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政改與清代的曆史宿命（二）zt
【導語】“不改革等死，亂改革找死”，清代的政改史是否真的一直被我們誤讀？2012年9月16日第33期正略讀書會曾邀請獨立學者雪珥先生深入剖析清代的政改史，揭秘那些被我們忽略的政改細節，並對清王朝的曆史宿命進行探討。
舉個例子，甲午戰爭的時候，日本人打進了東北，台灣，後來打進了山東，登陸威海。在日本人的記載裏，中國的農民是“壺漿簞食，以迎王師”。
第一，日本人說我是要驅除韃虜、恢複中華，我是中華，滿清是異族，從1644 年以後，中華就在我這裏，這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口號。所以在中日開戰的時候，英國駐天津的總領事給倫敦發電報說，這裏水師學堂的官兵們非常興奮，他們悄悄地說，這下子我們終於可以得解放了，把日本人當做解放軍來歡迎。
第二，清軍的軍紀非常敗壞，在朝鮮是這樣，在中國本土更是這樣。日本人來了之後，要整頓軍紀，整頓地方秩序，結果搞得很多農民“壺漿簞食，以迎王師”。中國普通民眾在1895年之前，中國是民族認可的，所以在農民眼裏，誰坐金鑾殿都沒關係，隻要給他活路。實際上知識分子也是這樣，誰坐金鑾殿跟沒關係的，隻要國泰民安，給其出路，他就願意為這個政權去效力。
清王朝在進來的時候，恰恰抓住了這一點，而這一點對他來說就是一個巨大的變革。日本人的記載裏有大量這樣的細節。你可以說這是日本人的宣傳，但是美國隨軍記者，特別在朝鮮戰場上記載了大量的細節，都記載了中國軍隊的軍紀敗壞和日本軍隊的軍紀嚴明。
除了總督上書之外，還有一個很著名的漢人範文程。範文程被稱為晚清的諸葛亮，他給多爾袞上書：“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請再行鄉、會試，廣其登進。”士就是知識分子，是最好的百姓，是精英，如果我們能得到這批精英的心，則可以得到中國老百姓的心。措施就是，我們要把明代的鄉試、會試恢複起來，給知識分子們一個開拓、上升的台階。
所以1645 年在南方發生大規模屠殺的時候，北京向全國發布了一個詔令——科場條例，宣布考試仍照舊例，就是新政權進來以後一切照舊。明年、後年我們繼續考公務員，該怎麽考，考試題目、考試範圍都不變，你不用再重新學政治理論，還是老一套，不用學薩滿教，這是非常關鍵的一點。
蒙古人進來很大的問題就是，把漢族人的農田推了搞成牧場，這是很愚蠢的，這也是造成元朝隻存活97 年就滅亡的很重要的原因。蒙古人直接使用自己的那一套東西，不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而滿清是幹脆把自己融入進去，正如後來的日本，脫亞入歐，通過改變自己來適應這個環境。
在這之前，清代已經在關外，但還是一個小的叛亂勢力的時候，已經嚐試著搞過5 次範圍較小的科舉試點。第一次是1629 年，皇太極搞了一個小型科舉，這個科舉錄取了200 人。科舉本身的意義是在於開放政權。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滿清來說，因為它是一個農牧式的社會模式，但是為了搞科舉，它要求農牧主要允許他們的奴才去考試，如果考不成，再返還給你。這就意味著，他向全體的國民征集人才，在關外的時候他就在這麽做。
1644 年進關的時候，皇太極確定第二年舉行考試，這也是他進關以後非常重要的一點。特別在經過江南的血戰之後，清王朝意識到了這點，在1646 年滿清入關後，全國首次公務員考試舉行了。來考試的人不多，最終選了46 個人，可能當時很多有名氣、有才學的人怕被封為漢奸，也不敢出來考試。
比較著名的是侯方域，因其和李香君有一段很浪漫的愛情故事，後來被寫成小說、戲曲到處傳唱。侯方域在揚州的時候，是代表抗戰的一方，是一個抗戰先鋒，給清軍多爾袞寫戰書，寫得非常好。
結果新朝奠定以後，沒殺他，他也去參加公務員考試了，還考上了，所以後人就嘲諷他：“聖朝特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家裏安排新雀帽，腹中打點舊文章。當年深自慚周粟，今日幡然吃國糧。非是一朝忽改節，西山薇蕨已淨光。”用商代的夷齊寧死也不吃周朝的穀子來嘲諷他。
