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還原曆史真相 是紀念抗戰的最好方式
9月3日，北京將以閱兵的方式紀念抗戰70周年。很多評論認為這是北京炫兵演武，我認為習近平的首要目標並不在此，主要在於他要向世界展示自己對軍隊已達成完全控製，所謂“紀念抗戰70周年”隻是為其提供了一個展示視窗罷了。
如果北京當局真要紀念抗戰70周年，那就應該做三件事情，以顯示紀念誠意。
一、還原抗戰曆史真相
一部八年抗戰史，在中共的重重謊言堆積之下，已經變得麵目全非。
我讀小學時，高小五年級教科書收有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節選，重點論述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老師要求學生全文背誦：“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和軍隊，八年來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之下，完全靠著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廣大的國土，抗擊了大部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的偽軍”，“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果然勝利被等來了，這位委員長現在要下山了。……要下山來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了”，“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摘桃子”成為1949年後中國語言中竊取他人果實的慣用語，始於毛這篇“雄文”。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八年抗戰，挑水的人是蔣介石，摘桃子的人是毛澤東。但與我同時代的中國人，多數人離開中小學後就未讀過多少書，因此通過這篇文章與那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接受了“中共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這一謊言，根本不知道在八年抗戰期間，在對日作戰的正麵戰場上，95%以上的主力都是國民黨軍隊。那著名的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中，就有幾十萬國軍將士陣亡；他們當然更不知道八年抗戰當中，國軍陣亡的將官有200多人，包括8位上將，45位中將，其中有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郝夢齡、戴安瀾等為國捐軀的高級將領，而自稱抗戰主力的共軍隻陣亡了兩個少將。黃埔軍校在大陸期間一共辦了23期，其中1945年以前（含1945年）畢業的共有19期，計37000多人。這些黃埔畢業生在抗日戰爭中總共犧牲兩萬多人，60%至70%陣亡。
當時人用“一寸山河一寸血”來形容國軍抗戰之悲壯慘烈，實非虛言。
我是湖南邵陽人，但少年時居然不知抗日名將廖耀湘是我的前輩鄉賢。1972年我去湘西修鐵路，在芷江看到其時已成斷垣殘壁的受降紀念碑遺址，好奇心起，詢問當地有文化的前輩老人，才算是推開了這段曆史的一條門縫，知道了廖耀湘的身份除“國民黨戰犯”之外，還是抗日名將，以及他與芷江受降的淵源。廖耀湘與其統率的新六軍在抗戰中功勞卓著，蔣介石親自點名廖耀湘的部隊擔任芷江和南京受降任務。待以後回邵陽後再問家鄉老人，才知道那首兒歌“吃菜要吃白菜心，當兵要當新四軍”，是將國民黨新六軍征兵歌詞的“新六軍”篡改成“新四軍”而來。
有了這些“實地考察”得來的曆史知識，到複旦大學求學期間，聽我的導師朱伯康先生談他還是青年學子之時，參加過蔡廷鍇將軍率領十九路軍的“淞滬抗戰”，我是百分之百地相信他所講的那些親身經曆。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共構築的曆史謊言被一點點撕碎，隨著世界進入互聯網時代，真實的中國抗戰史一點點地被民間還原，但距離全麵還原，還有很長很長的距離。比如最近的電影《開羅宣言》，製作者居然用從未出場的毛澤東巨幅影像做海報，說明中共篡改曆史之惡習實在難改。
因此，紀念抗戰的最好方式，就是還曆史本來麵目，其中最關鍵的一環就是從教科書開始正本清源。
二、設立一座抗日將士紀念堂，讓忠魂有所依歸
