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法學博士眼中的故鄉：我以最疼痛的方式感受農村
發表時間： 2016-02-15
西原秋
法學博士、公職律師，《舊地政法》作者
實話實說，在當前，“博士”這頂帽子並不值錢，甚至還不如村支書的一支筆的分量重。標題冠以“博士”字樣，僅僅隻為博眼球，讓更多人駐步停留，略微關注農村，哪怕隻有短短幾秒，便已足夠。
學位不值錢，但法律人身份卻讓我貼近農村，切身體會禮崩樂壞帶來的困惑與疼痛。雖距離千裏，我每年都會接到多達數十單的法律谘詢與求助。這個春節也如此，表弟被騙婚，臘月二十結婚，二十四“新娘”離家，涉案金額近十萬，典型詐騙，但立案很難……管中窺豹，這些大大小小的案件，為我辟開了另一條徑直切入故鄉的渠道。
2012年，我們畢節地區（現為畢節市）數千“赤腳醫生”曆經多年集體上訪，政策終於艱難落實，年近耳順的“赤腳”父親終於穿上鞋子。在此之前十年，他曾在村裏幹過村民組長、村長和村支書，接觸過不少善良的領導，也見識過太多齷齪。這也是我比其他人更深刻了解農村的原因。
我的老家貴州大方位於雲貴高原西北部，一個被戲稱為“第九世界”的國家級貧困縣。作為貴州首府，大方在曆史長河中曾璀璨無比，既有得天獨厚的秀麗風景，也有厚重深沉的文化底蘊。東南西門各一塔，全縣九十九口井。被譽為奢香故裏古彝聖地……
在北上求學之前，我從未離開過這個三麵環山的小縣城，她是我美好記憶的全部。我後來博士畢業留京，因為親人留在農村，她更是我感受親情的源泉。
故鄉的改變不知源自何時，前些年回鄉，匆匆忙忙，走馬觀花，未能感受到不同。直到2006年左右，我接到父親略有歉意的電話。他說鄰村村民因宅基地糾紛被鄰居毆打，凶手逃之夭夭，受害人家屬想谘詢我到底該怎麽辦？父親一再強調，家屬來過好幾次，但都被他搪塞過去。但今天家屬非讓父親當著麵給我打電話。他說，想想也挺可憐，鄉親之間，抹不開麵子，讓我能幫就幫……
事後得知，父親早前幾年已經盡最大努力替我推掉諸多谘詢。在他看來，在京就業，領導很嚴格，管理很苛刻，必然忙得屁股離不開椅子，哪有心思管閑事兒？而且鄉裏鄉親，幫這邊必然得罪那邊。加上常常需要幫他們義務撰寫書麵申訴材料或者情況說明，而我睡眠又一直不好，所以能推就推。
宅基地糾紛案最終妥善解決，我認為與我關係不大，但受害人家屬還是感激涕零。從此，義務法援的口子撕開，郭家大兒子精通法律還熱心幫忙的名聲便遠遠在外，尋求幫助者眾。
正是通過這些五花八門的案例，我得以深刻地了解被經濟大潮撕裂的鄉村，以及被社會發展裹挾的村民。
農村從來就沒有田園般的生活，隻有一記一記響亮的耳光
農村從來就沒有過詩情畫意。
在我成長過程中，隻有幹不完的活，掙不足的鈔票。我們村曆來是煙葉種植佳地，而我們家算是種植大戶，父親有文化，心又細，所以烘烤煙葉比較講究。即便如此，上世紀90年代，我們全家收入也隻有幾千元，嚴重入不敷出。
記憶最清晰之處都與貧窮有關。五姨父在水城鋼鐵廠上班，我記得某次給父親送來一件外套，父親嫌小，我便擅自做主穿在身上。袖子太長，我使勁卷，衣服太長，我便緊緊紮進褲袋。跟我同桌的女生說，從來沒見我這麽帥過。
窮，但仍然有五花八門的稅費。秋收要交工餘糧，種地要交農業稅……記憶最深刻的要數交屠宰稅，進入臘月，母親早早便要將沾滿泥土的紫色五塊錢放在窗台上，囑咐誰也不能動用，殺完豬後村幹部要來收取。
我1998年上學離開前，村幹部都很敬業，每月工資隻有幾十塊錢。每到稅收季，白天下地幹活，晚上便挨家挨戶做工作，一絲不苟。如果遇到“釘子戶”，還得通過各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勸導。我周末從縣城回家背下一周口糧，晚上幾乎見不到父親的影子。
