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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野戰軍中究竟有多少日軍?
根據中共中央軍委1949年1月15日和3月7日的命令，東北野戰軍於3月11日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林彪任司令員，羅榮桓任政委。
四野的林彪部隊中，有大批日本關東軍被改編成東北野戰軍，根據當時日軍官員回憶錄：八路在60萬關東軍中搞了個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份人的代價換取大部份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間是重視責任感，他們誤認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團隊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幹便要求留下，換取大部份袍澤的平安歸國。
【起碼有6萬名日本軍人直接為中共軍於前線工作】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務省調查局局長加藤鬆平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向外界公布：日本前關東軍官兵及其家屬，一共有14萬人或被迫留在東北中共軍中服役，或滯留在中共控製區內生活；加藤局長肯定地認為，據他們周密調查，起碼有6萬名日本軍人直接為中共軍於前線工作，有教授士兵開炮打槍的，有教授飛行技術的，有跟隨部隊做出戰術指導的，也有駕駛坦克和國軍直接交戰的。以上記錄見諸於1948年9月29日的《紐約時報》。
據《鳳凰周刊》刊文，四野戰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戰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在第三章第五節「加強軍隊後勤建設」的138頁—141頁上，記載了四野初進東北時後勤係統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職員、日籍醫生、護士的情況，含注解，總計876字。
【四野戰軍裏有差不多10萬日本人】
「四野聯誼會」的一位日本軍官兵頭義清說：第四野戰軍裏，曾經有差不多10多萬日本人。日中經濟貿易中心理事兵頭義清說：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裏，曾經有差不多10萬日本人。四野一般一個連編有一個日軍步兵班,這些日軍訓練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體戰鬥力，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貢獻。
【38軍戰友會有大概一萬多人】
當聽說北京有個38軍戰友會時，兵頭義清透露日本也有個38軍戰友會，大概一萬多人，僅東京地區就有幾百人。日中經濟貿易中心理事兵頭義清1943年參加八路軍，解放戰爭時在38軍112師335團。他透露日本有個38軍戰友會，大概10000多人，僅東京地區就有幾百人，335團的有好幾十人。
據《大地》(2001年第二十期)記載，東北光複後，在東北的日本僑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國，但還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東北解放區。據當時東北9省14個市的調查統計，確實知道的日本人數有12016人，加上遺漏的估計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衛生部、軍工部、軍需部內的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較多，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技術隊伍。具體分布在各部門的日本人數是：軍區衛生部7200人，軍區軍工部2000人，軍區軍需部900人，軍區其他係統1500人。據遼寧省檔案館館藏的有關資料記載，到1949年，東北軍工部留用的技術人員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過50%。
根據中共中央軍委1949年1月15日和3月7日的命令，東北野戰軍於3月11日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林彪任司令員，羅榮桓任政委。
四野的林彪部隊中，有大批日本關東軍被改編成東北野戰軍，根據當時日軍官員回憶錄：八路在60萬關東軍中搞了個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份人的代價換取大部份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間是重視責任感，他們誤認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團隊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幹便要求留下，換取大部份袍澤的平安歸國。
