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講
（注：我當時在北大聽施一公老師演講時，受益匪淺，所以在我寫的《秘笈——北大奇人怪招》一書中，寫到了“我在北大遇到的18位奇人之八——‘奔跑者’施一公”，現在將他的演講全文發出來，希望讓大家有所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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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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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沒有機會來北大做學術講座，或是跟同學們在一塊聊聊天，因此我非常珍惜這個機會。借這個機會我想把我的經曆分享一下，推心置腹，毫無保留地分享。 我之所以願意把我的一些經曆講出來，是為了讓大家理解我產生這些想法和作出各種選擇的緣由。我不奢望我這些想法能夠影響所有人，但我確信這些想法一定能夠 影響一部分人，當然影響大家並不是希望大家走我走過的路。
我認為，在中國，隻要有一部分人能夠有大誌，去做一些事，那麽我們的國家就一定是有前途的。所以，像我們北大、清華的學生，是全國學子的翹楚。大家要有 大的誌向，擔負起中國的未來。如果你們畢業後，僅僅為自己的柴米油鹽擔心，僅僅關注自己的房子、車子，那是很不應該的，至少我會很傷心，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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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壯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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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出生”是很重要的問題，我以前不太明白，直到2003年還是2002年回國時，看到國內有一本書，那本書的名字叫《河南人惹誰了》。雖然書名讓我義憤填膺，但也沒想得很多、很深，隻是覺得說河南人“不知道羞辱”，很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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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去中山大學演講，講完以後，校領導請我吃飯，挺有意思。吃飯的時候其中有一位同事就問我，說：“一公，你是哪裏人？”我說我是河南鄭州的。他 低低頭撓了半天腦袋，說：“你老家是哪兒的？”我想了想說，我父親那一支是雲南大理的，雲南人吧。他說：“哦，這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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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 那番話，我才恍然大悟，河南人看來在外麵惹了很多人。但是我還是挺以河南鄭州出生為榮的。我父親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我母親畢業於北京礦業學院。他們婚 後，響應祖國號召，到了河南焦作煤礦工作，於是我就出生在了河南。我是1967年在鄭州市出生的。聽父母講，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熱火的時候，鄭州的 武鬥剛剛開始。母親生我時找不到醫院，最後在一家“保皇派”醫院裏戰戰兢兢地生下了我。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父母給我取了一個富有時代特色的名字：一心為 公。
由於我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在我兩歲的時候，我隨父母下放到河南省駐馬店鎮的一個小村莊裏。農村的生活是平淡的，也是很清苦的，不過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我就記得我小時候經常到地裏去吃水果、玉米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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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經曆讓我覺得一個人不能因為別人窮就看不起人家，否則這個人就缺乏教養，會被更多人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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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就在那個村子裏讀完了小學。那時候我學習很好，老師們都很看重我。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小學的班主任老師曾拍著我的肩膀說：“一公，你將來一定要為我們駐馬店爭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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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覺得上小學時，父親對我的影響很大。父親很聰明、很爽朗。在我的記憶中，他幹什麽都行，但就是不太得誌。他在最能做事的時候被下放帶來農村。在 農村，他學會了裁縫和蓋房子。後來在機械廠作合金刀具，他也很快就成為了業務骨幹。1977年恢複高考後，他幫助哥哥、姐姐和表哥、表姐複習功課，那時他 覺得自己的知識終於有用了。他給他們講解XYZ，講解方程式的解法——雖然我聽不懂，但在當時我覺得這真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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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畢業後，我就進入 駐馬店鎮中心中學就讀。高中時，轉入河南省實驗中學。當時，我成績很好，想申請入團。可是老師說我發展不夠全麵，還需要進一步努力。恰好那時我們學校要舉 辦運動會，班上沒人願意報5000米和10000米長跑。為了好好表現，我就毫不猶豫地報了名。但是那次比賽，我跑了倒數第一，讓我羞愧難當。在後來的日 子裏，我就天天練習長跑，希望有一天能夠一雪前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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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年，我又報名參加比賽，拿到了比賽的冠軍。這無意中鍛煉了我的體魄，磨 煉了我的意誌。後來，到了清華，我還想繼續跑長跑。可是，學校長跑隊隻招收專業運動員，所以我改練競走。那時，我還曾奪得清華萬米競走的冠軍，並創造了全 校競走的記錄。萬米競走要繞操場走25圈，每走一圈就打一次鈴來提醒你。這種體育項目特別能鍛煉人的意誌品質，這讓我在日後的學習、生活和工作中獲益匪 淺。