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隴中生活苦瘠至此 老人絕食自殺被默許(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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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邊報告》是一部優秀的農村民族誌，作者以悲天憫人的情懷，深入自己的家鄉，一步一步為人們揭開理想失落、集體瓦解、階級再造的年代中，農民和農民工在社會的底層苦苦掙紮的真實情況。《崖邊報告》的貢獻在於指出中國必須調整發展模式，農民必須再走合作化道路，我們才能看到一絲的光明。”
這是遠在香港的勞工研究學者潘毅對《崖邊報告》的推薦語，兩人之前素不相識，讓作者閻海軍頗為感念。
此書於近日出版，閻海軍本是名不見經傳的地方電視台工作者，一個出身於甘肅崖邊村的八零後，但經過賀雪峰、梁鴻等知名三農學者的推薦，《崖邊報告》也得到了各主流媒體讀書欄目的好評。繼梁莊係列後，人們多久沒看到這樣紮根鄉土的非虛構寫作和鮮活的思考了？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阿列克謝耶維奇，也是對非虛構寫作的嘉獎，令閻海軍振奮。在此前澎湃新聞記者的采訪中，閻海軍說：“一直想問你，你是城裏長大的，為什麽會對農村的故事感興趣？”他習慣性對讀者群的興趣缺乏信心。作為一個由鄉村向城市遷徙並落腳城市的人，他身上承受著城市和鄉村的劇烈撕扯力。
書中的崖邊村，位於隴西黃土高原旱海的山灣裏，在這個偏僻荒涼又閉塞的村子裏，發生了許多真實而荒誕的故事，超出了城市的想象。
因為光棍問題和奢婚導致的亂倫，老人以絕食自殺解救貧困的家庭並被默許，陽光下，另一種生命狀況和觀念還在頑固地存留著，在西北的沙塵和粗糲的風中。閻海軍引述他喜歡的作家張承誌：這裏的農民習慣沉默不語，保守秘密。但閻海軍記述下來，翻出鮮血淋漓的傷口，並生發出一係列關於三農和城鎮化的思考。
記者來到崖邊村，跟隨閻海軍一起探訪那塊中國最貧瘠的土地之一。
“隴中苦甲天下”，崖邊村是甘肅典型的廣種薄收之地。一路上是典型的黃土高原景觀。
“光禿禿的山巒，風氣塵揚。這景致看久了眼睛也會生疼，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的焦慮和迷惘。連綿起伏的山丘受雨水切割，溝壑縱橫，每一座山包都有無數的山灣，每個山灣都養育著一個村莊。我的故鄉——崖邊就在整個旱海核心區域的一個山灣裏。”這是閻海軍在書中的描述。
令人驚訝的是，閻海軍父母的家中掛滿了字畫。隴中地貧民窮，但崇文尚禮精神猶存，傳統文化底蘊深厚，非常罕見。父親是少有的在這個時代仍有“公心”的人，他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也成為《崖邊報告》的主人公之一。
難以想象，共產主義這個蒙塵的詞匯仍然遺存在閻海軍和父親的頭腦中。一切就從共產主義和人民公社說起。
1956年至1958年，短短三年時間，崖邊農民經曆了初級農業合作化、高級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三個大變革。這些運動每一次都會觸及每一個農民的切身利益，利益格局的每次變動都會震蕩人心。
閻海軍如此評論：“人民公社時代，崖邊的政治是集權政治，政治管理著村民的一切生產、經濟和生活活動。高度管理下，公意有餘，‘個人’ 不足。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管理局麵，由於村班子沒有主導村莊管理的全部能力，致使村莊政治生活中公意嚴重缺失，個體過度自由散渙。”
盡管人民公社存在效率問題，且有饑荒死人之痛，但其時村莊組織力在村治方麵的優勢卻仍然被一些農民懷念。
在他們看來，人民公社時代，村莊的基礎設施（如修路、修水平梯田、解決飲水等）建設主要靠社員投工投勞來實現，當然國家也有相應的補助支持，但到了包產到戶之後，村莊的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停滯了，原來修建的基礎設施也遭到了破壞。
