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河破碎國難當頭的晚清時期，西方流行一句很著名的話是：做19世紀的中國人簡直是一種酷刑。因為那時正是皇權專製最登峰造極的時代。經曆過二十世紀的過來人不禁苦笑：做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又何嚐不是在受酷刑啊！在歐洲四處流浪的吉普賽民族也有句悲情千古的諺語：我死後請將我站立著埋葬，因為我已經跪著活完了一生。這句話用在從來都不知尊嚴為何物的中國人身上仍然恰如其分。蔣公介石上世紀對同胞曾有句入木三分的剖析：中國人並非不知道某黨的罪惡，隻是因為奴入骨髓，不受到十八層地獄的痛苦是不會覺醒的。現在讀來不禁為之高瞻遠矚、洞明深刻而拍案叫絕！在讀《帕斯卡爾的思想哲學》時看到這麽一句話：“讓我們想象有一大群人披枷帶鎖，都被判了死刑，他們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餘人的眼前被處決，那些活下來的人就從他們的狀況裏看到了自身的狀況，他們充滿悲痛而又毫無希望地麵麵相覷，都在等著輪到自己。這就是人類狀況的縮影。”我認為這尤其像是中國大陸人二十世紀乃至二十一世紀生存狀態的縮影。
近代以來當西方人致力於尋找真理時，我朝國民還廢寢忘食地忙著尋找主子。當西方列強向慈禧施加壓力，支持中國變法維新，千萬義和團愛國賊們卻站起來扶清滅洋，誓死保衛大清朝，大清國的統治者站在金鑾殿上縱聲大笑：“好一群奴才”！辮子留的太長了，便不願意剪掉，馬褂穿的太久了，便不願意脫下，暗室裏呆久了，便拒絕光明的來臨，膝蓋跪的太久了，便不願堂堂正正地站立。漢人汪精衛刺殺異族侵略者滿清攝政王，卻被路過的漢人同胞告密，鋃鐺入獄，險些喪命。人民的奴性並非是與生俱來，而是數千年來當權者有係統、有組織、有目的、有預謀地、不厭其煩地執行的一項“抽骨”政策。強權欲奴民弱民必先愚民，愚民的第一要務則是抽掉我們民族的精神脊梁。。在謊言欺騙和暴力威壓下，野豬被奴化成家豬。妄圖把我們民族中最卓越的少數英雄豪傑趕盡殺絕，然後隻剩一群一盤散沙、搖尾乞憐的順民，以便於江山永固、傳之萬世。當權者把他自己的敵人故意宣傳成被他綁架了的整個民族的敵人，用混淆視聽的手段驅使大批的“愛國”豬玀們去充當炮灰，捍衛“國家和民族”，其實是保衛金鑾殿裏的那張龍椅。魯迅說過一句話：“把淪為異族奴隸之苦告訴國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結論：那麽，我們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罷。”但如魯迅一樣清醒的人畢竟太少，多數中國人甜蜜地、心甘情願地、樂此不疲地、津津有味地做本族獨夫暴君的奴隸。
當前中國的絕大部分人還是群氓、奴才、罪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何謂群氓？“群氓就是聚集起來的表現為同質均一心理意識的人類群體，他們拒絕理性而複雜的思考，對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隻簡單地選擇兩個極端，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誤。群氓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這些特征包括非常的偏執、可怕的敏丵感、荒唐的自大、和極度的不負責任，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過分自負、過份狂熱。對群氓來說，在恐怖和興奮、“萬歲”與“打倒”的呼喊之間沒有任何中庸之道。”雖然文革已經過去三十餘年，但遺毒仍無處不在地彌漫在華夏大地上空，一大半人還擁有文革鬥爭思維，活在文革陰影裏，這遺毒無色無味，但殺傷力極大，在潛移默化中扭曲人的心智，混淆人的是非觀。流行於中華大地上的糟粕思想和有毒思維無時無處不在，比如強權崇拜和奴隸思維，隻要中國人一日不擺脫其束縛，中國離文明自由的目標就越遠。中國人還是一群“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何謂“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西方心理學家這樣解釋：“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裏，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同呼吸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由於中國人經過一甲子的刻意改造，一種由西方馬列謬論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黑暗成分而成的“黨文化”病毒，已經像基因一樣植入中國人的思維裏，根深蒂固，渾然不覺。所謂：久居茅廁，不聞其臭，自出生便浸泡在這充滿毒素的環境裏，所以對一切不正常的事物也習以為常，以為世界本即如此，對自身毒入骨髓了無察覺並頑固地自以為是。