不過，那時候鄉情甚濃，人口流動不大，低頭不見抬頭見。有時候收取稅費免不了背後挨罵，但礙於麵子，除個別人外，即便掛賬時間長，基本也能繳齊。在稅費繳齊之前，村幹部要自掏腰包墊付“釘子戶”所欠費用。所以說，村幹部並不好當。
但是與計劃生育相比，稅費收繳隻能算小事兒。計生人員下鄉堪稱“鬼子進村”。別說法律概念，連規矩都不要。我叔叔家超生躲出去後，計生人員駐家吃喝半月，陸續把他家豬、牛、雞、鴨都順走，一罐子豬油沒法拿，幾個人推到山坡上滾下來取樂。臨走時，有個計生員說他新建房子，正好沒有門，於是把四扇門也卸下搬走。
更多時候，我家是他們腐敗的據點。我家院子很大，他們把“掃蕩”而來的“戰利品”擺放在門口，像草原上的雄獅，沾沾自喜看著“獵物”，邊抽煙邊指揮我父母把“繳獲”來的雞鴨燉給他們吃。吆三喝五，杯觥交錯，酒飽飯足，好不快活。正在念初中的我恨得咬牙切齒。我媽抱怨說，村支書掙的那幾十塊錢還不夠喂這幫狗。
“鬼子”走後，黑鍋還得村幹部背。在農村，重男輕女和傳宗接代的觀念很濃，一旦誰家媳婦不小心被逮住，家屬往往會認為是村幹部“告密”。那年頭。計生工作堪稱粗暴豪放，上環、引產、做輸卵（精）管結紮手術，完全不顧別人死活。我一個伯母前兩個都是女子，懷第三胎時被抓住，六個多月強行引產，是個男孩。她當時就精神崩潰，我媽說剛引產完，她竟然能從三樓跳下去，毫發無損。至今我伯母也是時好時壞。
既要完成上級下派的計生任務（完不成任務罰款），又要顧及鄉親情麵和傳統觀念，工作開展往往兩難，有時候甚至冒著被毆打的危險。
我曾經跟父親深聊過一次，就那麽點錢，為什麽要當村幹部。他說：“我是黨員，鎮領導直接點名，說我有文化。而且“赤腳醫生”當了二十多年，救死扶傷，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我反駁說：“那你也犯不著被當成工具啊！”父親沉默許久對我說：“我是黨員，抹不開領導麵子是一方麵，另一方麵也許是出於一點私心吧，說白了，混個臉熟，你們上學，難免會上鎮政府開個證明啥的，要是不熟悉，別人連頭都不會抬一下……”
這是我對農村黨員的最初影響，理論水平有限，但極為忠誠。當時，黨員對他們來說還是一種榮譽和責任，而沒有淪為謀求私利的工具。
我在半自傳體長篇小說《舊地政法》裏寫過，計生人員的粗暴與惡劣行徑，是我當初執意要選擇學法的原因。我很天真地想，如果我跟他們這些“土匪”打架，大抵會被揍得找不到北，那我為何不模仿魯迅？他棄醫從文，我選擇法學，讓法治之光照進現實。
生活永遠在別處，你並不是真心熱愛農村，你隻是想逃避
農村以前不是田園生活，現在更不是，隻有一記一記響亮的耳光。
在大都市呆得太久，誰都會想念農村的山山水水。去年春節我帶兒子回老家，趁他在土裏打滾，我也偷偷跪在世代刨食的土地上，膝下是不會自然降解的塑料口袋。真的，農村並非想象中那麽富有詩情畫意。我們與其說是懷念農村，還不如說是懷念過去，你並非鍾愛農村，你隻想逃避現實。
城市在發展，很多商業模式也隨著人口流動被移植回到農村，但是沒有人告訴他們速度頂點在哪兒，商業模式界限在何處？細細琢磨，觸目驚心。
世界上抗生素濫用最嚴重的國家是中國，中國抗生素濫用最嚴重的地方要數農村。我弟弟家孩子每次傷風感冒，都要打點滴，我常常說他們不是在打點滴就是在打點滴的路上。在農村，農民們斷然不知道危害，隻追求好得快。
以往，土地是農民的命根，村民之間常因土地糾紛需要村委會調解。每到十冬臘月，每家每戶的土地打理得漂漂亮亮，沒有一根雜草，就連小石子兒也都拾掇得幹幹淨淨。政府提倡的“退耕還林”政策最難執行，因為誰都不願意讓出新開坑的瘦土地。如今，舉目望去，遍地荒草，兩三年前收完玉米的秸稈歪歪斜斜立在地裏。離村子稍遠的地方，林木早已占據土地，“退耕還林”政策無需執行。