在去崖邊的路上，閻海軍一路向我指出哪些是被自私的農民毀壞的林地。“那麽細的樹偷砍了能幹嘛？無非做鐵鍬把子，或燒掉。”
崖邊村堪稱鄉村秩序裂變的一個標本，閻海軍對此做了詳盡的考察。
從前，鄉村有維係社會和諧穩固的古老機製，也是農村公社共同體的遺產——“夥子裏”。
改革開放後，基層政府弱化了對農村的管控，封建迷信也卷土重來，崖邊的迷信活動從1990年開始愈演愈烈。借助封建迷信活動，村裏大家族的強硬派為了開展族群鬥爭，發起了分“夥子裏”，將外姓排擠出“夥子裏”的運動。
早在改革開放前，崖邊基層政權還會召集全部社員召開大會議政商事，但改革開放後，村級組織幾乎成了“聾子的耳朵”，村民完全失去了組織約束，村裏重大事項的決議隻能在敬神或是村民婚喪嫁娶的聚眾場合進行。
之後，居然是一場神靈附體的表演改變了分“夥子裏”運動。一位反對的青年跳上供奉神靈的桌子，“時而口眼歪斜、時而念念有詞，後來還表演了單腿立地，他的作為征服了眾人”。
鄉村治理中很多難以想象的鬧劇。一位村民覬覦村主任之位已久，多次向鄉政府申訴無果後，私自打開了村委會辦公室，將辦公室內辦公設備用車拉到了自己家裏，還在村委會院內拉了一坨屎，以泄憤怒。
閻海軍對此感到非常沉痛：“基層建設是政權的根基。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這句話在中共黨建工作中從中央到地方都會廣泛引用。共產黨從革命鬥爭到社會建設，勝利的源泉就來自基層組織。合作化解散、村集體癱瘓、村民失去組織，就會重新回到‘一盤散沙’的狀態。”
“村中的核心地帶有一個十字路口，所有的黃泥小屋都依著十字路口排列修建，所有的農路都循著十字路口擴散開來。十字路口是村莊開放的公共空間，類似於城市社區的廣場。村莊的所有人都會在這裏拉家常、諞閑傳、論是非。這裏是村莊交流信息、傳遞信息、獲取信息的主場域。”0
“村中的核心地帶有一個十字路口，所有的黃泥小屋都依著十字路口排列修建，所有的農路都循著十字路口擴散開來。十字路口是村莊開放的公共空間，類似於城市社區的廣場。村莊的所有人都會在這裏拉家常、諞閑傳、論是非。這裏是村莊交流信息、傳遞信息、獲取信息的主場域。”
記者跟隨閻海軍來到這裏，午後村莊安靜得不真實，強烈的陽光投下契裏柯油畫般的陰影，柳樹的陰影在大塊大塊的土牆上顫抖，這些陰影裏藏著崖邊的秘密，除了風沒有任何聲音。曾經發生的暴烈血案和戲劇性事件在此刻無從想象。
更慘烈的是一個死亡的故事。隨著勞動能力日漸喪失，全力依靠兒子養老的厲某遭受屈辱後喪失了繼續存活的信心，他在生病期間，采取絕食的方式，自我了結了生命。村中看望過厲某的老人向閻海軍轉述：“我去看望老厲時，老厲說自己已經十天沒吃飯，這一次一定要給人家（兒子）死。說完這話，老厲眼淚花兒都下來了，淒慘得很，最後一口氣都難咽。哎，人老了可憐啊！”
據閻海軍引用，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30位師生在全國10省25個村對當前中國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狀況開展了調研，發現中國農村老年人自殺人數在逐年增多。他們在調研報告《中國農村的老年人自殺調查》中將自殺分為甘願型、激憤型、絕望型、孤獨型四種類型，並認為當前老年人的高自殺率，與農村的家庭結構和代際關係正在發生較為劇烈的變動密切相關。
活下來的老人，有人高齡仍在堅持勞動，令人心酸。我們在暮色中碰到拄著棍子從田間幹活回來的九十歲老太太，纏過足，邁著碎步，隻身一人回家，當時已經幾乎黑到不能辨物。正逢她家中遭遇變故，我想跟隨她到家裏聊天，閻海軍卻示意不要：“別聊了。她心情不好，看樣子一聊就哭了。”
炕上的老人雙目失明、雙耳失聰十年，兒媳婦——圖中編掃帚的婦女——堅持伺候十年，成為當地佳話。農忙時節，繁重的農活足以讓每一個農民都身心疲憊。但兒媳還要擔負照顧公公的額外負擔。“農忙時，太苦了，我們年輕人隨便吃點饃饃，喝點水，就是一頓飯。但是，家裏有老人，必須開火做一頓像樣的飯。”女性在鄉村常意味著承受底層和男權的雙重壓迫。0