【起碼有6萬名日本軍人直接為中共軍於前線工作】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務省調查局局長加藤鬆平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向外界公布：日本前關東軍官兵及其家屬，一共有14萬人或被迫留在東北中共軍中服役，或滯留在中共控製區內生活；加藤局長肯定地認為，據他們周密調查，起碼有6萬名日本軍人直接為中共軍於前線工作，有教授士兵開炮打槍的，有教授飛行技術的，有跟隨部隊做出戰術指導的，也有駕駛坦克和國軍直接交戰的。以上記錄見諸於1948年9月29日的《紐約時報》。
據《鳳凰周刊》刊文，四野戰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戰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在第三章第五節「加強軍隊後勤建設」的138頁—141頁上，記載了四野初進東北時後勤係統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職員、日籍醫生、護士的情況，含注解，總計876字。
【四野戰軍裏有差不多10萬日本人】
「四野聯誼會」的一位日本軍官兵頭義清說：第四野戰軍裏，曾經有差不多10多萬日本人。日中經濟貿易中心理事兵頭義清說：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裏，曾經有差不多10萬日本人。四野一般一個連編有一個日軍步兵班,這些日軍訓練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體戰鬥力，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貢獻。
【38軍戰友會有大概一萬多人】
當聽說北京有個38軍戰友會時，兵頭義清透露日本也有個38軍戰友會，大概一萬多人，僅東京地區就有幾百人。日中經濟貿易中心理事兵頭義清1943年參加八路軍，解放戰爭時在38軍112師335團。他透露日本有個38軍戰友會，大概10000多人，僅東京地區就有幾百人，335團的有好幾十人。
據《大地》(2001年第二十期)記載，東北光複後，在東北的日本僑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國，但還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東北解放區。據當時東北9省14個市的調查統計，確實知道的日本人數有12016人，加上遺漏的估計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衛生部、軍工部、軍需部內的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較多，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技術隊伍。具體分布在各部門的日本人數是：軍區衛生部7200人，軍區軍工部2000人，軍區軍需部900人，軍區其他係統1500人。據遼寧省檔案館館藏的有關資料記載，到1949年，東北軍工部留用的技術人員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過50%。
2010年7月29日，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上將在八一大樓會見來訪的日本籍老戰士代表團一行
乙、危險的南京 去年，即三十三年，是南京最危險的時期，也是中國全局最危險的時期。因為東條內閣末期，東京已有和共產黨妥協的動議，我們且接到日本參謀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議的情報。在中國方麵，有許多當地的日本軍已實際和共產軍默契。例如蘇北清鄉計劃，日軍事前先期通知新四軍和八路軍。日軍和新四軍實行交換物資了。新四軍首領陳毅負傷，由日本憲兵護送至上海療治。共產黨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動，且公然住在滄洲飯店。大使館的書記官池田，以托羅斯基派名義為掩護，出麵為共產黨宣傳。穀正之大使公然對我說：共產黨並不壞，其政治且較重慶和南京為進步。汪先生於三月二日赴日本治病，把軍事委我負責，把行政院委佛海負責。我既然負軍事上的責任，我不得不替中國的前途打算，不得不替地方治安打算，尤其不得不為中國統一後打算。因此我決心如果日本一定和共產黨妥協，隻有和日本破裂。。。。
日本都甲大佐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麵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隻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衛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占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遊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
