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洋：現代西方民主製來源於羅馬共和製
【原編者按】關於民主，是 一個說得太多，卻又永遠說不完的話題。圍繞民主，存在著古代與現代、大眾與精英、直接與間接、理論與現實的衝突與緊張，而常常與民主相伴出現的“自由”、 “憲政”、“共和”等大詞，更是給民主塗上了形形色色的油彩。複旦大學曆史學係的黃洋教授浸淫古希臘史研究多年。他說，希臘文明最輝煌的創造，都在民主製 下的雅典產生，對雅典民主的最流行的批評莫過於“暴民統治”，但我們很難想象，這些輝煌的思想、藝術、文化，都誕生於一群暴民之手。談到如今戴上各式“帽 子”的民主，黃洋說，從製度上來說，現代西方的民主製並非來源於雅典的民主製，而是來源於羅馬的共和製，“現代西方人重新定義了民主，民主的古典意義已經 被放棄了”。
問：雅典民主曾經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但雅典最終敗給了斯巴達。從曆史上看，民主並沒能戰勝專製，甚至無法維係長期繁榮。麵對戰爭威脅，民主是否過於低效，以至於無法保證國家穩定？
黃洋：這不是民主和非民主的問題。從曆史角度來看，古 代希臘是個有其獨特性的文明，它是由一個個城邦組成的世界。這些城邦實行的製度各不相同，有的是貴族製，有的是民主製，有的是寡頭製，但它們形成了一個國 際體係。在這個國際體係中，所有的城邦遵守一些共同的規則，彼此共存，相互認可。但是，這個城邦世界麵對強大的外來勢力的時候，往往是無能為力的——希臘 人在希波戰爭取勝是十分僥幸的。這不隻是雅典的問題，包括斯巴達在內所有的希臘城邦，都抵擋不了馬其頓這個北麵的強大王國的征服。
民主並不一定就能戰勝專製，這是要根據實際的情況來曆 史地分析的。如果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實行民主製，它有可能維持自己的生存；但如果是一個國家本身比較弱小，哪怕它實行民主製，麵對強大的外敵，也不一定能夠 生存。究竟能不能抵擋外敵，雖然政治製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最重要的還是整個國家的基本國力，也就是領土大小、人口多少、經濟力量——用現在的話講，還 有科技的力量。這是一個實力的問題，不能說一個國家民主了就戰無不勝。曆史上的雅典所遭遇的困境，比如戰爭上敗給斯巴達，是有具體原因的。
和雅典相比，早在公元前約七世紀初，斯巴達的城邦製度 就已經成型了，在希臘世界中算是很早的，它很快成了希臘世界最強大的城邦，軍事力量尤其強大。從公元前七世紀初，一直到公元前四世紀，至少四百年的時間， 斯巴達在希臘世界是沒有敵手的，有一支無可匹敵的陸軍，這在於斯巴達城邦實行的是社會和軍事一體的製度。而雅典城邦的發展，實際上是比較晚的，公元前六世 紀初，它的城邦製度才開始建立起來，從梭倫改革，經過庇西特拉圖的僭主政治，再到克裏斯提尼改革，雖然中間穿插了僭主政治，整體是趨向民主化的。
其實，在希臘世界，不隻是雅典，還有很多城邦國家采取 民主製，隻不過現存的雅典民主的史料比較豐富，我們很清楚它是怎樣運作的，其他的城邦民主製，沒有史料記載。到公元前六世紀末期克裏斯提尼改革之後，雅典 的實力不斷上升，到公元前五世紀達到發展的頂峰。特別在希臘-波斯戰爭期間，其實是雅典而不是斯巴達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希波戰爭以後，雅典差不多在希臘世 界獲得了和斯巴達同等的地位，成為兩個並立的超級大國，這恰恰說明雅典實行的民主製是成功的。這個時候的雅典強在海軍，雖然陸軍仍然無法與斯巴達抗衡，但 它有一支龐大的、在希波戰爭之前建立起來的艦隊。
雅典是在公元前431年爆發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敗給斯 巴達的。這場戰爭從公元前431年一直持續到前404年，涉及比較複雜的國際關係，很難簡單歸咎於民主製的失敗和貴族製的勝利。有一個被大家忽視的很重要 的因素，就是戰爭中斯巴達建立起了海軍。其中，波斯人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波斯沒有直接參戰，但是它資助斯巴達在戰爭後期建立起了一支艦隊。沒有這支艦 隊，斯巴達至少不能那麽順利地勝過雅典。