在朝代變換的時候，在政權更替的時候，在天下大亂的時候，真正能做到有氣節的人畢竟是少數，因為是少數，所以我們很多都在傳頌他，如果是很多的話，可能大家就不一定去傳頌。而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講，還是活命要緊、吃飯要緊，國旗掛什麽顏色的，是紅色的還是藍色的，跟絕大多數老百姓真的是沒關係的。
這場科舉是滿清入關之後第一次招考公務員，一個被中原漢人當作外來侵略者的政權，公開的宣布其各級官員將不僅僅局限為黨員，隻要你能考上，都可以當官且不需要先入黨。而我們活了63 年了，也沒做到這點。
這無疑表明了，執掌這個政權的整體團體，正在試圖通過擴大執政基礎而獲取更高的執政合法性，從一小撮的類似兄弟會的團體擴大到為全民接受，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讓全民參政議政。這當然是一場涉及根本，非常巨大的改革。選擇漢人為謀士，這種必要性在滿清與明軍在東北拉鋸戰的時候已有深刻體會。
三大法寶之二：祭孔。祭孔是最關鍵的，比科舉還關鍵。祭孔在中國曆史上一直被少數民族政權所運用，少數民族政權總是或多或少地表現出對普世價值的尊重。不管是真心的還是假意的，但是至少在台麵上是表示尊重的。元世祖忽必烈就說，“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
我統計了一下，從南北朝的北魏開始，到元代的最後一個皇帝滅亡，一共是983 年，興起了北魏、遼、金、元四大少數民族政權，而且是強權，非常強大。幾百年之後的清代從天命元年，也就是從其建立後金政權1616 年開始，到辛亥革命1911 年，一共是296 年。這五個少數民族政權，在我們這片國土上一共待了1278 年，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但是細看這五個政權，它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高舉孔子的大旗，哪怕蒙古人把農田變成牧場，他也要祭孔，說自己信奉自由、民主，這就是普世價值，不管他是不是真信，但是至少他這麽說。
清代的第一代領導努爾哈赤，在他眼裏，中國的公知們都是害人的。他認為，儒紳們是造成明代暴政以及明代對少數民族壓製的重要的罪魁禍首，他甚至下令“察出明紳衿，盡行處死”，足以看出，努爾哈赤對儒學是非常排斥的。
第二代皇太極的時候就不一樣，皇太極的漢化進行得比較徹底。觸動皇太極改變的是1631 年大淩河戰役，原本戰鬥力不是很強的明軍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甚至到了要吃人的地步都絕不投降，猶以死守。這讓皇太極非常感慨，後來在清王朝內部舉行了一個總結會，他認為，明軍有戰鬥力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們讀書知理。
他說，我們之所以會丟掉一些城市，是因為我們很多人不讀書，不學無術，明朝人到了人人相食的地步還能夠死守，就是因為他們讀書。所以受此戰役的刺激，皇太極下令，貴族子弟、幹部子弟們，年滿15 歲以下的，8 歲以上的，都要去讀書，讀孔孟的書，他要從中汲取營養。
皇太極時期，滿清在關外推廣儒學，要求所有的百姓“習於學問，講明義理，忠君親上”，當然主要是對精英分子。然後把《四書》、《孝經》等等都翻譯成滿文，皇太極本人請老師給自己補課，天天講解四書五經。同時在中央建立文館，設立六部九卿，仿造中國的文明製度，在東北實行開科取試。
在皇太極的手中，儒學已經超越了努爾哈赤的後期，他也開始親近一些學者們。他已經超越了把它作為統戰工具的權宜之策，真正把它作為增加政權的凝聚力，增加軍隊的戰鬥力，把它作為戰略上的一個考慮。
對於滿清來講，皇太極的漢化是宗教、思想和政治上的一次大解放，在內部遭遇了很強的阻力，但是在一個強勢的領導人的推行之下，改革才有可能順利的推行，改革需要有權威的資源，在皇太極的手下，他們實現了這一步。