在上個世紀上半葉的德國，一位檢察官曾迷惑地問希特勒的助手戈林：“你們少數納粹黨人，怎麽會讓所有德國人心甘情願地跟著你們幹壞事呢？”戈林說：“老百姓都是愚民，你隻要讓他們相信他們正處於危險之中，隻要跟著領袖就可以避免被害，他們就會放棄理智，迷信領袖，幹任何事情都會認為理由充分。”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說：“大眾在我手裏就是隨便玩弄的女人”。以連坐法威脅一切敢於反抗的誌士，是納粹專製政權控製人民最毒辣的手段之一。很多敢於反抗奴役的人都會無數次聽到周圍至親至愛之人對自己的勸慰：“一個人改變不了什麽的，要學著適應社會，社會不會去適應你的。”這種話就是精神被荼毒所表現出來的安於現狀逆來順受的奴性思維，當你聽到這句話不需要反駁解釋，因為你根本就不是在和一個人對話。很多人之所以愚蠢地做最無知的滑稽表演，是因為它們暫時沒有途徑接觸到真相，可悲哀的是，你把真相擺在他們麵前時，他們還百般狡辯頑冥不化，活脫脫一副吸精喝膿奴才相，這又是為什麽？因為一個人若聽慣了謊言，便喪失接受真話的能力，適應謊言，便覺得真理逆耳，生於籠中之鳥，會斬釘截鐵地認為飛翔是一種急需治療的病。這再次證明了當局意識形態教育的成功。列寧在《紀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寫到一段話：“意識到奴隸地位而與之作鬥爭的奴隸，是英雄；意識不到奴隸地位而默默無言、渾渾噩噩的奴隸，是十足的奴隸；津津樂道讚美奴隸生活並對和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盡的奴隸，是奴才，是無恥之徒。” 看來，真理是具有普遍性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列寧嘲諷俄國人的話用在我國同胞身上同樣適用。
近代以來，西洋文明遠遠領先於中國文明，東西方文明在屢次碰撞中，優劣自明，引起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反思中西文化、思想、性格、人種等方麵的差異。其中陳獨秀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中曾概括道：“西洋民族性惡侮辱，寧鬥死；東洋民族性惡鬥死，寧以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無恥之根性，尚有何等顏麵高談禮教文明而不羞慚？”這就是當時缺乏信仰的中國人的生存哲學：即令受羞辱也要活下去，“像畜生一樣地活下去！”我本人並不認同陳獨秀、魯迅、以及後來的柏楊把中國人的一些惡習歸咎於中國人的劣根性，我認為我們中國人懦弱、頹廢、冷漠、麻木等缺點並非與生俱來、自古有之，而是數千年皇權製度奴役改造而成。當權者們非常希望民眾對別人的苦難視而不見，對他人所遭受的迫害不聞不問，“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消滅人的良知和悲憫之心，隻有如此，當權者才能隨心所欲地收拾一切看不順眼的人，而不用擔心民眾出於熱情、道義、良知團結起來反抗。其實這招馭民之術歐洲統治者也懂，怪不得黑格爾說：“麻木和冷漠的民眾是專製政體最穩定的群眾基礎。”
德國思想家耶林說過：為權利而鬥爭是每個人應盡的社會倫理責任。而我們中國人直到現在還不懂遵守規則、契約精神、權利意識、普世價值這些在西方是常識的基礎文明。由於當權者故意不告訴你這樣，導致中國人直到現在還搞不懂個人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不明白個人的抗爭對於政治的影響作用。在他人權利受侵犯時漠然以視，在自己權利受侵犯時隻能哭天搶地。對他人的災難熟視無睹，在自己麵臨災難時，也必然收獲他人的冷漠表情。愛德蒙．伯克說：“邪惡獲得勝利的唯一條件是善良人的保持沉默！”馬丁路德金說：“曆史將記取社會轉變的悲劇不是因為壞人的喧囂，而是因為好人的過度沉默。”有這麽一個故事：一個男人回家途中聽到一女人被強尖的救命聲，為避免惹禍上身，對之置若罔聞，趕快回家。幾個月後，他的女兒衣衫不整地踉蹌回家向父親哭訴被糟蹋的慘遇。麵對罪惡，沉默即是幫凶，最終，必禍及自身。