當然，在戰爭中，雅典有明顯的失誤，就是公元前415 年到前413年的西西裏遠征，這個失誤，導致它的主力艦隊幾乎全軍覆沒。西西裏遠征通常被認為是民主政治決策的失敗，因為這個戰略決策是亞西庇德力主，在 公民大會上投票決定的。但真正的失敗原因，其實是戰場指揮出了問題，雅典艦隊的實力肯定是超過西西裏的，可是卻打了敗仗，而且是全軍覆沒的大敗仗，兩百艘 戰艦出征，回來的隻有幾千人。這是戰術上而不是戰略上的失誤，因為攻打西西裏不是沒有道理的，西西裏可以成為斯巴達的後援。所以，不能簡單地把問題推給民 主製。我不覺得民主國家在國家實力和軍事實力上一定占優，軍事指揮出了問題，一樣是要打敗仗的。
問：曆史上，羅馬繼承了雅典的“衣缽”，襲用雅典式民主，卻最終成為帝國。這是否說明民主製存在製度上的漏洞，容易被野心家利用和操控呢？
黃洋：所謂“羅馬繼承雅典的‘衣缽’”這個說法不太準 確。羅馬人在政治上可能接受過希臘的影響，但並沒有也不可能繼承雅典的政治製度。公元前451年，羅馬人在製定最早的成文法（即後來所說的“十二銅表 法”）的時候，派一個代表團去希臘考察過。但羅馬建立共和國是在公元前509年，而雅典的克裏斯提尼改革是公元前508年到507年，從時間上說是不可能 的。西方學者現在普遍認為，克裏斯提尼改革標誌著民主政治的建立，而羅馬共和國建立的時候，雅典還沒有進行克裏斯提尼改革。所以，羅馬實際上是創造了另外 一套政治製度，也就是共和製，它和希臘的民主製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兩者之間並不是簡單的傳承關係，而是有著根本性的差異。
羅馬共和製在政治架構上由三個要素組成。首先是國家元 首，也就是兩個執政官。其次是元老院，這是共和政體裏實際上的決策機構，基本上由一個世襲的貴族群體來把持。其他人很少能進入這個群體，像西塞羅這樣的所 謂“新貴”，在裏麵占的比例很小。第三是公民大會，羅馬政體的民主成分，就體現在這後一個機構上麵。羅馬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是執政官，實際上最高行政決 策是元老院做出的，而公民大會則有權立法和選舉高級行政長官，這是它最重要的職能。
我們再來和雅典的民主製作個比較。雅典的立法、選舉和 最高決策都在公民大會，而且大部分的官職是通過抽簽而不是選舉產生的，隻有少數需要專門技能的官職（如十將軍）除外。無論公民的財富或者社會地位差別有多 大，就是說無論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還是大字不識的農民，都有均等的擔任官職的機會。隻要被抽中，任期都是一年，大家輪流執政，這就把公民的平等推到了極 致。選舉對希臘人來說不是民主製的象征，而是貴族製、精英製的標誌。因為選舉隻能選出精英人物，而不能選出普通人。這一點對現代人來說可能無法理解，但雅 典民主實際就是這樣的。雅典的公民大會是由所有二十歲以上的公民組成，沒有財產限製，而且進行投票時是一人一票，以多數票為準進行決策。而羅馬的公民大會 實行團體票製，實際上決策權被操縱在了貴族手上。公民有參與權，卻沒有實際的決策權，真正的決策權掌握在統治集團手中。所以，曆史學家給羅馬共和政體下的 判斷是，它是一個“寡頭政體”。
不過，也有西方學者試圖為羅馬共和政體翻案。牛津大學 有一位叫作弗格斯•米勒（Fergus Millar）的退休教授。他在退休前，是牛津大學卡姆登古代史講席教授（The Camden Professor of Ancient History），這是英國地位最高的羅馬史教職。弗格斯寫過一本書，是1998年出版的，書名叫《共和國後期羅馬的民眾》（The Crowd in 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這本書主要反對我前麵提到的傳統的說法，也就是羅馬共和政體主要由貴族把持，民眾隻是象征性參與，對政治決策起不了什麽作用。米勒提 出，羅馬共和國後期，民眾對政治決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羅馬共和製某種程度上是民主製。但西方的大部分學者不太接受他的觀點，所以，這隻能算是他 的一家之言，不能說是西方學界的主流意見。總而言之，在我看來，羅馬共和製到最後蛻變為帝製，不能怪到雅典民主製頭上，這是羅馬共和製不能適應羅馬大規模 擴張、貴族統治集團又不願接受損害其利益的改革所造成的。