“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主席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占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王明，中共五十年，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190-192。
“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主席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占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王明，中共五十年，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190-192。
根據現有資料，中共與日軍的秘密談判始於1941年。1941年4月，當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於關鍵時刻，蘇聯和日本簽訂了中立協定，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國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和主權。”同時，斯大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係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
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後，延安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並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當時，還有中共中央電令直接到達。因為事關重大，饒、楊、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當即決定潘漢年返回延安，當麵請示毛澤東，並要求中央給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漢年於1943年攜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開始著手和岡村寧次以及在南京的汪偽政權談判締約。當饒、楊、潘到達南京後，首先去找了汪精衛，卻遭到了汪的拒絕。汪精衛說：“在上海、廣東、武漢，我和共產黨頭目們打了好幾十年交道了，共產黨這個葫蘆裏所賣的藥是何其劇毒，我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共產黨這個賊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況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為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裏，就把饑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後帶到哪裏。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中共代表被汪精衛拒絕後，竟直接與日軍駐華部隊總司令岡村寧次接觸。經多次談判後，饒漱石和楊帆返回蘇北駐地，留下以潘漢年為首的工作組，繼續完成和日軍談判締約的工作。建政後，毛澤東為了掩蓋這段見不得人的曆史，首先把高崗以及與其從無瓜葛的華東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書記、中國大陸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打成高饒反黨聯盟，監禁起來，饒死於獄中；繼而又將華東人民政府公安部長、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和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潘漢年打成反革命，內部傳達為“漢奸”，逮捕後長期監禁。
共產國際駐延安的特派員富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記中也證實了毛澤東與日軍秘密談判的行徑。他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的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係……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係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麽決定與日本占領軍司令部建立聯係。”；“中共領導人中隻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澤東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麽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後，延安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並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當時，還有中共中央電令直接到達。