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下國內農地拋荒為何愈演愈烈

來源: Twinlight 2016-10-27 05:45:16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14589 bytes)
農地拋荒為何愈演愈烈
 
  來源:複興網  作者:佚名  發表時間:2016-04-28 09:35

今年的一號文繼續強調糧食生產的重要性。在連續12年聚焦農業的同時,首次將“圍繞建設現代農業,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作為首要議題。中央要求,不斷增強糧食生產能力;深入推進農業結構調整;提升農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強化農業科技創新驅動作用;創新農產品流通方式;加強農業生態治理。在繼續重視糧食生產的同時,如何保證農民種糧積極性,是當前麵臨的重要任務。這裏,有一個問題我們必須麵對,即農民棄荒現象。

雖然有關部門宣布實現了糧食“十一連增”,但進口壓力以及糧食自給能力下降也是不爭的事實。我國大陸30個省市自治區中,有50%的省份糧食不足。其中海南、青海、福建、浙江、上海、北京等等自足率隻有12%-56%,糧食真正富裕的隻有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河南等少數省份,自給率150%-375%;而甘肅、寧夏、江蘇、湖南、四川等剛好夠用(自給率102%-107%),這些省份幾乎無糧可調。

為什麽會造成很多省份糧食不能自給這樣的問題呢?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原本18億畝耕地上,種植季節與種植麵積都出現了下滑。一方麵強調種子的重要性,一方麵耕地麵積與季節不能保障,加上大量化肥農藥使用,耕地質量下降,生態環境壓力很大。這一係列的問題是有內在聯係的,其核心的核心是農民不願意伺候土地了。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糧食危機,如果處理不好,這個危機可能會引發社會動蕩。

農民棄荒現象最早出現在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夠自己吃的就行了”。這是他們的普遍心態。過去維持國家糧食安全的格局是“湖廣熟、天下足”,而今這一格局變成了“北糧南運”、“外糧內運”,甚至原不適應開墾的新疆和東北平原成了糧棉的主產區。對於內地農民撂荒現象,媒體有大量的報道,摘錄如下:

2007年8月24日,據食品商務網報道,以種糧為主年近70歲的山西省聞喜農民李有生打起了這樣的“小算盤”:小麥不值錢,賣還得自己想辦法,加上柴油價格高,收糧的地方又少又遠,多種不如少種;在家存糧多糟蹋也多,孩子常年在外吃不了多少,種些夠自己吃就行。萬榮薛店農民李三怪說他家15畝地,種了14畝蘋果和油桃樹,剩下的1畝還種了蘆筍。孩子上學(高中)每年4000多元,上大學每年不下1萬元,兒子結婚還要蓋兩層新房,更不要說看病的治療費、住院費,光種糧根本無法解決上學、看病、蓋房的問題。山西運城市有關資料顯示:1998年全市小麥播種麵積560.96萬畝,到2007年下降到461.6萬畝。小麥麵積逐年下降,每年平均下降10萬畝。聞喜、萬榮、芮城小麥麵積隻占到耕地麵積的35%,並且出現了相當多的“無糧村”[1]。

2008年4月21日,新華社記者在揚州市郊走訪農民,發現所到過的一些近郊農村,有許多耕地被撂荒,或者被各種不成規劃的建築物蠶食。可在這風調雨順、美麗富饒的江南魚米之鄉,人們卻嚴重地浪費著耕地,這不能不讓人感到揪心與不安。記者與一些在田間裏翻整土地、準備育稻秧的中老年村民交談時,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夠自己吃就可以了[2]!”或者是:“現在種糧食又不值錢,肥料什麽的又那麽貴,種地越多賠錢越多,少種點夠自己吃就可以了。”由於留在農村農業勞動力群體大部分都是年老體衰的老人,年幼的孩子也在“業餘”幫助爺爺奶奶幹幹農活,可他們還正在接受九年義務教育,沒有更多的時間來幹農活。多數是老人們,由於已不能再幹更多過於繁重農活,或者因為農業上的投入與產出越來越不劃算的原因,聰明的江南農民種地的目的已不是為了發展農業,更不是想從農業上取得什麽良好的收入了。

2011年5月23日,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在湖南采訪發現,當農資價格上漲遠大於惠農補貼[3],種糧無利可圖甚至存有風險時,拋荒農田已成為不少農民的新選擇。過去,行駛在湖南鄉村的公路上,隨處可見農民忙碌的身影。而到記者采訪時,村民周大伯家的稻田還在沉睡中,一片綠草覆蓋著幾畝水田,不遠處,也可見零星的拋荒的耕地。周大伯是長沙市嶽麓區雨廠坪鎮泉水湖村村民,此前在城裏打工,那幾天,他請假回家希望購置點化肥為種稻作準備。但在附近縣城寧鄉縣的幾家農資店轉半天,他也沒相中滿意的化肥。“現在種糧不如買糧合算。”周大伯算了一筆細賬:以2010年為例,種一畝水稻雙季收成大約在650公斤左右,全年收入在1700元上下,除去種子、肥料、農藥以及機耕、機收等費用,毛收入還不到800元。如果算上從犁地到播種、管理、收割的人工,基本剩不下多少錢”。對於一個月能夠賺3000元錢的他來說,種田已經沒有意義。

在周大伯所在的泉水湖村,很多像他這樣在外打工的村民,他們的農田或半休耕或完全拋荒。當農資價格上漲遠大於惠農補貼,種糧無利可圖甚至存有風險時,拋荒農田,然後進城打工已成為不少農民的新選擇。