問：民主的核心原則是“多數決”。然而，能夠行使民主 權利的雅典公民據估算隻占整體人口一小部分。包括以研究古希臘曆史著稱的芬利（M. I. Finley）在內的西方學者認為，雅典正是因為奴隸製發達，民主才得以興盛。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雅典民主其實並不是“多數人的統治”，而是建立在奴隸 製之上的、排斥大多數人的極少數人的統治？
黃洋：這我同意。我們所說的雅典民主，其實不是現代意 義上全民都是公民、全民都有權參與的“民主”，參與者隻占整個社會成員一小部分。我們要意識到，希臘的民主是公民群體內部的民主。而公民群體是個特權群 體，奴隸、外邦人不包括在內，婦女雖然有公民權，但實際上也是不能參與的。所有討論雅典民主的人，至少是曆史學家，對這個問題都很清楚，沒有人說這是所有 人的民主。曆史學家關心的，是在這個特權群體之內，民主政治是如何運作的，它背後的根本觀念是什麽，和那個時代的其他國家、其他文明的政治形態相比，雅典 民主政治的創造性體現在什麽地方。一方麵，我們當然可以根據現在的民主標準，批評雅典民主製實際上不“民主”，因為現代社會的民主包括全體社會成員，至少 成年人是包括在內的。
但是我們要曆史地看待問題。英文裏有個詞 anachronistic，我們通常翻譯為“年代錯亂”，拿二十一世紀的價值標準，去評斷雅典民主，就是典型的年代錯亂。我們還是應該像陳寅恪說的那 樣，對那個時代有“同情之理解”。在公元前500年的時候，雅典所創造的這種製度，和同時期其他的政治製度相比，有著不能忽視的創造性，非常的獨特，對後 世的影響也非常大。整個希臘文明的古典時期，也就是它的高峰時期，是公元前五世紀到四世紀。而這一時期，希臘文明最輝煌的創造如文學、哲學、藝術等，都是 在雅典產生的，而且是民主製下的雅典。很難想象這些思想、文化、藝術的創造，和民主製沒有關係。對雅典民主最多的批評可能就是“暴民統治”了，可是，如果 雅典僅僅是由這樣一群暴民來統治，它能夠創造這麽輝煌的成果嗎？
另外，在我看來，雅典民主在當時是深入人心的，大部分 公民都接受它，這套製度也非常穩固。這從兩件事情可以看出來。雅典民主是從公元前508年建立起來的，公元前411年有一次寡頭政變，但寡頭政府僅僅維持 了四個月，民主製就恢複了。公元前404年，斯巴達占領雅典，雅典無條件投降，持續了二十七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以斯巴達勝利、雅典失敗告終。一般來說， 這常常會導致政權的更替或政治製度的改變。斯巴達軍隊占領雅典後，扶持起一個叫作“三十僭主”的寡頭政體，但是雅典的大部分人並不接受寡頭統治，民主派予 以強烈抵製，甚至最終訴諸了武力。這個寡頭政體也僅僅統治了十個月，就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民主政體。這兩個事實再好不過地說明了，雅典的大部分 人是接受民主製的。
我們再來看公元前403年雅典恢複民主製後的情況：民 主製度持續到了公元前338年，直至希臘所有的城邦臣服於馬其頓國王菲利普二世為止。即使這之後，甚至到希臘成為羅馬帝國一部分之後，雅典作為一個國家不 複存在，但作為馬其頓和羅馬治下的一個自治市，它的內政依然沿用古典時期的這套民主製。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實，隻是大家都不怎麽關注而已。這說明，雅 典的這套製度是穩定的，至少是深入人心的。雖然形勢的動蕩，會對它造成破壞，一旦形勢穩定下來，這個製度又會重新得到恢複。就算我們不把馬其頓征服雅典以 後這段時間算在內，雅典民主從公元前508/507年到公元前338年，也存在了一百七十年的時間，將近兩個世紀。跟這段時間相比，現代民主也長不了多 久。從美國贏得獨立戰爭、製定美國憲法的時間算起，現代民主也就兩百多年，比雅典就長那麽一點。