因為事關重大，饒、楊、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當即決定潘漢年返回延安，當麵請示毛澤東，並要求中央給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漢年於1943年攜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開始著手和岡村寧次以及在南京的汪偽政權談判締約。當饒、楊、潘到達南京後，首先去找了汪精衛，卻遭到了汪的拒絕。汪精衛說：“在上海、廣東、武漢，我和共產黨頭目們打了好幾十年交道了，共產黨這個葫蘆裏所賣的藥是何其劇毒，我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共產黨這個賊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況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為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裏，就把饑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後帶到哪裏。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中共代表被汪精衛拒絕後，竟直接與日軍駐華部隊總司令岡村寧次接觸。經多次談判後，饒漱石和楊帆返回蘇北駐地，留下以潘漢年為首的工作組，繼續完成和日軍談判締約的工作。建政後，毛澤東為了掩蓋這段見不得人的曆史，首先把高崗以及與其從無瓜葛的華東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書記、中國大陸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打成高饒反黨聯盟，監禁起來，饒死於獄中；繼而又將華東人民政府公安部長、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和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潘漢年打成反革命，內部傳達為“漢奸”，逮捕後長期監禁。
共產國際駐延安的特派員富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記中也證實了毛澤東與日軍秘密談判的行徑。他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的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係……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係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麽決定與日本占領軍司令部建立聯係。”；“中共領導人中隻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澤東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麽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第二年，毛為蘇聯通過蘇芬條約奪取芬蘭一大塊領土而興奮。他在給中共高層的秘密指示中說：蘇芬條約“保證了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在法國被劃分為德國占領區跟維琪政府時，毛又看到了把一個國家一分為二的可能。在十一月一日給高級軍事領導人的指示裏，他用隱晦的語言說：“蘇聯出麵調整中日關係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國要爭得比較法國優勝的地位，隻有蘇聯出麵調整與我們堅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設想的一個前景是：日本扶持國民黨傀儡政府，蘇聯出兵，幫助中共，“國共劃界而治”，以長江為界，“隔江而治”搞“南北朝”。
按波蘭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國，正是斯大林此時的中國政策。蘇德條約簽訂後，蘇聯開始了跟日本的談判，中國問題是中心。談判中，中共實力越強，占地越多，斯大林討價還價的空間就越大。毛澤東看準了他的擴展對斯大林的好處，一九三九到一九四0年之交，他給莫斯科的報告在調子上有了明顯的轉變，開始直言不諱地談論跟蔣介石軍隊的內戰。蘇德條約簽訂前，毛總是把火並說成是國民黨要殲滅中共，中共都是自衛。而現在，他火藥味兒十足，一九四0年二月二十二日報告說，在內戰中，“勝利一般都是我們的”，“在河北我們殲滅了六千人，山西一萬人。”
斯大林沒有製止他，相反地，他用實際行動表示了對毛的默許。三天後他批準了給中共每月三十萬美金的資助。周恩來離開莫斯科回國時，帶給毛一座新電台專為跟莫斯科聯係。毛的助手師哲回憶道：“我們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聯絡，但隻有毛主席一人有權使用”，“往來的電訊，不但都由毛主席親自處理，而且全存在他那裏，向誰傳達或傳閱，也由他決定。”
