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獨家】雪珥:政改與清代的曆史宿命·上(一)zt

原創獨家】雪珥:政改與清代的曆史宿命·上(一)

2016-03-07 正略名家聲音 

 

【導語】“不改革等死,亂改革找死”,清代的政改史是否真的一直被我們誤讀?2012年9月16日第33期正略讀書會曾邀請獨立學者雪珥先生深入剖析清代的政改史,揭秘那些被我們忽略的政改細節,並對清王朝的曆史宿命進行探討。

 

“自古胡人無百年之國運”,這句話是朱元璋說的。之所以把清代拿出來講解政改,是因為清代是中國曆史上第二個少數民族政權。第一個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第二個就是滿洲人建立的清代。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從定都北京到它滅亡隻有97 年的時間。

 

“胡人自古無百年國運”,這是朱元璋記載在描寫劉伯溫的很多論述的那本書《燒餅歌》裏。當時是劉伯溫早上去見朱元璋,朱元璋在吃燒餅,沒吃完,把燒餅藏起來,說:“你既然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你就猜猜我這裏麵放了什麽東西?”劉伯溫說:“你放的燒餅。”然後他們兩個人就開始重談國際國內的大事,當然沒有談及日本,但是肯定談及了國內怎麽維穩。

 

朱元璋對維穩非常關注,我在《大國海盜》那本書裏麵講過,朱元璋大的政策就是把全國變成一個大的勞改農場,他不僅實行海禁,而且還實行陸禁。你從這個村子到另外一個村子去訪問親戚朋友,必須找村委會、居委會打路條,如果沒有路條,或者超過路條規定的期限,你被逮住後有可能被遣送或被勞教。

 

朱元璋在跟劉伯溫探討大明王朝的國運的時候,劉伯溫就跟他講,今後可能會有一個王朝,還是胡人當國,會有200 多年的國運。朱元璋說,自故胡人無百年運,為什麽他們能夠有。劉伯溫就提到,這個少數民族政權不斷實行改革,所以他迎合、適應了這個潮流,他能夠享受200 多年的命運。

 

清代從1616 年後金建立到辛亥革命滅亡是295 年。如果從它入關開始算,甲申年(1644 年)李自成的軍隊打入北京城,崇禎皇帝吊死在眉山,大明王朝滅亡,清軍入關遷都北京開始算,到1911 年滅亡,一共是267 年。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中國隻活了97 年,這個差距太大了。

 

清代為什麽能夠做到這一點?針對中國從秦代大一統國家以來的各個朝代非常確切的曆史記載,我做了一個分析,從秦代一直到清代的各個大一統朝代,如果按照十二朝算(秦、西漢、東漢、西晉、東晉、隋、唐、北宋、南宋、元、明、清),唐朝的壽命是第一位的,它的壽命是289 年,明代是276 年,清代是第三名,壽命是267 年。這三個王朝是中國曆史上最長壽的王朝。

 

中國所有王朝的平均壽命,如果按十二朝來算,平均壽命隻有154 年,清代超出了72%。如果按照九朝來算(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平均壽命就是206 年,清代超出了將近30%。所以這麽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和曆朝曆代相比毫不遜色。

 

今年是紅色中國開國63 年,我們對中國曆史上曆代王朝的開國第63 年究竟發生了什麽,做了一個曆史的對比。

 

按照這個來分析,我們計算一下所謂的“衰老度”。把那些朝代的壽命按照人的平均壽命80歲來算,也就是63 除以清代的267年,再乘以80。算他們的開國63 年,也就是他們的2012 年,在他們的朝代壽命中是什麽年齡。唐代最年輕,相當於17 歲,明代18 歲,清代19歲。所以在開國63 年的時候,這三個王朝都處於青春年華最好的時候。

 

按照這樣的統計,秦代、西晉、東晉早就死了,因為他們沒有活夠63年。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朝代,在這張譜係裏麵,過一百年別人再按這樣的方式來分析的時候,它能排到第幾?