問：另一個對雅典民主的批評是：它缺乏對個人，尤其是精英的尊重，常常通過陶片放逐法預防性地放逐一些傑出人物。據說，曾有雅典市民因為討厭到處都有人稱讚著名政治家、軍事家阿裏斯提德為“公正之士”，決定在陶片上寫下阿氏的名字放逐他。對此，您作何評價？
黃洋：說民主的雅典對精英人物不包容甚或迫害，其實是 完全不了解雅典民主政治。事實上，在雅典民主政治近兩百年的時間裏，我們能夠舉出的精英受到打擊或者迫害的例子並不多。顯見的一個是陶片放逐法，它所涉及 的主要是精英人物；另一個是蘇格拉底被判死刑。問題是，這幾個例子並不能證明雅典民主政治全麵排斥或者迫害精英階層成員，甚至不能說明民主的雅典城邦有意 這麽做。陶片放逐法和蘇格拉底之死各有其特定的背景，不能在不考慮背景的情況下一概而論。
陶片放逐法是公元前508/507年克裏斯提尼改革時 製定的，具體做法是，雅典公民大會每年可以投票方式決定啟動這個法律程序。一旦啟動，公民大會就投票選舉一人，予以放逐。放逐期限為十年，被放逐者的家人 和財產均不受牽連。克裏斯提尼改革是在雅典人推翻僭主政治之後進行的民主改革，此時雅典人已經把僭主製看成是主要的敵人了。因此製定陶片放逐法的首要目的 是防範僭主製複辟，並不是在總體上對精英階層的打擊或者迫害。
具體來看，製定這條法律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民主 製。雅典民主製有兩個基本原則。一個是公民平等參與。它比後來任何一個政體都強調平等。當然，這是公民群體內部的平等，而不是所有人的平等，這一點我前麵 已經講到了。另外一個，是集體決策。除了公民大會，包括五百人議事會在內，任何一個機構或者一個職位都是集體的決策。雅典的官職通常不是一個人，而是由十 個人來擔任，比如十將軍。一個官職的職責就由充任該官職的十個人共同負責，由他們對所負責的事務討論投票，最終作出決策。這種製度對集體決策的強調達到了 極致，同時對個人的決策，始終保持著防範和警惕。
有一點必須明確，民主製是在推翻僭主製之後建立起來 的，僭主製恰恰就是個人的統治，民主製將個人統治看成它的敵人，它從根本上杜絕任何形式的個人統治和權威，這是製定陶片放逐法的最重要也是最關鍵的原因。 它並不是為了懲罰某個人，而是一項預防性的措施，防止某些權威太高的個人利用他所擁有的足夠的威望，來建立個人統治。因此遭陶片放逐法放逐的通常是一些名 聲顯赫的人物，比如號稱“公正者”的阿裏斯提德，希波戰爭中的希臘英雄第米斯托克利，著名將軍客蒙等。雅典最偉大的民主派政治家伯裏克利雖然未被放逐過， 遺留下來的用於投票的陶片上也經常出現他的名字。
當然也不難理解，通過投票選出來的，一定是最有名氣 的、最有威望的人——也就是精英，而恰恰是這樣的人，才有可能對民主製度產生威脅。如果把你放逐，你就產生不了威脅了，十年後你再回來，早已物是人非，你 的威望已經消解，沒有多少人再記得你。但是不要忘了，從法律上陶片放逐法每年隻能放逐一個人，而且事實上隻在公元前480年代到公元前450年代實施過多 次，在此之後就隻有公元前417/416年實施過一次。這顯然不是針對整個精英群體的措施。
問：從現代人的觀點來看，陶片放逐法的確是殘酷的，甚至是對個人權利的踐踏。
黃洋：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這樣說沒錯。個人權利神聖 不可侵犯這句話，如今人們耳熟能詳。但是古代雅典人的觀念和我們不同，根本的問題並不在於是否尊重精英，而在於他們有著和現代人非常不同的關於“個人自 由”、“個人權利”的觀念。一方麵，公民個人參與政治的權利非常充分；另一方麵，個人的權利必須建立在對共同體利益不構成威脅的前提之下。如果城邦共同體 認為某一個人對集體利益構成了威脅，那麽就會毫不猶豫地剝奪這個人的權利，以致處罰他。這一點和中國的傳統倒有點相似，就是說集體是高於個人的。