炕上的老人雙目失明、雙耳失聰十年，兒媳婦——圖中編掃帚的婦女——堅持伺候十年，成為當地佳話。農忙時節，繁重的農活足以讓每一個農民都身心疲憊。但兒媳還要擔負照顧公公的額外負擔。“農忙時，太苦了，我們年輕人隨便吃點饃饃，喝點水，就是一頓飯。但是，家裏有老人，必須開火做一頓像樣的飯。”女性在鄉村常意味著承受底層和男權的雙重壓迫。0
炕上的老人雙目失明、雙耳失聰十年，兒媳婦——圖中編掃帚的婦女——堅持伺候十年，成為當地佳話。農忙時節，繁重的農活足以讓每一個農民都身心疲憊。但兒媳還要擔負照顧公公的額外負擔。“農忙時，太苦了，我們年輕人隨便吃點饃饃，喝點水，就是一頓飯。但是，家裏有老人，必須開火做一頓像樣的飯。”女性在鄉村常意味著承受底層和男權的雙重壓迫。
他在昏暗的獨房背著巨大的毛主席畫像侃侃而談：“一個人的日子沒前景，是推著過。活著，自在地過就行。不過，頭疼腦熱一個人下不了炕的時候，單身真的很孤獨。”諷刺的是，他家中貼滿喜字，包括這麵鏡子。
中國已經出現嚴重的性別比失衡，適婚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數千萬。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4年末，中國內地男性人口70079萬人，比女性多 3376萬。80後非婚人口男女比例為136:100,70後非婚人口男女比例則高達206:100，男女比例嚴重失衡。
光棍村和奢婚就是後果，崖邊村是其中的典型。
在崖邊村，一個男子如果到了25歲難以結婚，那就意味著已經發出了危險信號；如果一個男子28歲或者30歲還沒有結婚，那就意味著打光棍已成定局。
在崖邊最荒誕的是一樁近親結婚事件。2006年，崖邊人宋順順逼迫自己表妹與自己成婚。當大家以為他打光棍已成定局時，在外打工的他與表妹同居，“生米煮成熟飯”將表妹變成了妻子。
閻海軍說，為了“脫光”，崖邊的“剩男”無所顧忌、無所不能、無往不前。
甘肅的高彩禮媒體多有報道。村莊彌漫著性饑渴。這裏的人從青春期伊始就經曆著壓抑，同村的男孩女孩到了這個年齡會羞於交往和說話，否則會引來風言風語。西北人羞於表露感情，閻海軍這樣解釋。
閻海軍少年時會跟隨男青年夜裏走20公裏路去其他村聽戲，動力就是那裏有年輕姑娘。鄉村社戲是拘謹的年輕人放縱和狂歡的地方。“在夜幕和集會的掩護下，男孩甚至可以放肆地對女孩上下其手，更生猛的把女孩帶出去。女孩知道危險為什麽還來？也是半推半就”。
女性單純作為一種被物化的性資源而存在。無論是“占便宜”，還是彩禮的買賣計算，都是這樣的原則。“對光棍而言，性的需求顯然是最大的需求。人活著的確需要激勵，光棍生活無望，性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光棍意味著自暴自棄的人。“光棍與常人之間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十有八九都是性情落寞，生活信心不足，自暴自棄。光棍通常懶得做飯，懶得洗衣服，懶得打掃屋舍，睡懶覺是他們的功夫。”
閻海軍在蕎麥田上架設起攝像機，這個位置可以俯視整個村莊，他的紀錄片拍攝一直在進行。除此之外，就是不間斷的思考，他一直在追求“深入係統的理性思考”。以下是記者和他的問答。
澎湃新聞：鄉村問題中，你認為最緊迫和最希望引起公眾注意的是什麽？
閻海軍：最緊迫的問題是拋棄，有城市化對農村的主動拋棄，有農民迎合城市化的被動自我拋棄。這導致了城鄉差距的越拉越大。城鄉差距古今中外都有，也是個老大難問題，但今天的剪刀差越擴越大，決不能再等閑視之。每個省市縣長們，建設城市的熱情遠遠超過建設農村，有的地方馬路天天挖、路燈天天換、規劃天天變。別說把公共財政的“陽光”向農村擠一點，哪怕是將城市建設浪費的資金用於農村，都會解決農村很多實在的問題和困難。城市餐桌浪費的食物，很多鄉下人一輩子見都沒見過，別說吃。城裏一間裝飾豪華的辦公室一天所用掉的電量，可以抵得上一個村莊全體村民夜晚照明一周所用的電量。別說改變農村的具體的策略是什麽，我覺得現在最緊迫的是修正良心，先把良心擺正了，我們再來討論策略。良心不追求平等，講再多的仁義都是空話。現在城鄉是天壤之距、雲泥之別。