種植多樣性完全退化。在我們老家，冬天種小麥，春節後種土豆，二三月種玉米……周而複始。三月是最快樂的季節，滿地麥苗，放風箏累了，可以隨便躺下。但現在，小麥已經淘汰多年，因為收割小麥工序多，賣不上價，農民嫌麻煩。以前種植玉米要薅兩次，現在則大劑量使用除草劑，農藥更是隨意走近千家萬戶。農村也不見得是有機食品的天堂。
婚姻出現新狀況。隨著社會發展，人口流動性大，外出務工人員多，自由戀愛與和平分手的婚戀觀已趨近大城市，離婚也已經從當初的抬不起頭變成家常便飯。從女權主義角度，這是社會進步，是女性維權意識勃興，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卻是另一番滋味。
十年前，河南焦煤集團在我們村開挖第一口礦井，鼎盛時期，工人達千餘人，大部分以河南人為主，租住在村民家中。這些人普遍走東闖西，能說會道，風趣幽默，通達人情……對於一些未見過世麵的農婦來說，花言巧語和小禮物成為叩開心門的武器，自此，出軌者眾，私奔者多，離婚者也不少。
我曾認真分析過曆來穩固的農村婚姻為何如此不堪一擊。除了人口流動、宗族觀念淡化、影視劇灌輸等原因，主要還是外來因素的碰撞與衝擊。煤礦工人見過世麵，猶如一陣清風，給部分農婦帶來全新感覺，進而幹柴烈火。這不是基於共同生活的感情吸引，而是基於不對等信息和視野帶來的情感刺激。
我將其認定為悲劇，認為是一種潛伏期有長有短的瘟疫，非常可怕。幹柴烈火總有燒盡之時，煤礦不景氣，工人紛紛撤離，私奔者歸家，生活看似風平浪靜。有的丈夫本性木納，充耳不聞，但是並不等於這個矛盾永遠不會爆發。從犯罪實證主義角度看，矛盾一旦爆發，肯定會是家破人亡，因為事關男人尊嚴和家族臉麵。
超級市場模式也被複製進我們村，迅速代替存在近二十年的小商品店。但是正如我上麵所說，商業模式可以複製，但法律規則和道德界限卻被拋之腦後。我參加過幾場酒席，拿到的飲料幾乎都是假貨，孩子們趨之若鶩。我曾到過兩個黑洞洞的“超市”轉悠，假貨泛濫。更可怕的是農民對食品質量的無知和漠視，對他們來說，價格就是王道，意識裏隻有質量不好而無真假之分。
農村早已禮崩樂壞，樸素的精神異化嚴重，人情味變淡，風氣也不如以前純正。用朋友的話來說，“以前要臉現在要錢”。去年春節我回家半個月，家裏收到請柬幾十張，大到婚嫁，小到母豬生仔。以往喜酒隻有婚喪嫁娶，現在五花八門，祝壽、剃頭、喬遷……更離譜的是兄弟倆共建一棟房子，分開辦酒席，春天哥哥辦，秋天弟弟辦。人情客往已經成為每個村民最頭疼的事兒。
自然資源無序開發，無證經營比比皆是，蠻荒掠奪，黑金交易，不一而足。很多重汙染正迅速向鄉村轉移。我們村有很多座風景優美的山坡，如今也被砂石廠蠶食得滿目瘡痍。正對著我家的那個天然岩洞曾是冬暖夏涼之地，如今也被炸掉一大半。每到砂石廠開工，爆炸聲聲，飛沙走石，石粉隨風可飄至數裏之外，土地結痂變硬，基本不能耕種。
農村垃圾山漸漸有了雛形。以往都是自備袋子、背簍及提籃，可以反複利用，幾乎不產生垃圾，產品本身的包裝也很環保，環境可以自然降解。如今都是流水線產品，包裝非常誇張，環境循環係統顯然無法消納這些工業化產品。村口、山旁以及道路兩旁都是空瓶、紙尿褲和塑料袋。
小官巨貪現象嚴重，部分村委幹部成為腐蝕基層政權的排頭兵。有的村支書把公章掛在腰上，不吃請不送禮便絕不辦事。最遺憾的事兒，莫過於村幹部臭名昭著，但村民奔走呼號，卻總是穩重江山。下麵專節論述。
以前農村很貧苦，人情味很濃。精神世界匱乏，內核很幹淨。打架鬥毆偶爾也有，“村規民約”還能通行。現在卻都變了樣。我不停感慨，幸福的村莊都一樣，不幸的村莊卻各有不同。隻願，雖然一記一記的耳光扇得響亮，但我還是希望農村能夠在痛中醒來，即便被扇得滿臉是血。