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第一卷裏就解釋過，城邦是天然 的存在，而個人是從屬於城邦的。他進一步解釋說，城邦有如整體，個人有如部分，部分脫離了整體就沒有了存在的意義。當然他說過的最有名的話是“人在天性上 是屬於城邦的動物”，這句話經常被用現代的觀念錯誤地理解為“人是政治的動物”。這個觀點和現代人就很不一樣。現代人認為，個人不完全屬於國家，為了保障 個人的權利，必須限製國家的權力。典型的自由主義觀念認為，集體和國家的權力都必須得到限製。希臘人完全沒有這種概念，希臘人認為共同體是至高無上的。如 果某一個人威脅到甚至傷害到共同體的利益，那麽，這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就不複存在了，個人的利益是從屬於共同體利益的。我們需要去理解他們不同於我們的價值 觀，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說的現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是“自由”和“民 主”並舉，兩者同等重要，實際上我個人認為由於精英主義政治思想的影響，是自由壓倒了民主。而在雅典，卻不是這樣，“民主”始終是第一位的。這並不是說雅 典沒有自由，它有很充分的自由，包括所謂“消極自由”如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否則就很難理解為什麽公元前五世紀的智者派哲學家紛紛來到雅典，宣傳自己的學 說，也很難理解希臘各地的哲學家紛紛來到雅典創立自己的學派或者哲學學校了，或者更難理解為什麽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是雅典公民了。
話說回來，雅典公民所享有的這種自由是民主社會通常所 有的，但卻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雅典，自由和民主不是同等重要的。可以說民主是第一位的，自由是第二位的。一旦個人自由與共同體的利益——也就是民主 ——發生衝突，個人的自由就會受到壓製。所以，陶片放逐法並不是普通公民對精英的打壓。不管是不是精英，但凡和共同體發生衝突，都會受到壓製，甚至個人被 判死刑都有可能發生。阿裏斯提德被放逐也好，蘇格拉底被判刑也罷，背後都是這樣一個根本觀念在起作用。其實，還有不少普通公民因為威脅到共同體的利益也被 流放或者處死，隻是大家不知道而已。曆史隻記載了精英的事跡，而對普通人往往是忽視的。
問：換個角度而言，雅典民主其實也是離不開精英的吧。
黃洋：實際上精英分子非但沒有受到迫害，而且是雅典民 主政治必不可少的部分。沒有精英的主動參與，這樣一套製度根本無法成功而有效地運作。在公民群體內，受過良好教育的、出身貴族家庭的人，往往起到了領袖作 用。他們學過演說術，口才很好，又有足夠的時間和財產，來專注於國家的管理。在民主政治之下，治理城邦的政策方針從哪裏來？普通公民是提不出來的，是那些 有知識、有頭腦、了解國內國際形勢的人在公民大會上提出不同方案，並進行辯論，然後由全體公民來投票選擇。
英國曆史學家J. K.戴維斯（J. K. Davies）寫過一本著名的書，標題是《從公元前600年到前300年的雅典有產家庭》（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 BC），他梳理史籍記載的所有雅典人，並整理所有有財產、有名望的人的家譜。他發現，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出自這些“有產家庭”。比如伯利克裏、亞西庇德， 還有我們前麵反複提到的克裏斯提尼。如果沒有這些人利用他們的教育、財富優勢，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很難想象雅典民主政治能發展到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高度。 如果真如柏拉圖所說，參與雅典民主的僅僅是一群鞋匠、農民、商販，這個體製運轉得下去嗎？