第三代領導是進了關之後的多爾袞和順治，祭孔被放在一個更高的位置上。原來在皇太極的時候是派人去祭孔，在東北設了一些孔廟、孔子像。到了第三代的時候，多爾袞和順治是親自去祭孔。順治皇帝學孔家的經典，每天都上課。對普世價值的接受，對聖人旗幟的繼承和高舉，對一個新政權來講，比打倒孔家店、單獨搞一套的效率要高。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從技術操作的層麵講，當你奪得一個新的江山，建立一個新政權的時候，你接受現有的、被絕大多數百姓所接受的一套東西，與你自己另外強行推一套甚至你當時還無法自圓其說的東西相比，肯定是接受現有的一套東西更合適。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清王朝建立了全國政權之後，他在意識形態的控製上，是把自己融匯到了主流裏麵，而不是試圖建立一種主流，效率是非常高的。
三大法寶之祭朱，也就是祭奠朱元璋。清代的出現，滿清在關外的出現，後金的出現，都是以明朝暴政的受害者身份出現的，所以努爾哈赤在起兵的時候，發布的是“七大恨”，矛頭直接指向的是明王朝，甚至指向的是漢族這個種族。
在甲申年（1644 年），李自成和明軍把中原搞得一團糟，還未攻下北京的時候，清兵要出兵，這個時候範文程給多爾袞勸諫，這次去不能跟以前那樣殺光、燒光、搶光，這回需要看得長久一點，現在整個中國地區很亂，我們過去給人們帶去穩定，就有可能成就大業。大家希望穩定。
中國人有的時候非常奇怪，穩的時候希望亂，動一動沒關係，不怕亂，真亂起來了，他希望穩定。他說我們過去，給他帶來穩定，我們就有可能成就大業。但是這個時候多爾袞說，我做不到。為什麽呢？因為大家搶慣了，來了以後，這支部隊搶下來的東西百分之多少交公，剩下的自己分，已經形成了一套體係，這套體係也形成了某種既得利益的框架，你要去打破它非常難。
多爾袞覺得這個不可行，我們不能這麽做，這太玄了。我們過去跟他講紀律，他就能夠聽咱們的嗎，他認為不可行。等到李自成打下北京城，多爾袞連夜召見重病中的範文程，又講到這件事，“兵以義動，何功不成”。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候，範文程建議多爾袞把這支清軍從造反軍隊變成一支解放軍隊，從一支種族複仇軍隊變成一支開國的建設軍隊，這個時候多爾袞接受了。
然後下令這次出兵要除暴救民，滅流寇以安天下。這種轉型跟他身上沒有父輩、祖輩的血海深仇有關係，跟這個政權沒有很直接的仇恨有關係，這個時候他看到的更遠的是我怎麽樣得到更大的利益。朝鮮使臣在北京做的記載，清軍進入北京在入城式上，北京市民“燃香拱手，至有呼萬歲者”。
北京人愛幹這事，我在《絕版恭親王》那本書裏也提到，英法聯軍進北京，這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西方軍隊第一次進中國的首都，北京市民家家焚香跪拜。擔任警戒任務的清軍維護秩序，也都單膝下跪，行最高的軍禮。
英法聯軍自己覺得，中國人是不是把我們當成仁義之師，是不是比他自己的軍隊還好，不擾民了？因為英法聯軍進來了怕擾民，所有軍隊必須駐紮在安定門外，入城式必須選戰鬥英雄、軍官們，精挑細選了400 人擺儀仗隊，要讓中華帝國看到我們來自西方的這些蠻夷們，有多麽好的軍事素養，多麽紳士，這是他們當時很詳細的一個計劃。
在進入北京的時候，清軍整體的政戰的功能開始配合上了。原來他隻是掠奪，純粹是赤裸裸的物質利益，在進入北京的時候，在崇禎皇帝吊死的時候，他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解放者。
同時他說我得到的天下，不是從明王朝手上得來的，以此擺脫他造反者的形象，我得到的天下是從李自成手上得的，李自成推翻了明朝，我解放你們，推翻李自成。那麽順天意，我應該是天下為有德者居之，這是他後來一直在為自己獲取合法性所進行的一些辯解，應該是挺有效的。
進入北京之後，範文程建議多爾袞為崇禎皇帝隆重發喪。同時，他們發現李自成的軍隊、農民軍隊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把中央檔案館裏的檔案全都燒毀，隻留下了萬曆年的賬本。當時清軍裏麵的很多人，包括投降他們的漢族幹部都說，可以下令讓已經征服的各省把最新的報過來，因為他們都有最新的底稿，把最新的材料重新報一次。
範文程就跟多爾袞建議不要這樣，錢是賺不完的，你就以萬曆年的為準，這是一大仁政，這是能夠說服很多知識分子能夠不再抵抗，或者知識分子說服自己不再抵抗的理由。同時下令前線保護南京城外的明孝陵，因為清軍的前鋒直指江南，在血戰江南之中，發生了很多大規模的很慘烈的戰鬥。