縣官不如現管，一頂博士帽遠不如村支書一支筆
村委會法律定位仍然模糊。村支書一支筆、一張嘴，導致村務管理混亂，紀檢監察部門無力介入（或介入無力）帶來監管真空。雖然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我還是堅持認為這是一顆隨時會惡化的毒瘤。
近年來，民間權利義務概念博興，這本是可喜可賀之事。前些時候，我關注到全國首宗村委會狀告鎮政府勝訴的案例，理由是村委是自治組織而非政府序列，鎮政府無權任免村委會幹部，雲雲。
萬事萬物都有兩麵性，權利也是雙刃劍。我擔心權利概念會不會被別有用心之人利用，成為村幹部（主要是支書和主任）大肆斂財的手段。大家應該清楚，高手在民間，他們偶爾也會很狡黠。
我接到的法律求助電話中，有一大半涉及到村務或村幹部，雖說不上觸目驚心，但也讓人唏噓感歎。作為法律人，我向來秉承“兼聽則明”理念，力求答複中規中矩、不偏不倚。對於請求撰寫書麵材料者，盡量要求提供原始證據。
因為與自己無關，我隻求例行完成任務，一般問結果。在我想象中，隻要有理有據，哪有不能公正解決的問題？可是現實卻狠狠啐了我一口。
說說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前年夏天，同村一個父母雙亡的發小來電話，怯怯地解釋說從我父親那裏討來的聯係方式，求我幫他寫一個申訴材料。大致意思是說縣火電廠在我們村投資興建砂石廠（即前文所述天然岩洞處），征占他家數畝土地，但村支書竟然將賠償金發放給別人。我問有土地承包證嗎？他說有。我問為什麽村支書會這樣明目張膽？他說一則可能是親戚關係，二則那個人混社會，非常霸道，羅支書可能有什麽把柄捏在他手裏。
我給父親打電話核實，他隻是長歎，欺人太甚。我義憤填膺幫他起草申訴書。此後再無任何消息，偶爾聽說相關部門下來調查過，我便以為事兒已順利解決。春節我帶孩子回家，在村口碰到發小，他從兜裏掏出一百塊錢塞給兒子，說是壓歲錢。我死活不要，但他急紅了眼，非要我收下給孩子買點水果。
我篤信他如願拿到了幾萬元補償金。他走後，弟弟告訴我說那事兒沒有解決。我這個發小自幼老實巴交，父母雙亡後更是無親無故，近來嶽父嶽母也是雙雙病亡。村支書深知生米做成熟飯的道理，迅速把錢下發後，發小斷然不敢找他所要，更不敢去找那些拿到賠償款的人，畢竟還是相鄰，不好撕破臉皮，而且部分還是他長輩，如何開口索取？
時隔一年多，我做夢也沒想到村支書“任性”的事兒會發生到我家頭上。2015年年底，父親來電，稱我爺爺承包的50多畝荒山在修建“成桂”鐵路（約2013年）和“方沙”公路（約2014年）過程中先後被征占，賠償數額總計近二十萬，被村支書分多次悉數發放給他人。由於我爺爺80多歲，身體原因無法行走，導致這事兒被隱瞞達一年半。
我弟弟知悉後，迅速趕至公路建設項目部，出示承包證原件並警示。但村支書羅榮書仍然“任性”地簽字蓋章講其劃撥給其他村民。父親電話詢問原因，他振振有詞說，任何林地都歸集體所有，賠償款項當然也歸集體。父親追問那為何又將款項下發其他村民，他理直氣壯說，因為林權證上明確寫著“權利歸集體所有”，而土地承包證上沒有。
縣紀委介入後，項目部將尚未發放的款項暫時凍結，紀委工作人員多次與我父親溝通，答複與羅榮書之前的辯稱如出一轍，力圖勸導我父親不要再追索賠償款，因為林地權利屬於集體，所以賠償也屬於集體……
此事因為猴年春節擱淺，不知後續會如何發展。但羅榮書並未閑著，四處向村民宣稱我父親凍結了本屬於他們的賠償款，挑起鄰裏之間的矛盾，試圖製造維穩事件給政府施壓，讓此事和稀泥。