 

清代在平均壽命隻有150 多歲的中國曆朝曆代當中能夠活到267 年,一定有它獨到的地方。從我讀史的感覺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它不斷保持了變革或改革,在不斷的更新自己。

 

清代是一個少數民族,它的語言、風俗、意識形態都跟我們是不一樣的,它在入關之前主要信奉的是薩滿教,跟中原的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文字、發音、服飾都是不同的,這樣一個完全的異族怎麽會在中國統治了267 年,並且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在分析當中,我從政改的角度總結出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在開國入關的時候,政改的主要特點是科舉、祭孔、祭朱(朱元璋)。清代用這樣的方式使自己從一個另類、異族變成了和我們同類來認同、來融入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道統、法統、治統。通過科舉給知識分子出路,使中原的知識分子、漢族的知識分子們認同這個政權。

 

祭孔是非常關鍵的一招,入關之後,它沒有堅持山溝裏的那套“馬列主義”,沒有堅持滿洲那套“馬列主義”,統治這個地方他就認同你的主要價值觀,認同你的普世價值,至於他是否真的認同並不重要,畢竟他在形式上做出來了,使他從民族認同變成一種文化認同。

 

到了太平天國的時候,為什麽這麽多漢族人要為這麽一個政權去奮戰?曾、左、李(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軍隊不是勤王的軍隊,他是衛道之士,他捍衛的是道。因為相比來說太平天國雖然是漢族人,但是太平天國信奉上帝,而且洪秀全說他自己是耶穌的弟弟,這個是太邪門了,與其那樣,還不如大家捧滿洲人,雖非同族但跟我們是同道,這是非常重要的。

 

祭朱就是祭奠朱元璋,代表它不是明朝的敵人,而是明朝的繼承人,這就使它獲得了極大的合法性。在清初的時候,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轉折。

 

第二階段是在雍正時朝。清初的時候,國家剛剛從大規模戰爭階段進入到建設階段,雍正即位的時候是九王奪嫡,雍正和他的八個兄弟不斷在裏麵爭權奪利,最終雍正勝利了。

 

勝利之後第一年他幹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秘密建儲,這是雍正年間很大的事情,秘密建儲改變了中國兩千多年最高權力交接班的傳統製度。在中國從周代以來一直到康熙晚年,都是奉行嫡長子繼承製,造成了很多問題。在康熙晚年時,就想改,沒改成,雍正徹底把它定為製度,這改變了接班人的製度。

 

第二個改革是攤丁入畝和耗羨歸公。攤丁入畝就是把人頭稅取消,並入田稅裏麵。中國的稅主要是靠田地稅,是農民交的農業稅,按照你家有多少畝地,你就要交多少稅。此外還有人頭稅,家裏有多少口人,得交多少稅。攤丁入畝就是不管家裏有多少口人,有多少地就收多少稅,這意味著把農民徹底解放出來。很多農民是沒有地的,沒有地的農民就不再繳稅了。

 

很多地主有大量的地,他們原來隻需要繳一點點稅,因為他們家的人口很少。現在因為是按照土地來算,比如你家有5 套房子,征稅按照你家有多少套房子來征,而不是按照你們家有幾口人來征。你們家有三口人,但是有5 套房子,稅就交得高;你們家雖然有五口人,但是上無片瓦,就一分錢都不用交。這也是非常大的一個改革。

 

耗羨歸公就是銀子在熔鑄的時候會發生損耗,“羨”是糧食在搬運過程中也會發生損耗,在明代這些損耗都是計算在老百姓頭上的。你去交糧,要交一擔穀子,他要叫你多加一點,多加的那些是準備給它損耗的,這個損耗的標準是沒有標準,這就造成了巨大的問題。在雍正王朝的時候,他就把這個耗羨歸公。

 

耗羨歸公在政治上麵最大的意義是,承認了官場上長期存在的一個潛規則,官員利用這個事情在腐敗。以前都不敢說,包括康熙皇帝,知道這些問題但是處理不了,就當做沒看見也不說。雍正皇帝第一次在中國曆史上承認了官場裏麵的一種擺不上台麵的東西,並且把它擺到台麵上,也就是說我允許你幹這事,允許你適當的腐敗,但是放到桌麵上,進行監督。這也是在中國曆史上非常罕見的。

 

第三個改革是在政治上設立了軍機處,雍正皇帝的改革為清王朝的長壽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軍機處是強化了皇帝的一人掌控,因為軍機處不在國家機關的序列裏,在編製辦公室查不到它的編製。《大清會典》裏麵說,軍機處無定員,拿多少錢的工資也沒有,軍機大臣都是兼職的,都是臨時委員會、臨時辦公室。

 

但是軍機章京的人也很少,官多吏少,軍機章京基本上保持在滿漢差不多16 個人,一共32 個人,軍機大臣最多的時候是11 個,一般是七八個人。軍機大臣國家決策的最高機構,但他們沒有名分,不占正式的序列編製,這就造成皇帝隨時可以撤的局麵。皇帝有一群能幹的人幫著他幹,這些能幹的人又因為這樣的製度設計,無法形成第二核心來鉗製皇帝,這是雍正皇帝的一大創舉。

 