我看到的史料說到，有些清軍不知道，在裏麵騎馬，都被斬首了，所以力度非常大。後來祭奠了崇禎皇帝之後，又遙祭朱元璋。等到天下大定之後，康熙皇帝第一次下江南，就親自到朱元璋的墓前去祭拜，就是說我是你的接班人。
另外，在定都北京之後，清王朝在祭祀曆代君王的時候，除了曆代中原的習慣之外，當時多爾袞時期增加了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把那些蠻夷們增加進來了。建立了他自認的一個曆史譜係，是從遼、金、元過來的，因為清代是宋代金國人的後代。
到了乾隆的時候，乾隆覺得這個問題太大了，在政治上對自己不利，又調整為把滿清的正統接續宋、元，不接遼、金，這樣就和中華的正統連上了。但是乾隆在祭祀的時候，又加了兩晉、元魏、前後五代這些碎片化的國家，把他們的君主也拿來祭奠，這代表我的治統的延續是多元的，但是我的道統延續的是中華正統，在這裏麵是非常有講究的，這就讓所有的知識分子放下了包袱。
就比如日本人還說自己是日本人就不行，如果主動說我是中華民族，我相信很多人就得猶豫一下，抗日還要不要抗。在當年甲午戰爭的時候就是這樣，日本人進來貼布告都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號召中原義士們起來響應解放軍，那個布告在東北是非常管用的。
但是這樣一個改革，還是出現反複，因為滿清貴族裏麵也有既得利益集團。在順治親政的時候，就把多爾袞批倒批臭，甚至剝奪了他生前所有的東西。在批多爾袞的時候，很多人就借機要推倒科舉、祭孔、祭朱，保守勢力反彈，說不用搞科舉，老幹部的家庭有七八個小孩，都給他們安排出路。但是順治皇帝確實很難阻攔，主要是因為他的勢力不夠，主要是孝莊太後還在。
到了康熙前期，康熙8 歲即位的時候，有四大臣輔政，鼇拜是比較保守的一個人。實際上我的眼裏是沒有保守和開明的，鼇拜之所以表現得保守是通過代表滿洲老人們的利益來鞏固自己。康熙親政之後，特別是剿除了鼇拜，又平定了吳三桂，最後又平定了台灣，康熙皇帝開始大規模的把他父親時期推行的政策開始推向極致。
第一，在科舉方麵，康熙皇帝創造性地設立了“博學鴻儒科”，隻要象征性的報名，就授予其特別的頭銜，享受正部級待遇，以此來滿足知識分子的需求。第二，祭孔方麵，康熙皇帝成為第一個到曲阜祭拜孔子的君王，也是第一個給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禮的君王。因其是少數民族出身，他要表現得更虔誠一點。第三，在祭朱方麵，康熙皇帝也是第一個去南京拜祭朱元璋陵的。
科舉在第一階段所謂的政改當中，它是核心中的核心。因為科舉的功能很強，它超越了種族、門第、血緣，不管你是什麽出身，給所有人提供了向上的機會。你今天是貧窮的放牛郎，你有可能在十年之後升為宰相。在官民兩極化的社會當中，科舉製造了一個新的等級——士的階層，這個階級承上啟下，對這個社會的整合是有用的。
靠警察去維穩沒有用，靠知識分子們，靠村裏麵的長輩們就管用了，你不聽警察的，但是你得聽你的族長的。更關鍵的，由於和之前的王朝不同，所以對滿清來講科舉有利於平衡種族問題帶來的排斥感。
而且曆史已經證明了，現在有很多學者研究，在中國一千多年的科舉製度史上，清代的科舉是最幹淨的，盡管後來有《官場現形記》等一大堆反腐敗的書，但是跟前朝前代，尤其是明代相比而言，清代是最幹淨的，對科舉的舞弊處罰是最厲害的。
比如大學士張廷玉的弟弟，他做監考官，泄露考題的後果被腰斬。在這樣一個製度下，“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一種中國特色的權力開放，這代表著普通階層可以為管理階層、統治階層輸送新鮮血液，能夠優化幹部隊伍，避免利益集團的過早固化。所以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裏麵講：“憑事實講，科舉製度顯然在開放政權，這是科舉製度之內在意義與精神生命。”
在美國學者寫的《正義論》裏麵有一段話是適用的，“英才統治的社會結構，遵循前途向有才能者開放的原則，用機會平等作為一種在追求經濟繁榮和政治統治中釋放人們精力的手段。”就像唐太宗站在城樓上說，“天下英雄都跑到我這個框框裏來了”，是一個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