這隻是市場經濟大潮裹挾中的農村縮影，利益至上氛圍非常濃厚。村委會是農村自治組織，是政府管理的末梢神經，關乎廣大群眾利益和政權穩定，但因不在政府機關序列，村支書或存在存在濫用職權或貪汙等行為時，如果村民不舉報，很難及時糾正錯誤。
即便有舉報，也會因村委會法律定位模糊、黨紀國法監管真空，以及紀檢部門工作方式滯後、息事寧人習慣思維等，千方百計“鏟事兒”，甚至違規打壓舉報方。這種行為難免會無意識放任村幹部肆意妄為，助長歪風邪氣。
我始終認為，村支書之所以如此膽大妄為，與上次我發小申訴無果有密切關係。惡性循環一旦形成，要想扭轉就很不容易。正能量不再，不正之風盛行。村幹部欺上瞞下，上梁不正下梁歪，必然導致村民投機鑽研，奉行一些歪風邪氣，比如會哭的孩子有奶吃，誰鬧得凶誰受益，老實人悶頭吃虧等。
村委會定位不清晰，村支書（主任）權力空間必然非常大。拿我們村村支書來說，一年多前，公路項目部曾下撥近萬元勞務費，其他村早已發放完畢，但他秘而不宣，直到父親舉報後他才匆忙把錢拿到紀委。
這裏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財政所不給村裏開賬戶，導致錢都放在村支書的賬戶裏，正常存放和貪汙如何界定？嚴格來講，其行為已經構成貪汙，因為時間已經夠長，但萬一他辯稱隻是忘記呢？而且確實沒有動用過資金，又怎麽認定？
在這種似是而非的事情上，認定可丁可卯。三四線城市尤其是農村，存在著盤根錯節的親戚關係和同宗認親等習慣，監管部門和被監管者（被舉報者）互相通氣，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思維仍然很流行
紀檢監察並未意識到村委會在維係政權穩定中的作用，也還未意識到很多農村流動的款項已經很大，有的村子經手的資金可達百萬，所以村支書（主任）要想“雁過拔毛“，輕而易舉。
為何寫下這篇文章——願故鄉不死，願有鄉無愁
權力、效益與文化的排列順序，反應的是整個國家和社會，以及每個人的價值取向。當前，我們習慣用追求愛情的誓言去治理國家、維係社會以及過自己的生活，我隻要現在，不要將來！隻要活得瀟灑，哪管死後洪水滔天！
農村也不能幸免。人口流動導致穩固的道德評價體係瓦解，以老文化人為主的鄉紳氣息也隨著他們的去世而逐漸消失。鄉親關係漸漸疏遠，鄉情慢慢淡化，侵權行為頻繁發生，非法受益者永遠是臉皮厚之人。
“鯉魚跳農門”曾是當初拚命讀書的激勵，如今，跳出來的和留守的，殊榮同歸，隻有距離遠近和眼界高低，然並卵，對多數人來說，內心永遠都是焦慮的，除少數人財務自由外，大多數人都還是為生活而奔波，為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病而返貧。
？實際上，留在城市，可以充耳不聞，躲進小樓。可是作為*****學生，還是忍不住要疾呼，還是忍不住心痛，我姑且稱之為一種源自骨子裏的使命感！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們這些人不去關注農村，不去呼籲，那我們的孩子會嗎？顯然不會。
如今，父母是維係我們與故鄉的最重要的紐帶，但是父母百年之後，我們還會如此關注農村嗎？顯然不會。
所以，我把自己定位為尚能惦記鄉村命運的熱心人，即便文字不能改變什麽，但還是要寫出來。這不光是為他，為他們，也是為自己。
在我的心裏，故鄉是遙遠的幸福，是淡淡的牽掛。鄉愁是詩歌般的惆悵，是夢幻般的篇章。然而，對很多人來說，故鄉已死，鄉愁隻有愁沒有鄉。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農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