我們還可以再進一步追問，這些社會精英為什麽願意接受 民主政治這樣一個問題，就是說他們為什麽願意接受最高決策權掌握在普通公民手中這樣一個事實。在曆史上的其他時代和其他國家，都是富人和精英階級壟斷政治 決策權。他們是輕易不肯把政治決策權交給普通大眾的。哪怕現代所謂民主製也是如此。米歇爾斯在他的《政黨》一書裏麵闡述過，現代所謂民主政治，本質上都是 “寡頭政治”，這是一條鐵律。而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中，也講過關於現代民主製的非常有意思的話：“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 而實行的製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也就是說，其實現代民主政治與“民主”沒有太大關係，隻不過是通過競爭性的 方式獲取政治權力，而這權力本身仍然把持在精英群體手中。
而在古代雅典，精英階層有可能是在城邦一步步民主化的 過程中喪失政治決策權的。但一旦民主製建立起來之後，精英階層的大部分，或至少相當一部分似乎接受了普通公民掌握政治決策權這樣一個事實，甚至有部分積極 參與其中，充當領導角色。這本身已十分不尋常。因為曆史上屢見不鮮的例子是，即使精英階級喪失了統治權，他們也是不會甘心，會卷土重來的。不妨設想一下， 如果雅典所有的貴族和富人聯合起來反對民主製度，結果會怎麽樣？民主製很有可能就此被推翻。但事實是，他們接受了決策權在普通公民手中這種製度安排。結果 是出現了在曆史上很少見的一種情形，即真正的政治領袖既不擔任享有實權的高級官職，也不掌握任何決策權。他們僅僅向公民群體提供政策方案，供公民群體討論 抉擇。而他們作為政治領袖的身份，並非由於擔任高級官職而得到保障，隻能依賴於他們的政策方案是否能經常得到公民大會的擁護。一旦得不到擁護，他們的政治 領袖身份就宣告結束了。
因此我個人的理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成功實踐，是基於 包括精英在內的絕大部分公民都接受這個製度，整個社會能夠按照大部分人的意誌和願望來運行。雅典社會自梭倫改革後，除了公元前404年的寡頭統治有過比較 血腥的鎮壓和屠殺之外，內部的流血衝突是比較少的，人們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一種共識。我個人認為，雅典民主製是唯一一個打破米歇爾斯所說的寡頭政治鐵律的 例子，這在曆史上是很罕見的特例。
問：《審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民主傳統》的作者 J.T.羅伯茲說，西方曆史上絕大多數時間，雅典民主都臭名昭著。事實上，雅典民主從來不缺乏批評者，尤其是大名鼎鼎的批評者。蘇格拉底說，雅典民主掌握 在無知的群氓而不是賢人手中。柏拉圖將政權分為五個類型，民主製僅好於暴君製，連寡頭製都不如，他認為普通人沒有能力管理國家。亞裏士多德甚至認為，民主 作為平民政體“包含著專製君主的特質”，“不能算是一個政體”。除此之外，批評雅典民主的思想家還有盧梭、休謨……為什麽這麽多思想家認為民主不是個好東 西？
黃洋：知識精英為什麽反對民主，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 題。因為近代以來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不在我的關注範圍之內，對此，我隻能提供一個簡單的回答。我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雅典的民主製從它誕生以後，在希臘知 識精英內部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在公元前五世紀中期，民主對希臘人來說還是一個新生事物，他們所熟知的還是貴族製和寡頭製，乃至君主製。而剛剛興起的民主 製，在當時的情況下，無疑是一個非常激進的製度。在這種情況下就產生了“到底哪一種政治製度更好”的爭論。這種爭論導致了柏拉圖寫《理想國》、亞裏士多德 寫《政治學》，從而也就催生了西方的“政治學”。