當時軍機處設立的時候,整個清代,包括民國在研究清代的時候,對軍機處的作用基本上都是持正麵的,認為它加強了國家行政的效率,加強了能力。當然這個不侵害到內閣的權力,內閣大量的是日常工作,還是通過六部去做,這個主要是處理國家比較重要的軍務、外交等方麵的情況。

 

第三個階段是在鹹豐朝。鹹豐朝的最大一個變化是在太平天國叛亂的時候,清政府在無奈之下,授權地方這些士紳可以編練隊伍,就地籌糧籌款。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上的改變,它把大量的權力,不僅是財權,還有兵權下放,這就造成了地方勢力的巨大膨脹。

 

地方勢力的分立,我認為是造成辛亥革命包括清王朝覆滅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它不僅把財權交出去,還把軍權交出去,最後很難去控製這些。到最後改革的時候,各個省建的鐵路互相不接軌,甚至軌距都不一樣,你搞你的一套,我搞我的一套,大家把中國本身就很有限的資源都給浪費了。在這個改革過程中,也代表清王朝進一步擴大了執政基礎。

 

在第一階段,科舉是對執政基礎巨大的擴大,一個異族,穿著奇裝異服的這麽一個種族占領中國以後,突然宣布,知識分子隻要有本事都可以來當我的官,都可以考公務員,這是對執政基礎很大的擴張。到了鹹豐朝的時候,漢族的知識分子、士紳可以更高地進入決策權,從此以後能夠維護清王朝的主要力量來自漢族,包括曾、左、李這樣的,而不是滿洲八旗人。

 

第四個階段是光緒朝。光緒朝最大的變化是中日甲午戰爭,在中國失敗的時候,在中國認為引進一種主義就能夠一勞永逸的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時候,發生的一場可笑的、兒戲般的戊戌變法。

 

在戊戌變法的過程當中,使支持改革的很多勢力被一小群以改革先鋒自居的人和一小群野心者們,推到了反改革的對立麵,而且促成了反改革力量的完全集結,造成了所謂的戊戌政變,使中國的改革跌到了穀底,使保守勢力全麵回潮,直接導致1900 年極左的義和團運動。沒有戊戌變法的刺激,就不會有義和團運動,也不可能有義和團運動。所以這些都是激進主義帶來的巨大破壞。

 

第五個階段,到了1901 年,在逃亡途中清政府宣布實行新政,到了1905 年,清政府開始推行政治體製改革,就是憲政,總的都稱為清末新政。在這個過程當中,最大的問題是清政府把政改當作救命的最後一根稻草,慈禧太後、光緒皇帝在1908 年去世以後,這個政改就完全失控。所以我的結論是認為,清王朝不是亡於政改太慢,而是亡於政改太快,快了以後又鬆手的太猛。

 

最近我經常會打一個比方,權力下放給人民,這在任何一個王朝、任何一種文化裏,在政治上都是正確的,在道義上都是對的。你是符合道德的,與人民共享,在中國古代也是這麽說的,“民為貴,君為輕”。但是在操作層麵上,當你手中的權力鬆手,你願意放權,放給人民的過程當中,第一有時間差,第二有空間差。

 

在這個時空的差距裏,有無數雙手等著接走,但這無數雙手沒有一雙是人民的,這無數雙手很多人就想變成下一個你。中國一百多年的曆史就是這樣,以人民的名義,以民主的名義,以革命的名義,推翻一個舊的,上來一個新的卻根本就不代表人民,新的也隻是想變成另外一頭狼。

 

所以在我的觀點當中,我認為中國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一百多年的革命史,基本上就是餓狼驅逐飽狼,你吃飽了就下來,換成我上,我再吃一輪。我們怎麽樣走出這個循環,這是我們現在麵臨的一個非常嚴峻的課題。

 

第一階段,在大清王朝入關定都北京之後,整個滿族的人口加起來據說是200 萬,而它能夠以差不多隻有80 萬的軍隊掌控中國當時據說有3 億多、近4 億的人口。滿洲人在自己的很多記載裏都講,我們就像一小把鹽巴,中原地區、漢人地區就像一片大海,我們這個鹽巴撒下去以後是看不見的。

 

他為什麽能夠成功?就是他的三大法寶:科舉、祭孔、祭朱。通過科舉擴大的執政基礎,通過祭孔來宣誓他遵循普世價值,通過祭朱承接了中原的道統治統。

 