有了蘇日條約簽訂的前景，毛開始了同日本情報機關的合作，目的是打擊蔣介石，保存、發展中共。負責這項工作的是潘漢年，他聯係的對象有日本駐上海的副總領事、高級情報官員岩井英一。岩井給了潘漢年一張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簽發的特別證件，上麵明確寫著：凡日本軍、憲、警如對持證件人有所查詢，請先與日本總領事館聯係。延安派去的情報幹部一度還在岩井公館裏架設了電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聯係，後因“困難太大”而沒有使用。
潘漢年給岩井提供蔣介石的抗戰能力、他與中共的矛盾衝突，以及他與列強的關係等情報，還有英美情報人員在香港、重慶的活動訊息。日本方麵對這些情報評價很高，其中一份曾讓日本駐華大使“高興得發狂”。日本侵占香港時，岩井派專人把中共在那裏的情報人員安全撤走。潘漢年對岩井說：這些人將“一部分去內地，繼續幫助我搜集那邊的情報，一部分轉到上海來幫助我們搞和平運動。”所謂“和平運動”是日本脅迫中國投降的非武力運動。有個著名的“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由潘漢年參與組織，裏麵主要成員都是中共派去的。
日本人的手被用來更直接地打擊國民黨。一位當時的中共情報人員回憶說：““用敵人的手，來打擊敵人，瓦解敵人，這是最機動最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誌過去曾屢次對我們這麽說。然而，隻有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動的例子：在敵人的偽組織機構中，大量的充斥著我們的同誌劍，“據我直接知道的，上海兩次破獲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對忠義救國軍的圍剿，都是我們的黨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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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現有資料，中共沒跟日本人在戰場上具體合作。隻有一份蘇軍情報局駐延安組長對莫斯科的報告說：一九四三年夏天一次中共軍隊在山東“與日軍配合”進攻國民黨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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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打擊蔣介石以外，潘漢年的另一項任務是使日本人放過中共。經岩井介紹，他會見了日本在華最高情報首腦影佐禎昭，向他建議在華北停火。這一建議終因日方沒有反應而無結果。但在華中，潘漢年與日本方麵(通過日本華中派遺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達成默契：新四軍保證鐵路交通線的暢通安全，日本人對新四軍在鄉間發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數年來，日本火車通行無阻，新四軍也成長壯大。日本人為什麽要容忍中共？我們問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宮崇仁，他曾是日本侵華軍隊的軍官。他答道：日本認為中共不具備戰略重要性，隻能搗亂。日本始終把蔣介石作為主要敵人。
一九四0年春，華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裏。三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許下，八路軍集中三四萬兵力，全殲六千國民黨部隊，在華北占據了絕對優勢。這時，朱德、彭德懷感到他們也應該打打日本了，不然說不過去，四月一日，他們準備大規模破壞日本運輸線。毛對這個要求拒不批準，反而令他們把部隊調到華中去搶地盤。朱彭的破路計劃隻好作罷。
朱德心裏是不願意繼續打內戰的。這時，蔣介石因為想解決華北內戰問題，邀請他去重慶談判。途中毛堅持要他回一趟延安，理由是開“七大”。到了延安，不但沒有“七大”的影子，重慶也不讓他去，這位八路軍的總司令連部隊也回不去了，隻能待在延安。毛把朱的名字簽在自己的指示上，作橡皮圖章。
毛另派周恩來去重慶。從現在起毛規定中共任何人跟蔣介石聯係都要通過延安轉周。就這樣，莫斯科和重慶這兩個關鍵通路都徹底攥在毛的手中。
一九四0年五月，抗日戰爭到了緊急關頭。日本對戰時首都重慶加強了轟炸，山城成為世界上被炸得最厲害的城市。在六個月的時間裏，重慶承受的炸彈噸位是整個太平洋戰爭中日本全國承受的炸彈的三分之一。一場空襲下來，成千上萬的平民死去。日軍同時沿長江逼近重慶。日本要法國關閉滇越鐵路，要英國關閉滇緬鐵路，以封鎖中國對外交通，斷絕軍用物資的接濟。除蘇聯外，這是僅有的兩條通向外國的陸運要道。六月二十日跟七月十八日，英法兩國先後照辦(盡管英國的閉路隻持續了三個月)。在重慶，悲觀失望、要求跟日本媾和的空氣比這個著名霧都的霧還要濃。蔣介石和中國都麵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對毛來說，這簡直是天賜良機。他後來對斯諾透露他“希望他們[指日本人]一直打到重慶去”。他企望的是，那樣蘇聯將不得不出兵幹預。