澎湃新聞：在你心目中，毛澤東時代的哪些農村政策對今天尚有參考意義？
閻海軍：有了餓死人的慘劇，人民公社被否定了。實事求是、客觀公正地反思這段曆史，告誡後人以免重蹈覆轍，極其必要。但是，借著反思的潮流，史學界、文化界，有的人把饑荒事件無限誇大，當成攻擊、謾罵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證據，實在是別有用心。溫鐵軍和徐俊忠的說法我深為認可。溫鐵軍認為“人民公社是中國人在決定本民族自立自強的發展曆史進程中作出的別無他法的選擇。”徐俊忠認為人民公社是毛澤東讓中國農村“實現在地工業化，從而實現勞動力就地轉移的構想”。
有國民黨背景的史學家黃仁宇也說：“過去的中國近百年史，過於注重上層結構，很少涉及低層。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改革了中國的農村，創造出一個新的低層結構，使農業上的剩餘能轉用到工商業。”
從我這些年在基層采訪調查的情況來看，合作化時代最大的好處在於高度組織化可以推進村莊治理。我在書裏寫過，合作化時代的村莊公意有餘、個人不足。我們廢了過去的“統得太死”，變成了現在的“鬆得厲害”。治理的策略反映到經濟層麵，最好的效果就是又有合作又有自由，又有集體又有個人。回顧曆史，井田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改革開放後，國家提出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經營體製是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製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是以集體經濟組織為發包方，以家庭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為紐帶而組成的有機整體。通過承包使用合同，把承包戶應向國家上交的定購糧和集體經濟組織提留的糧款等義務同承包土地的權利聯係起來;把發包方應為承包方提供的各種服務明確起來。
以上的表述非常合理，但在實踐的過程中，集體是缺位的。在崖邊，農業稅免除之前，鄉政府在收取提留糧款時完全代表了集體，但是在承擔集體義務時成了縮頭烏龜。這就讓統分結合變成了空話。隻有分沒有統。農民的負擔不輕，但是集體的缺位導致了村莊治理的空穀。黑惡勢力橫行霸道，村規民約日漸失效。
新世紀免除了農業稅和各種提留攤派，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是村集體依然是空位的。當然還有城市化的洶湧澎湃，很多人都在逃離農村，農村治理又有了新的問題。合作化最大的好處在於能把農民組織起來，能讓村莊的秩序確立起來。
澎湃新聞：對當前西北的城鎮化趨勢怎麽看？
閻海軍：在高速城鎮化的氛圍中，個別地方政府恨不得一夜之間消滅所有的農村。土地財政能給地方政府帶來實實在在的效益和實惠，故而對經營城市趨之若鶩，但對鄉建就沒那麽熱衷。
據預測，到2030年我國人口將達到16億人，就算到時候達到發達國家70%的城市化率水平，我國還有將近5億人口留在農村。麵對這樣的農村人口保有量，用城市化消滅農民的觀點無異是難以成立的。城市化勢在必行，但中國的農民不可能全部城市化。同時，中國的農民也不能一直古代化。
所以，我提出了守住鄉土的觀點，也即加強鄉建，讓城市化和鄉村建設兩翼齊飛，共同推動。城鄉一體化，重點在於縮小差距，共同富裕。城市領域的現代化水平遠遠高於農村，有的人早已實現了超級現代化，農村問題的核心是平等問題，關鍵在於提升農村的現代化水平。
另外，鄉土世界負載的文化是我們這個民族不能割舍的命脈，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它們式微或者消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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