真正的秘密。
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線上，隔離牆高聳，那不是墨西哥防止美國侵略的軍事設施，而是美國防止墨西哥人偷渡的屏障。墨西哥一邊，軍人AK47,荷槍實彈，高度警惕，而美國一邊，軍人悠閑自得。他們各自防備的是自己人，而不是對方。這幅圖景，絕對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美國和墨西哥的區別。
中國人具有世界一流的智力。這樣，在討論拉美化問題的時候，至少不存在中國人智商太低而不具備實現現代化可能性這個邏輯上的充分條件問題。現在，這種智力已經獲得曆史性的機會，由生理層麵向社會層麵發展。這個機會，就是互聯網的出現。這種發展的趨勢已經不可阻擋。由這種社會智力形成的優良人文環境將推動中國經濟持續發展，而經濟的發展又反過來強化和完善這種人文環境。回顧最近30多年的曆史，明顯可以看到，強大的社會智力能夠衝破不良的社會體製的許多障礙，又可以彌補許多不良的社會體製的不足。
中國經濟，至少是其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已經走上以人文因素為基礎而不再完全以政治為基礎的道路。近年每年新出現幾十萬個民營企業，亦即每天出現千餘新民營企業的事實，足以證明中國經濟已獲得內在的強大動力。
中國社會近年來發生許多引人注目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權力的膨脹，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力空前強大，經濟受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經濟的自由空間減少。這樣，事情又回到了文章開頭提到了問題，研究經濟，著眼於政治。這是倒退，可以理解為中國社會人文領域裏的劣質部分惡性發作。現在，反腐風暴席卷中國社會，這是對上述情況的回擊，但是，這種回擊還必須與建立優良的社會體製相結合，否則，逆轉的局麵隨時都可能發生，而且，反腐敗本身也沒有什麽意義。
如果把經濟和政治分開，是否可以這樣判斷：中國在經濟領域裏可以避免拉美化，至少不是完全的拉美化，而在政治的領域裏，中國的拉美化不可避免，甚至會比拉美更嚴重。現在，這個苗頭已經存在。
經濟和政治的關係，研究的人不計其數，本文的著眼點不在於此，所以對當前經濟和政治的關係不予詳論。
中國社會現在最可怕的是，一部分社會成員，把自己的思想意識看做至高無上，把自己的利益訴求當做是絕對真理，把自己的情感傾向宣布為國家的一切。這部分社會力量，將來能不能融入整個國家的潮流，將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如果這部分社會力量化作新的義和團，那麽，中國必將重複20世紀的曆史。中國的現代化將遙遙無期。國家的崩潰也不是絕對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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