然而，朱德走後統領八路軍的彭德懷不這麽想。彭想幫重慶一把，幫蔣介石減輕些壓力。彭在華北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破路戰役，給它取了個響亮的名字：百團大戰。七月二十二日，他命令八路軍準備於八月十日起事，並把計劃兩次電報給毛。毛沒有回答，毛慣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電毛仍無回音，就不再等，下令在八月二十日動手。
彭知道毛會對這場戰役深惡痛絕，因為它“幫了蔣介石”，損害中共的利益，日本一定會加強對八路軍根據地的掃蕩。彭預先就考慮到這一點，但他把民族利益置於一黨利益之上。
百團大戰進行了一個月，它主要不是打日本軍隊，而是破壞交通要道、戰略經濟設施。日本“華北方麵軍作戰記錄”稱：“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供應東北鞍山鋼鐵廠的井陘煤礦遭到嚴重破壞，“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本不得不把進攻蔣介石的一個師調回來，暫停奪取通向華南的兩條鐵路。
百團大戰的主要影響是提高中國的士氣，特別是在被日機炸得苦不堪言的國民黨地區。報紙紛紛讚揚八路軍主動出擊，《大公報》說這是對日本人謠言攻勢的“致命的打擊”，“敵人不是常在造謠說我們分裂互訌嗎？把這鐵的事實給你們看。”周恩來從重慶給毛打電報說：“華北百團大戰影響極大，蔣也說最好。”“我們在此到處鼓吹，連日報紙登大字新聞。”百團大戰為毛爭光不小。
但毛憤怒已極。一方麵是因為八路軍遭受了沉重打擊--據朱德說傷亡九萬。日本人說他們“由痛苦的經驗中取得了寶貴的教訓，改變了對共產黨的認識，從而采取各項治安施策，使華北的治安肅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根據地被壓縮成一半，人口由四千四百萬降到兩千五百萬。但這還不是毛最生氣的原因，彭德懷不久便重建根據地，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八路軍軍力超過百團大戰前，達四十萬人。
使毛最生氣的是百團大戰減少了蔣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也就減少了蘇聯出兵幹預的可能。彭德懷打亂他的戰略部署。這一場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打的唯一的大仗，成了彭在以後的歲月裏挨整的罪名。
日本人的大舉進攻沒有能使蔣介石投降、垮台，毛還得想別的辦法把蘇聯人拉進來。蔣此時為了停止國共火並，計劃把兩黨的軍隊分開，讓他們駐在不同區域。這時八路軍在華北已經占領了所有能占的地方，跟國民黨已沒什麽仗好打，內戰的焦點移到了長江流域的華中，新四軍活動之地。蔣介石要新四軍撤出長江流域，北上到八路軍的地盤去，他允許中共在那裏基本保留所占的土地。一九四0年七月十六日，蔣正式發布這一計劃，用詞是“中央提示案”，要新四軍一個月內到位。
毛一口回絕了蔣介石。他不想放棄富庶重要的長江流域，更想要蔣介石用武力強行趕走新四軍。這樣一來，全麵內戰就可能爆發。蘇聯大使潘友新當時寫道： “毛的打算是，如果內戰打起來，俄國人會援助中共。”毛就是想把事態朝這個方向推。
那年夏天毛給莫斯科發了許多電報，不斷要求莫斯科幫助他“重創”國民黨。新四軍不但沒有北移，反而於十月初在黃橋殲滅了一萬一千國民黨部隊，擊斃兩名將領。蔣介石一聲不吭，就像對其他同類事件一樣。蔣伯事情暴露出來鬧大了，引起全麵內戰。他隻在十月十九日再次重申，新四軍必須在一個月內北移到規定地區。
毛充耳不聞。他想激怒蔣介石，促蔣采用武力，展開全麵內戰。他對周恩來說，這時蘇聯就會“出來調整”。蔣介石怕的也就是這個，怕蘇聯進來同日本瓜分中國。“一個月”期限到了，蔣仍然沒有采取行動。毛清楚蔣的弱點，十一月三日給周恩來的電報說：“蔣介石最怕的是內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節，毛向莫斯科空前強烈地懇求批準他大打內戰。電報由毛本人署名，收電人不僅是通常的季米特洛夫，而且加上毛在共產國際內的主要支持者曼努伊爾斯基，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國防部長鐵木辛哥(Semyon Timoshenko)。毛報告說他的計劃是，出十五萬精兵抄到他[蔣介石]後方，打幾個大勝仗”，把這一行動稱為“預防性的先發製人”。
毛這樣不加掩飾地要求主動挑起全麵內戰，源於形勢的最新發展。蘇聯正加緊了同日本的談判。毛的主張等於是同日本合作，對蔣介石兩麵夾攻。這樣一來，蔣很可能垮台，按波蘭模式瓜分中國就成了現實。
----毛**：鮮為人知的故事
按波蘭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國，正是斯大林此時的中國政策。蘇德條約簽訂後，蘇聯開始了跟日本的談判，中國問題是中心。談判中，中共實力越強，占地越多，斯大林討價還價的空間就越大。毛澤東看準了他的擴展對斯大林的好處，一九三九到一九四0年之交，他給莫斯科的報告在調子上有了明顯的轉變，開始直言不諱地談論跟蔣介石軍隊的內戰。蘇德條約簽訂前，毛總是把火並說成是國民黨要殲滅中共，中共都是自衛。而現在，他火藥味兒十足，一九四0年二月二十二日報告說，在內戰中，“勝利一般都是我們的”，“在河北我們殲滅了六千人，山西一萬人。”