拋荒的現象不僅出現在湖南,在江西,到處都有成片或者零星的耕地拋荒。江西省餘幹縣黃金埠鎮,早稻田拋荒現象也隨處可見。黃金埠鎮一位李姓農民介紹,當地種地的農民越來越少,一些農民種稻隻是為了自給自足,這位農民道出了自己的無奈:“辛辛苦苦種上一年地,碰上風調雨順年景,也許能掙個二三百,一旦碰上氣候異常,則要賠上幾百元錢的種子、農藥和化肥錢,很不合算。而讓土地拋荒,一年還可以得到100多元政府給的良種等各類補貼。”江西省宜黃縣農業縣統計局向媒體透露,該縣26萬多畝耕地中全年性拋荒的保守估計已高達到12%。另外還有大量農田是三季種兩季,兩季種一季。

在劉少奇的老家湖南寧鄉縣,土地隱性拋荒問題已經是一個無法否認的普遍現象。寧鄉縣農業科技物資有限公司的譚新明說,2010年5月,他們公司的複合肥銷量已超過200多噸,到2011年5月,他們隻銷售了不到50噸;2010年5月之前農藥銷售額超過200萬元,而2011年5月銷售還不到50萬元。“早稻播種麵積減少應該是主要原因”,譚新明歎道。

2011年7月11日,新華社重慶站記者李鬆報道指出,隨著“打工潮”的不斷壯大,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並離開傳統農業生產,留下大量老人打理土地。在西部農業大區重慶市,不少基層幹部說,由於缺乏勞動力,過去種田是“綠肥鋪底,農家肥當家”,如今則是省時省力的化肥當家,田地越來越瘦。由於勞動力缺乏,農民不在農田基礎建設上下工夫。水庫塘堰淤塞,渠道多年失修。在重慶第一種糧大區合川區,該區淶灘鎮兩堂村63歲的村民鄧國能向記者坦言,自己的體力已達不到水稻育秧、插秧、耕地要求,隻能做多少算多少,“夠自己吃就行”[4]。重慶萬州區天河鎮天河社區農民王文義,家有6畝土地,全靠他一個人種,根本種不過來。如果春耕時遇到寒潮、霜凍、幹旱等自然災害,要搶播搶種,勞動力短缺就更明顯了。種不過來,隻有任由耕地撂荒。

2011年10月28日,人民網記者廣東清遠河背村調查發現,原本23戶人家的村莊,如今搬遷得隻剩下兩戶村民,年輕人成了稀罕物。在山西省臨汾市永和縣趙家溝村,情況大致類似。趙家溝村戶籍人口數234人,在村常住約130人,基本上也都是老年人和兒童。據山西省永和縣坡頭鄉校長楊香瑞介紹,近年來“娃娃們越來越少”,以前的小學,都是50-60人一個班,現在800人口的村小學,今年3個學生,一個老師,隻開到3年級。由於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影響農業穩定和糧食安全[5]。據了解,在湖北省濱湖村,由於勞動力短缺、種糧效益較低等原因,農民對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興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麵積達40%以上,並且還存在“隱性撂荒”現象,本來可以種植雙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隻種了單季稻。

2011年10月29日,光明網記者報道了這樣一組數據:由於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近年來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影響農業穩定和糧食安全。在中西部廣大偏遠的農村,農村的景象如此凋零與寂寞,除了留守兒童與老人,很難找到五十歲以下的勞動力。從東南沿海到內陸省市,土地撂荒造成了整個行政村的消失。統計數據顯示,從2005年到2009年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每年減少7000多個。土地作為廣大農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很難產出可觀的效益。種地不賺錢,甚至要賠錢,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很多農民都拋棄了祖祖輩輩傳下的土地遺產。土地荒廢已經不是極個別現象,在農忙時節,農田裏也隻是老弱婦孺,年富力強的農村勞動力大部分已經背井離鄉去城市尋找生存的希望。

2012年5月3日中國網發出了這樣的疑問“未來靠誰種地?”的警告。在湖南麻陽縣舒家村鄉獅子灣村,全村10個組留守在農村種地的婦女占種地農民的38.6%,因耕種不過來,村裏部分土地撂荒[6]。農村留守人員勞動能力不高,農業規模萎縮和耕種效率下降。獅子灣村村糧食播種麵積10年下降了200畝,糧食年總產量下降了23萬公斤,農業生產後勁嚴重不足。

為了調查農村土地撂荒現象,筆者先後在全國各地調研,先後到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新疆、寧夏、甘肅、西藏、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貴州、雲南、廣東、福建、浙江、江蘇、海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足跡幾乎遍布全國所有內陸省份。為了尋找農業撂荒的原因,2008年4月,我現場到毛澤東主席的老家湖南韶山衝調查。隻見高速公路兩旁的農民家庭,十室九空,大都是鐵將軍把門,稻田裏很少見到勞作的農民。隻有到了韶山衝,因為是旅遊景區,才看到人山人海,但許多導遊都自稱姓毛,拉我們去吃她們家的“毛家菜”,毛主席發動湖南農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最初發源地,如今也成“本末倒置”了,他們招待客人的糧食竟然大都是從市場上買來的。

曆史上,當最底層的農民因為吃不飽飯而淪為饑民,甚至盜賊時,隻要有人揭竿而起,就會蜂擁而至,一場轟轟烈烈的改朝換代運動就開始了。農民起義的代價是巨大的,誰都盼望和平而痛恨戰爭。過去的農民起義多發生在封建製度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大地主以及富農對小農或雇農的過度欺壓,農民因貧而失去土地,從此吃飯成了問題。但在和平年代,農民隻要還有口飯吃,農民起義的概率是很小的,但一輩子與土地打交道的農民紛紛棄荒,任由土地荒蕪,麵對這種現實,就不能視而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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