首先是科舉方麵。1644 年清軍定都北京,1645 年,“百萬雄師過大江,宜將追窮寇”。多鐸率軍攻打江南,在華北地區,在北方一直非常順手的清軍,在南方遇到所謂的文弱之兵,南方人不會打架,但是不會打架的人不見得不會打仗,他遭遇到了鐵血反抗,所以才會發生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非常慘烈的報複,甚至是類似於種族滅絕的手段,也是因為他們遭到了劇烈的反抗。

 

1645 年順治二年,清軍打下江南,這對清王朝是一個巨大的喜訊,意味著中華帝國的寶庫、財庫被拿到手——魚米之鄉。明代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是取自於江南,江南奠定下來之後,對他征服全中國具有非凡的意義。而且朱元璋的老家就在江南邊上,在安徽,這就意味著他把明王朝的根給挖了。

 

這個喜訊傳回來的時候,33 歲的多爾袞非常高興,那時候順治皇帝7 歲。他們遭遇抵抗的主要抵抗者是讀書人和當地的農民,不是軍隊。明朝軍隊在江南的抵抗戰爭中打得並不是很出色,大量的硬仗、苦仗是靠民兵來打,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士紳們帶領軍隊在打。

 

在血戰當中,新任浙江總督也就是清朝的浙江總督張存仁,這個人是個漢人,他是東北人,祖大壽的手下。祖大壽是鎮守東北的,祖大壽投降清軍之後,他們整體成為清軍的前鋒部隊,張存仁打仗是非常勇敢的,被清朝人任命為新占領的浙江總督。

 

張存仁給多爾袞寫了一個報告,他認為,如果征服中國按江南這樣的打法肯定是不行的,肯定要出大問題,必須轉換思路。他提供了兩個辦法:開科取士,薄斂勸農。他認為這叫不勞兵之法。這樣打下去,清軍有多少力量能夠消

耗,全中國如果都像江南和揚州那樣抵抗的話,清軍不可能征服中國。

 

他提出了要用稱之為不勞兵之法:“開科取士,則讀書者有出仕之望,而從逆之心自息;行蠲免薄稅斂,則力農者少錢糧之苦,而隨逆之心自消”,這就是說對農民要給活路。

 

這幾乎是中國幾千年曆史上顛撲不破的真理,在後來也得到了應驗,給讀書人出路,就能夠使他的政權長治久安,因為讀書人自己可能手無縛雞之力,但是他能夠動員民眾,這是很危險的。大量的讀書人失業在外,如果對你的政權心懷不滿,這個危害力可能比幾萬流民更大。這個危害在晚清的時候就體現出來了, 1904 年取消了科舉,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改革。

 

但是很多沒有安頓好,取消科舉這一招,恰恰開啟了清王朝覆滅的很重要的一環。因為取消科舉之後,大量的舊文人沒有出路,而對於政權從1645 年的時候就已經明白到要依靠這群人。從隋唐開始實行科舉,到了唐代,唐太宗看到這麽多人來考試,他高興壞了,認為天下英雄都裝到我的筐子裏了。結果到1904年一下取消了,這些人沒有了出路,就意味著他們對你的政權缺少黏度。

 

同時最危險的是,科舉取消之後,公務員的考試在1904 年又是混亂的,沒有一個取代它的更公平的辦法,結果實行推薦,各省的各級領導幹部推薦,再加上對海外回來的、留美回來的進行一定的考試,授予一定的職位,但大量的都是推薦。推薦這個辦法因其沒有任何標準,所以比科舉更糟糕。

 

同時,還有一個最惡劣的是軍隊在不斷擴張,因為要建立一支新式的軍隊。原來的軍隊是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中國的軍隊都是地方上混不下去的一些人,或者一些乞丐們去當兵了。但那時候建立新式的軍隊,給士兵、軍官非常高的待遇,要求有文化的人進去。結果一大群失意的知識分子,在被奪走筆杆子的時候,你硬塞給他一杆槍杆子。

 

這就是為什麽在1911 年的時候,那麽多新軍會叛亂,他們很多人是失意的文人,他一直在舊體製下,受黨的教育那麽多年,結果最後黨不管我,結果他去參軍了。你不給他出路,他原來能讀公務員的,原來考完大學能當個幹部,現在幹部身份沒了,什麽都不是。結果正好有個軍隊,他到軍隊裏安身立命,手上有槍杆子,最後他發現槍杆子比筆杆子更好用。

 

這是後來造成清王朝覆滅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科舉製度取消後沒有安排好替代措施。並不是說科舉製度不應該取消,但是取消的時候沒有安排好替代措施,就導致知識分子沒有出路,隻能接受槍杆子這唯一的出路,而槍杆子找出路和筆杆子找出路的前途是完全不一樣的。農民,要給他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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