斯大林沒有製止他，相反地，他用實際行動表示了對毛的默許。三天後他批準了給中共每月三十萬美金的資助。周恩來離開莫斯科回國時，帶給毛一座新電台專為跟莫斯科聯係。毛的助手師哲回憶道：“我們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聯絡，但隻有毛主席一人有權使用”，“往來的電訊，不但都由毛主席親自處理，而且全存在他那裏，向誰傳達或傳閱，也由他決定。”
有了蘇日條約簽訂的前景，毛開始了同日本情報機關的合作，目的是打擊蔣介石，保存、發展中共。負責這項工作的是潘漢年，他聯係的對象有日本駐上海的副總領事、高級情報官員岩井英一。岩井給了潘漢年一張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簽發的特別證件，上麵明確寫著：凡日本軍、憲、警如對持證件人有所查詢，請先與日本總領事館聯係。延安派去的情報幹部一度還在岩井公館裏架設了電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聯係，後因“困難太大”而沒有使用。
潘漢年給岩井提供蔣介石的抗戰能力、他與中共的矛盾衝突，以及他與列強的關係等情報，還有英美情報人員在香港、重慶的活動訊息。日本方麵對這些情報評價很高，其中一份曾讓日本駐華大使“高興得發狂”。日本侵占香港時，岩井派專人把中共在那裏的情報人員安全撤走。潘漢年對岩井說：這些人將“一部分去內地，繼續幫助我搜集那邊的情報，一部分轉到上海來幫助我們搞和平運動。”所謂“和平運動”是日本脅迫中國投降的非武力運動。有個著名的“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由潘漢年參與組織，裏麵主要成員都是中共派去的。
日本人的手被用來更直接地打擊國民黨。一位當時的中共情報人員回憶說：““用敵人的手，來打擊敵人，瓦解敵人，這是最機動最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誌過去曾屢次對我們這麽說。然而，隻有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動的例子：在敵人的偽組織機構中，大量的充斥著我們的同誌劍，“據我直接知道的，上海兩次破獲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對忠義救國軍的圍剿，都是我們的黨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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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現有資料，中共沒跟日本人在戰場上具體合作。隻有一份蘇軍情報局駐延安組長對莫斯科的報告說：一九四三年夏天一次中共軍隊在山東“與日軍配合”進攻國民黨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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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打擊蔣介石以外，潘漢年的另一項任務是使日本人放過中共。經岩井介紹，他會見了日本在華最高情報首腦影佐禎昭，向他建議在華北停火。這一建議終因日方沒有反應而無結果。但在華中，潘漢年與日本方麵(通過日本華中派遺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達成默契：新四軍保證鐵路交通線的暢通安全，日本人對新四軍在鄉間發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數年來，日本火車通行無阻，新四軍也成長壯大。日本人為什麽要容忍中共？我們問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宮崇仁，他曾是日本侵華軍隊的軍官。他答道：日本認為中共不具備戰略重要性，隻能搗亂。日本始終把蔣介石作為主要敵人。
一九四0年春，華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裏。三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許下，八路軍集中三四萬兵力，全殲六千國民黨部隊，在華北占據了絕對優勢。這時，朱德、彭德懷感到他們也應該打打日本了，不然說不過去，四月一日，他們準備大規模破壞日本運輸線。毛對這個要求拒不批準，反而令他們把部隊調到華中去搶地盤。朱彭的破路計劃隻好作罷。
朱德心裏是不願意繼續打內戰的。這時，蔣介石因為想解決華北內戰問題，邀請他去重慶談判。途中毛堅持要他回一趟延安，理由是開“七大”。到了延安，不但沒有“七大”的影子，重慶也不讓他去，這位八路軍的總司令連部隊也回不去了，隻能待在延安。毛把朱的名字簽在自己的指示上，作橡皮圖章。
毛另派周恩來去重慶。從現在起毛規定中共任何人跟蔣介石聯係都要通過延安轉周。就這樣，莫斯科和重慶這兩個關鍵通路都徹底攥在毛的手中。