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上，一個叫馬丁·尼默勒的德國牧師留下了沉痛的懺悔之語：“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會員，我不是工會會員，我不說話；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說話；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這段經典的舉世聞名的碑文，我姑且可以這樣改編一下。現在受殘酷壓迫的工農當如此懺悔：“起初他們追殺三民主義者，我不是三民主義者，我不說話；接著他們追殺抗日國軍，我不是抗日國軍，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知識分子，我不是知識分子，我不說話；此後他們追殺進步學生，我不是進步學生，我不說話；最後，他們衝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歐洲的猶太人為他們的冷漠付出了死亡六百萬人的代價，中國的工人農民為自己的無知和冷漠付出了十億人集體淪為最下層成為工作最勞累收入最微薄的賤民階層的代價。
德國作家海涅說過：“焚書的地方，最後人也要被焚。”德國達濠集中營入口處也刻著的17世紀一位詩人的名言：“當一個政權開始燒書的時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燒人。當一個政權開始禁言的時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滅口。”我高鵬飛告誡千千萬萬追求光明的同誌們，請萬萬銘記：當在西單民主牆上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魏京生身陷囹圄時，你不阻止，下一個被捕的就是持不同政見者杜導斌；當海外民運之父王炳章博士被判無期徒刑時，你不發聲，下一個被他們帶走的就是創建獨立中文筆會、發起08年憲章的劉曉波；當致信中央公開反對一黨專政的南京師範大學教授郭泉被強行扣上鐵銬判刑10年，你不憤怒，下一個就是牢籠中經受50餘日酷刑折磨後又被秘密逮捕判刑的高智晟；當艾未未無助地被押上警車，你不聲援，唐荊陵離抄家被捕的日子不遠了；當文弱的梁海怡在萬人圍觀下被特務架走，你不奔走呼號，終有一*****會感到鐵窗下你的身影是那麽那麽的孤獨。
導致中國目前悲劇的因素，不僅僅是這個不公平製度中既得利益集團的野蠻殘酷，還有人民的怯懦退縮。當他人遭受厄運時你仍然沉默不語、逆來順受，厄運降臨到你的頭上時你將獨自承受。沒有人民普遍的忍辱偷生、怕死苟安，他們就斷不敢如此囂張狂妄、肆意妄為。沒有知識分子集體啞然、明哲保身的犬儒態度，他們就不會如此隨心所欲、喪盡天良、魚肉蒼生。真如恩格斯所說，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奴入骨髓的國民，也隻佩擁有下流卑劣的政府。
自去年末以來，緬甸軍政府釋放昂山素姬了，越共又進一步向文明世界靠攏，尼泊兒選舉了，柬埔寨民主了，突尼斯人民勝利了，埃及、約旦人民也走上街頭了，也門、巴勒斯坦人民也站起來了，利比亞人民也用鮮血證明了他們不是孬種，大陸人民還在等，像戈多一樣，在等待中迷失自己的方向，最終不知道在等什麽。金字塔已倒下，萬裏長城卻還在加高，北非的文明古國軍民合力共爭自由，而東方文明古國的百姓卻滿足於一頓年夜飯和4小時的洗腦節目——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有裝睡的，有真睡的，有沒醒的，有醒了撞不破鐵屋的，有撞破鐵屋逃出去的。我一直認為稱大陸人民是奴隸是對奴隸的侮辱，因為奴隸尚懂得反抗，而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奴隸並為此奴隸角色陶醉。聽到這麽一個故事，一個走出家門的埃及民眾向另一個不願出門的人說:Why don't you go out? You want to be a Chinese?(你為什麽不出去？難道你想成為一個中國人嗎？)這就是中華民族在幾十年的蹂躪下在世界人民眼中真實的印象，這對於仍然像清末時一樣盲目自大的大陸國民來說，絕對是不願相信的。我有時甚至在想，大陸人民不是在裝睡，而是他們真的睡著了，亦或是：從來就沒徹底的醒來過。
中國人窩裏鬥的本領世界第一，總是難以團結，一言不合，便揮刀相向。舉知識界的例子來說吧。先不說中國目前思想界存在左中右三派，就隻看被左派汙蔑為“右派”的知識分子大致情況。境外知識分子與大陸知識分子存在非常大的矛盾，體製內知識分子與體製外知識分子也存在著很大矛盾，精英知識分子與草根知識分子同樣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之間也是水火不容，而上述所謂知識分子還都是傾向於民主憲政的人士。如果中國人不能改變一盤散沙的德性，十幾億的國民將世世代代永遠淪為極少數因利益而捆綁在一起的流氓強盜的奴隸。如果政府不開明，人民再不團結，“西朝鮮”的桂冠將被中國永遠霸占。當一段殘酷恐怖的歲月過去後，人們會驚訝：這樣的國家竟然存在過？處在這段殘酷恐怖歲月中的人們難道能做的僅僅是哀歎：“這樣的日子什麽時候才能到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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