300萬川軍出川抗日的悲壯曆史，已經有川籍作家鄧賢那本《落日》記述其事。20年前，我初讀此書，看到“喋血黃沙”一節時，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淚。因為我知道湖南是八年抗戰中戰鬥最多、最慘烈的主戰場之一，侵華日軍總兵力35%夾擊湖南，國軍正麵戰場總兵力計有四分之一集中在湖南抵抗，長沙、常德、衡陽、湘西4次大會戰非常慘烈，衡陽之戰，國軍抵抗之激烈，讓日軍損失慘重，因此被日軍稱為“華南之旅順之戰”。
不管中共如何在紙麵上虛構曆史，直到上世紀70年代，抗日的不少曆史遺跡還留存了不少，最多的就是抗戰陣亡將士的埋骨之所。在湘西修鐵路時，邵陽分指揮部的民兵連曾平掉一座墳山，從遺物如水壺帽徽等來看，就是國軍抗日將士的遺塚，因為附近發生的雪峰山之戰，就是抗戰期間以湘西為戰場的最後一場大戰。嶽麓山後山曾有一座國軍將士集體紀念堂，我70年代末去湖南師大讀書時，在後山上還見過遺址與破損的骨灰壇。據50年代就在湖師工作的教師說，這是抗戰時期長沙之戰時陣亡將士的一個埋骨之所，文革之前尚算完好，文革時成了紅衛兵“破四舊”的目標，被砸壞毀損。
這些陣亡的國軍抗日將士，為保衛這塊土地而捐軀，但隻因他們服務的軍隊隸屬當時的國民政府，死後連一塊安息之地也被毀損、這是一個什麽國度？從此，我開始留心觀察中日戰爭後參戰者的命運，包括死後的哀榮。
1999年我曾接受日本外務省邀請訪日，瞞著同行之人，悄悄去了一趟靖國神社。在那裏，我看到了曆次日本對外戰爭中死亡將士的靈位，東條英機這位甲級戰犯的靈位當時放在第四排的靈座當中。在密密麻麻的靈位當中，我還發現一些中國名字，了解到那是在日治時代參加日軍作戰並戰死的台灣人。當時因時間匆忙，看得倉促，心有不甘，其後兩次去日本，我都再去靖國神社。2003年，發現神社內已開設了一個戰爭史館。
由於靖國神社是中日關係的一個摩擦點，我曾問過日本朋友，日本人祭拜靖國神社，是基於什麽心理。這位朋友回答說，不管這些對外戰爭是否正義，但陣亡者都是為這個國家死的，發動戰爭的責任不應該由他們來負。
日本人對待陣亡將士的心情，我可以充分理解。多年來，縈繞我心頭的一個願望就是：中共政府應該擺脫意識形態桎梏，在國土上建立一座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堂，將所有能夠找到的忠魂名字鐫刻在牆上——既讓忠魂有所依歸，也可以讓國人了解這段曆史。
三、撫慰仍然在世的國軍老兵，還他們榮譽與尊嚴
與百戰餘身的將士相比，抗日陣亡將士的命運也許不算悲慘。因為那些百戰餘身者，之後不是死於國共三年內戰，就是進入1949年之後的中共治下的中國，在階級鬥爭與政治運動的苦海中掙紮。隸屬“國民黨軍隊”這個政治符號，注定了他們的一生極為悲慘。
這些人先是作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被列為與“地富反壞”四類分子同等待遇，成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政治賤民；“反右”之後，“四類分子”多了右派這個類別，變成了“五類分子”，但他們還是“國民黨反動軍人”；到了文革，《公安六條》將他們列入要專政的“二十一種人”，“地富反壞右軍警憲特”中的“軍”指的就是他們，輕則被鬥爭羞辱，重則被褫奪生命。從記事開始，我的街坊、同學家長中就有這類人，他們飽受歧視與摧殘。我父親在醫院的同事中，有位前國民黨上校軍醫，叫何其武，醫術精湛，高大英俊，是業務骨幹，但每有運動，必將波及到他。文革中，他與他那漂亮的妻子及一雙兒女被下放至邵陽縣農村，1968年那裏發生過屠殺“二十一種人”的“黑殺風事件”，從此我再也沒有他們任何消息。
那些無一技之長，隻能回到農村的國軍老兵，命運就更悲慘。《抗戰老兵隻求國家發件衣服》這篇文章中記載的孫讚高老人，隻是抗戰老兵當中的普通一員，他的命運就是國軍抗戰老兵命運的縮影：一生飽受歧視，大多數死於貧病交加與社會歧視之中。少數命長的人到最近幾年才被列為五保戶，有了一些微薄的生活保障。這些活著的老兵們的唯一期盼，就是他們能夠領到一枚抗戰勝利紀念章。
日本軍人及撤到台灣的國軍士兵，其命運遠比留在中國大陸的國軍將士要好。首先，他們不必蒙受“反動軍人”這種屈辱。其次，經濟待遇不錯。日本士兵每月有日本天皇的“恩給”（約為十幾萬日圓），再加上“定年”（退休工資），生活無憂。那些到了台灣的國軍老兵，也有“終生俸”，可以一次領取，也可每月領取，最少的每月約為6萬台幣。
還原曆史真相，是最好的抗戰紀念方式。中國國軍抗戰將士在大陸遭逢的淒慘和不公平遭遇，是中國現代史上黑暗的一頁。如今，中國還有不到2000位抗戰老兵仍然在世，中共政府應該盡快還原抗戰曆史真相，將榮譽與尊嚴還給那些浴血奮戰的國軍抗戰將士。這不僅是對生者與死者在天之靈的撫慰，更是執政者展現智慧、良知和政治胸懷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