這些著述很大程度上是在知識和思想上對新興民主製的直 接回應。而最終奠定西方政治思想傳統的，正是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這些反對民主製的知識精英，他們都持強烈的政治精英主義思想。在我看來，政治思想史從一開 始的古希臘羅馬階段，就建立了一個非常深厚的反民主政治的政治精英主義思想傳統，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後來，對後世影響很大。另一個原因比較樸素，精英之所 以為精英，就是始終堅持與普羅大眾劃清界限，自認為比大眾優越。這是我的兩個比較簡單的想法。從這個角度來看，希臘的精英願意與大眾合作，的確在曆史上是 非常獨特的。
問：王紹光在他那本小書《民主四講》中談到“民主的異 化”的問題，他認為：“被‘代議民主’劫持以後，‘民主’的內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它現在被用來表示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與古代雅典民主完全不同的政 治製度，其中包括不少反民主的內容，如政治權利的放棄，將其轉讓給他人，而非自主地行使它。”在他看來，“人民直接、廣泛地參與國家管理”的雅典式民主才 最為可取，而今普遍存在的代議製民主“轉換了民主的實質”。您怎麽評價這種觀點？
黃洋：我不敢肯定王紹光是否真正認為“人民直接、廣泛 地參與國家管理”的雅典式民主才最為可取，但他說現代民主在根本上不同於古代希臘民主政治，這個觀點我是完全同意的。應該是貢斯當最早在《古代人的自由與 現代人的自由》的演講裏明確闡明，現代的民主與古代的民主不是一回事。現代民主政治借用了古希臘人的概念，內涵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我始終認為，西方人在借用了希臘的“民主政治”這個概 念的同時，有意建立起一個民主政治的譜係，給人的印象是現代西方民主製源自希臘，承繼自希臘，而實際上，現代民主與古代民主的內涵是不一樣的。從製度上來 說，現代西方的民主製不是來源於古希臘的民主製，而是來源於羅馬的共和製。兩者在製度構架上的對應十分明顯：總統對應於執政官，議會對應於羅馬元老院—— 美國的參議院叫Senate House，取名就來源於羅馬元老院，公民選舉則對應羅馬的公民大會。而且美國的建國之父明確表示不要雅典那套民主製度，而讚成羅馬共和製。聯邦黨人就公 開發表過這樣的觀點。麥迪遜就說，即使每個雅典公民都如蘇格拉底那樣睿智，雅典的每一次公民大會仍然都是烏合之眾。漢密爾頓、亞當斯也持類似的觀點，他們 是不支持、不接受雅典民主的。就像王紹光說的，現代西方民主製的確是一套非常不同的製度。
我覺得它的民主思想來源於古代希臘的民主製，但它的製 度更多地借鑒於羅馬共和製，因此有著比較複雜的承繼關係。如果讓古希臘思想家——比如亞裏士多德——來看現代西方民主，他肯定不認為這是民主製度，而是會 認為這恰恰是與民主相對立的。比如“代議製民主”、“間接民主”，這本身與民主就是對立的概念。
我認為，現代西方人重新定義了民主，民主的古典意義已 經被放棄了。有的學者——我是說李劍鳴——認為這是一種創造性的轉換，他是研究美國史的，和我的立場不太一樣，我是站在古代的立場上的。但我覺得這種說法 也很好。可以說，“民主政治”包含了很多不同的製度設計和政治觀念，民主不是隻有一個模式、一種類型。這是一個籃子，裏麵裝了許多東西，它們有關聯性，但 彼此也很不一樣。古代和現代的民主模式可能有很強的對立性，但它們都在民主這個籃子裏。它們存在相似的地方：首先是民眾的廣泛參與，隻不過參與的程度和方 式不同；其次，進行政治決策和政治管理的人要向民眾負責。這兩點在古代與現代是一致的。根本性的不同在於，現代的民主製在根本上是精英主義的，它和反雅典 傳統的精英主義一樣，實際上是不願讓大眾掌握權力或直接進行決策的。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