一九四0年五月，抗日戰爭到了緊急關頭。日本對戰時首都重慶加強了轟炸，山城成為世界上被炸得最厲害的城市。在六個月的時間裏，重慶承受的炸彈噸位是整個太平洋戰爭中日本全國承受的炸彈的三分之一。一場空襲下來，成千上萬的平民死去。日軍同時沿長江逼近重慶。日本要法國關閉滇越鐵路，要英國關閉滇緬鐵路，以封鎖中國對外交通，斷絕軍用物資的接濟。除蘇聯外，這是僅有的兩條通向外國的陸運要道。六月二十日跟七月十八日，英法兩國先後照辦(盡管英國的閉路隻持續了三個月)。在重慶，悲觀失望、要求跟日本媾和的空氣比這個著名霧都的霧還要濃。蔣介石和中國都麵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對毛來說，這簡直是天賜良機。他後來對斯諾透露他“希望他們[指日本人]一直打到重慶去”。他企望的是，那樣蘇聯將不得不出兵幹預。
然而，朱德走後統領八路軍的彭德懷不這麽想。彭想幫重慶一把，幫蔣介石減輕些壓力。彭在華北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破路戰役，給它取了個響亮的名字：百團大戰。七月二十二日，他命令八路軍準備於八月十日起事，並把計劃兩次電報給毛。毛沒有回答，毛慣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電毛仍無回音，就不再等，下令在八月二十日動手。
彭知道毛會對這場戰役深惡痛絕，因為它“幫了蔣介石”，損害中共的利益，日本一定會加強對八路軍根據地的掃蕩。彭預先就考慮到這一點，但他把民族利益置於一黨利益之上。
百團大戰進行了一個月，它主要不是打日本軍隊，而是破壞交通要道、戰略經濟設施。日本“華北方麵軍作戰記錄”稱：“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供應東北鞍山鋼鐵廠的井陘煤礦遭到嚴重破壞，“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本不得不把進攻蔣介石的一個師調回來，暫停奪取通向華南的兩條鐵路。
百團大戰的主要影響是提高中國的士氣，特別是在被日機炸得苦不堪言的國民黨地區。報紙紛紛讚揚八路軍主動出擊，《大公報》說這是對日本人謠言攻勢的“致命的打擊”，“敵人不是常在造謠說我們分裂互訌嗎？把這鐵的事實給你們看。”周恩來從重慶給毛打電報說：“華北百團大戰影響極大，蔣也說最好。”“我們在此到處鼓吹，連日報紙登大字新聞。”百團大戰為毛爭光不小。
但毛憤怒已極。一方麵是因為八路軍遭受了沉重打擊--據朱德說傷亡九萬。日本人說他們“由痛苦的經驗中取得了寶貴的教訓，改變了對共產黨的認識，從而采取各項治安施策，使華北的治安肅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根據地被壓縮成一半，人口由四千四百萬降到兩千五百萬。但這還不是毛最生氣的原因，彭德懷不久便重建根據地，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八路軍軍力超過百團大戰前，達四十萬人。
使毛最生氣的是百團大戰減少了蔣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也就減少了蘇聯出兵幹預的可能。彭德懷打亂他的戰略部署。這一場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打的唯一的大仗，成了彭在以後的歲月裏挨整的罪名。
日本人的大舉進攻沒有能使蔣介石投降、垮台，毛還得想別的辦法把蘇聯人拉進來。蔣此時為了停止國共火並，計劃把兩黨的軍隊分開，讓他們駐在不同區域。這時八路軍在華北已經占領了所有能占的地方，跟國民黨已沒什麽仗好打，內戰的焦點移到了長江流域的華中，新四軍活動之地。蔣介石要新四軍撤出長江流域，北上到八路軍的地盤去，他允許中共在那裏基本保留所占的土地。一九四0年七月十六日，蔣正式發布這一計劃，用詞是“中央提示案”，要新四軍一個月內到位。
毛一口回絕了蔣介石。他不想放棄富庶重要的長江流域，更想要蔣介石用武力強行趕走新四軍。這樣一來，全麵內戰就可能爆發。蘇聯大使潘友新當時寫道： “毛的打算是，如果內戰打起來，俄國人會援助中共。”毛就是想把事態朝這個方向推。
那年夏天毛給莫斯科發了許多電報，不斷要求莫斯科幫助他“重創”國民黨。新四軍不但沒有北移，反而於十月初在黃橋殲滅了一萬一千國民黨部隊，擊斃兩名將領。蔣介石一聲不吭，就像對其他同類事件一樣。蔣伯事情暴露出來鬧大了，引起全麵內戰。他隻在十月十九日再次重申，新四軍必須在一個月內北移到規定地區。
毛充耳不聞。他想激怒蔣介石，促蔣采用武力，展開全麵內戰。他對周恩來說，這時蘇聯就會“出來調整”。蔣介石怕的也就是這個，怕蘇聯進來同日本瓜分中國。“一個月”期限到了，蔣仍然沒有采取行動。毛清楚蔣的弱點，十一月三日給周恩來的電報說：“蔣介石最怕的是內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節，毛向莫斯科空前強烈地懇求批準他大打內戰。電報由毛本人署名，收電人不僅是通常的季米特洛夫，而且加上毛在共產國際內的主要支持者曼努伊爾斯基，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國防部長鐵木辛哥(Semyon Timoshenko)。毛報告說他的計劃是，出十五萬精兵抄到他[蔣介石]後方，打幾個大勝仗”，把這一行動稱為“預防性的先發製人”。
毛這樣不加掩飾地要求主動挑起全麵內戰，源於形勢的最新發展。蘇聯正加緊了同日本的談判。毛的主張等於是同日本合作，對蔣介石兩麵夾攻。這樣一來，蔣很可能垮台，按波蘭模式瓜分中國就成了現實。
----毛**：鮮為人知的故事
天下者，有德者居之，失德者失之，無德者毀之！家庭、社團與社會此理相通，厚德載物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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