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年，凱撒帶領著他的大軍向羅馬進軍。在盧比孔河前，他命令全軍停止前進。在這條河前他徘徊了很久。跨過這條河，他就徹底破壞了羅馬不允許軍事將領帶兵越過盧比孔河的法令。不跨過，他就必須接受羅馬元老院對他的處理。他明白，隻要跨過這條大河，延續了五百年的羅馬共和體製就徹底崩潰了。思索良久，凱撒留下了一句名言：跨過這條河，就是人間慘劇。不跨過，就是我個人的毀滅。在個人和國家之間，他毅然選擇了個人利益，率軍跨過了盧比孔河。
此後的五百年，羅馬一共出了88位皇帝，其中能被稱得上賢的，不過五位。羅馬也失去了共和國時期的擴張態勢，從屋大維便開始了長期的守成，所謂的羅馬和平。代替羅馬共和製的，與其說是帝製，不如說是軍閥製。羅馬帝國的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軍閥混戰史。皇帝不斷地被殺，軍隊不斷地嘩變。甚至在帝國最後的時期還出現過萊因河軍團和多瑙河軍團的大內戰，以致北方防線日漸空虛，最終被日耳曼人所征服。所以說，在羅馬滅亡的諸多原因中，由凱撒所開創的軍頭政治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偉大的凱撒早已預見了這一切。建立一個製度是很難的，但是破壞它，隻需要帶兵跨過盧比孔河就可以。
所以對於一個國家來講，製度就是最大的大事。你修一座橋，今天不修，明天也能修。但是你不建立製度，轉眼國家就要出現危機。作為一個政治家，作為一個政府，你不去建立可靠的，可以逐步改進有章可循的政治製度，卻去忙於工匠和企業家們所能夠完成的所謂工程，這不是本末倒置麽？說白了，就是希望從立竿見影的工程裏，撈取一些廉價的政治資本罷了。所以有人說毛澤東是偉人，作為一個政治家，死後不出三年，自己創建的政治路線就被拋棄，自己製定的班子就被顛覆，甚至自己的老婆都入了獄，這樣的人物，偉在哪裏？恐怕連一般的封建帝王都不如吧。
習近平上台後做了幾件大事。反貪，集權，維穩。政治人物做任何事情，都是找得到理由的。比如反貪，多麽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應該嗎？但是反貪反到了政治局常委，就破壞了鄧小平留下的刑不上大夫的潛規則。既然破壞了刑不上大夫，那麽要大夫們主動下台就變得動搖起來。集權看上去是能辦大事，但集權也動搖了權力的監督，權力的地位變得越發的重要。在這樣的變化下，鄧小平留下的禪讓製從根本上被動搖了。有權者為什麽要下台？開始變得毫無理由。一個舊的製度被破壞了，但新的製度未見建立。而執政者仍然在GDP之類的“大事”之間焦頭爛額。對我而言，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比眼前的所謂GDP增長要重要得多得多。
因為顯而易見，政治權力的交接是政治製度中的重中之重。中國兩千年的曆史中，有多少王朝是在政權交接的爭奪中開始衰敗的？那是數不勝數。甚至南宋的偏安，南明的覆滅，也一樣是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清的結果。政治的清明，政策的優良是第二層重點。而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說到底，是上麵兩個方麵發展的結果。如今的政權，舍本求末，是走進了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