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現狀

來源: 我是秋雲於 2016-01-31 07:01:42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9817 bytes)

趙家紅衛兵大撒幣麵對經濟持續失速，並無任何有效舉措，隻會在股市、創業等領域洋相百出……
人們逐漸發現，並沒有所謂精英在推動中國經濟，如克魯格曼所言，領導中國的其實是一群「裸體的皇帝」：「不要再談道聽途說他們的所謂智慧與遠見了。從當前的苦苦掙紮來看，他們對自己所做的事情一無所知。」趙老爺一急，看家狗就全體出動狂咬了。

隨著經濟形勢的日益明朗，「中國模式」的不成立也水落石出。

索羅斯在達沃斯論壇上接受采訪認為，中國經濟硬著陸不可避免，且正在發生（“A hard landing is practically unavoidable, I'm not expecting it,I'm observing it. ”），並表示將做空亞洲貨幣。這一看空中國經濟前景及人民幣的言論，迅速招來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猛烈反擊。索羅斯的巨大影響力，可能是招來如此反應的原因之一，如溫克堅先生所言：「索羅斯的政治慈善事業使他成為了獨裁政權的公敵，成為眾多失敗體製的替罪羊，也因此放大了他在全球資本市場上的影響力。」不過，僅僅是索羅斯的影響力，尚不足以解釋此次官方媒體的失態。眾所周知，唱空中國經濟，甚至預言中國經濟崩潰，早已有之，2001年，章家敦就出版了《中國即將崩潰》一書，這幾年，也有查諾斯等人看空中國經濟，當局對此一向淡定，對索羅斯的如臨大敵，反映出當局的某種心態變化。

2015年底，統計局公布的年度GDP增長為6.9%，為最近20餘年來最低，且有眾多人士認為這一數字存在誇大，實際增長可能還要遠低於此。此外，整個2015年，外匯儲備減少了近一萬億美元，相當於年初外匯儲備總量的四分之一以上。這樣的經濟表現，引發了人們關於硬著陸乃至經濟危機的猜想。另一方麵，麵對經濟持續失速，除了推出令人費解的供給側改革，以及鼓吹虛幻的萬眾創業、萬眾創新之外，當局並無有效的舉措，反倒是在股市等領域洋相百出，人們逐漸發現，並沒有所謂精英在推動中國經濟，如克魯格曼所言，領導中國的其實是一群「裸體的皇帝」：「不要再談道聽途說他們的所謂智慧與遠見了。從當前的苦苦掙紮來看，他們對自己所做的事情一無所知。」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懷疑，並不存在所謂的「中國模式」，而需要重新評估中國經濟的未來。

信心的消失，和對未來的憂慮，帶來的是對中國的重新估值，這種看空中國言論的蔓延，直接指向了所謂「中國模式」。所謂中國模式，簡單而言，即大政府、強政府模式。就是以後發優勢為基礎，以政府主導為手段，包括對經濟運行的廣泛幹預和調控，國家統一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對金融體係的高度管製，等等，「中國模式」的鼓吹者認為，上述因素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而中國經濟成長本身又證明了當下製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而在批評者看來，並不存在所謂中國模式。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來自於市場化成分的增加，上述因素實際上是削弱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當下的製度也依舊需要深刻的市場化改革。也因此，中國經濟前景的判斷，實際上就成為了對是否存在「中國模式」的判斷。

從林毅夫和楊小凱圍繞後發優勢的爭論開始，這樣的爭論一直在進行，曾經也有過兩次比較集中的釋放，分別在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和2007年西方金融危機之後。 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後，當局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大量基礎建設投資，以及國有企業的做大做強等等措施，迎來了一輪強勁的經濟增長。很多人因此認為，這證明了政府主導模式的正確，事實上，「中國模式」的正式提出，也正是在此前後。

2007年西方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麵臨外貿衰退影響經濟增長的局麵，如何應對危機，爭論又再度登場，如1998年一樣，自由派再度開出了市場化改革的藥方，包括國企改革、投融資體製改革、土地製度改革等等，而並不出人意料的是，當局選擇了照方抓藥，和1998年類似地推出了以所謂「鐵公基」為主的四萬億計劃，隻不過，這一次並沒有帶來如同上一次那樣的效果，反倒是一步步走向了當下的危機局麵。

同樣的措施，卻是迥然不同的效果，這已經足以說明，所謂「中國模式」的並不成立，而稍加分析，也很容易看清：1998年時，中國經濟正處於起飛前的關鍵時刻，不僅仍存在著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外資也正躍躍欲試，準備大舉進入中國，在當時，基礎設施建設就好比是一個反應釜，能夠促成外資與勞動力之間的化學反應。而由於曆史的原因，除了政府，大陸並不可能有其他主體來推動這一建設。不可否認，這一輪的基礎設施建設，確實有力地促進了當時的經濟增長，但這隻是曆史條件局限下的一種被動選擇，並不能被看作是什麽例外，更談不上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所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推動力當然是外資和勞動力的結合所帶來的外向經濟成長。

而在2008年，中國已經成為了所謂的「世界工廠」，剩餘勞動力釋放殆盡，外商投資趨於平緩，西方金融危機更使得外向經濟的市場環境急劇惡化，在這種情況下，大規模地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不可能再獲得1998年那樣的促進增長的效果，四萬億（實際應為幾十萬億）投資計劃，實際上就成為無的放矢，這表明，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等等，隻有當其與市場化部分尤其是與外向經濟的增長吻合時，才能發揮作用。更為嚴重的是，這樣做的後果，除了堆積無效的產能，還擠占了絕大部分資源來形成巨額債務，正在將中國經濟帶入長期蕭條的深淵。

在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光環下，人們對常識的信心動搖，覺得中國可以例外，尤其是2000年加入WTO後，大陸經濟出現了「黃金五年」，章家敦等人的預言，自由派經濟學家的堅持，更多地被看成是一個笑話，而所謂「中國模式」則廣受追捧，體製也順勢開始強調所謂的「三個自信」，如今，隨著經濟形勢的日益明朗，「中國模式」的不成立也水落石出：中國經濟的增長確實如自由派經濟學家所言，其動力來自於市場化程度的提高，這當然也不是什麽創見，實際上，日本等東亞國家也曾在戰後經濟起飛時執行過這一套模式，被曆史證明是失敗的。

在剝去了「中國模式」的光環之後，中國經濟也就不再有任何秘密：在當下，政府主導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不再是什麽經濟增長的秘訣，反倒是傷害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元凶，事實上，在這種模式的長期運行之下，本應作為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市場化部分受到壓抑，而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則如僵屍一樣占據眾多資源而鮮有貢獻，中國經濟實際上處於日益失控的狀況之下。此外，曾經對中國經濟利好的各種因素，也一一消耗殆盡，當局已經不再有牌可打，換言之，目前支撐中國經濟的，無非是一種慣性，而支撐慣性的，則是某種對於未來的信心，對於這一出空城計，當局心知肚明，也因此，索羅斯的幾句批評，本身沒有什麽，但在失去了當初的底氣和淡定的當局眼裏，卻是可能帶來對中國經濟未來的顛覆性判斷的多米諾骨牌，必須加以反擊，對索羅斯如臨大敵的根本原因，無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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