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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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笈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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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作為河南省實驗中學高二的學生參加全國高中數學競賽和物理 競賽，分別獲得一等獎和二等獎，並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學的物理係。那時候我覺得學物理的人是最聰明的。但是，在和北京大學簽訂保送意向書後，清華大學負責招 生的老師又找到我。當時，那位老師對我說：“21世紀是生命科學的世紀。”盡管當時我對生命科學知之甚少，但是我最終選擇了清華，選擇了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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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作為清華生物係複建後的第一批本科生，我開始了在清華求學的生活。進入大學之後，我才發現我其實不喜歡生物。由於對生物係的課程趣味索然， 同時還覺得生物係課程沒有太多挑戰性。所以，我就學習了數學係的一些課程。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雖然我不喜歡生物係的課程，但是我依然把生物係的課程學得很 好，所以我在清華的成績一直都是本專業的第一名。畢業的時候，我也是以全係第一名的成績獲得了清華大學生物學和數學雙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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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 求學期間，對我影響最大的事無疑就是父親的突然去世。那是1987年，父親不幸遭遇車禍。出車禍後，父親被送到了醫院。到醫院時，他的血壓是130/80 mmHg，心跳為62次/分鍾，他完完全全是一個活人，不過就是昏迷了而已。可是醫院要求送父親到急診室的司機先交上500元押金後才給予以搶救。結果， 當闖禍司機在4小時後把錢湊齊時，父親已經永遠離開了人世。父親是在未經任何搶救的條件下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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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太大了，使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很多變化，覺得非常不公平。當時我的心裏有很多怨氣，以致後來我畢業出國時，對祖國沒有太多留戀，也沒有很強的回國的意願。當時，我覺得國內最值得我留戀的就是母親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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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去了，雖然我還在上大學，但是我覺得我得靠自己來養活自己了，而且還得慢慢負擔起撫養母親的責任。所以在緊張的學業之餘，我開始想法子賺錢。我資 金、精力都有限，所以隻能做些倒買倒賣的小生意，那時候差不多隻要是能倒的東西我都倒過，甚至連導遊都做過。靠自己的努力，我還小有成就，不僅養活了自 己，還積攢下了一萬多元錢，成了“萬元戶”大學生。不過，我不希望大家效仿我，在求學時就去做小生意。我當時一方麵是為生活所迫，另一方麵就是我雖然做小 生意，可是課程一點都沒落下，照樣考第一。如果你們當中誰能做到這一點，我也不反對你們去賺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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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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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我提前一年從清華大學畢業，並申請自費赴美留學。1990年，我離開祖國，到美國繼續我的學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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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美國不久我就受到了一係列刺激。當時，我去參加聚會時，大家會問彼此從哪裏來，有些中國人就支支吾吾不願說自己是中國人，好像做中國人是一件丟 臉的事。我就難以容忍，我是中國人就是中國人，我們有五千年光輝而燦爛的文明，值得我們自豪。我們不就是臨時窮一點嗎？為什麽看不起自己。當時中國正在申 辦2000年奧運會，那時美國的媒體對中國進行連編累牘地負麵報道，而且還有一些民族敗類在美國國會通過所謂作證等形式肆無忌憚地反對中國“最惠國待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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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夏天，我準備回國看望母親。可就在臨行前，我的汽車被盜，隨後我又被搶。當時，我心情很不好，所以就決定去歐洲散散心。這次散心之旅最終成了一次鬧心之旅，使我終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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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到華盛頓簽證時，發現每一個使館，來自中國、非洲、古巴、朝鮮等發展中國家的人都被單獨列為一類。簽證時，不僅收取的簽證費用最高，而且還像查戶口似地盤問你。這讓我感覺很不好。我拿到了前往英國、瑞士和法國的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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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是我旅行的第一站。但是，當我在倫敦機場入境時，我就受到了特別關照。當時大家排著隊，前麵的人都是拿著護照晃一晃，移民官看看就過去了。輪到我 時，我也拿著護照晃了一下，原以為這樣就可以通過了。但是我錯了。他們看到我的護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就把我留下來，對我進行盤問，還把我的包打開， 把東西一件件拿出來檢查。排在我後麵的人等得不耐煩了，移民官就讓他們繞著我過去。當時我就覺得自己遭受了奇恥大辱。我心裏想：我有什麽對不起你？難道就 因為我是中國人，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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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在瑞士日內瓦入境時，我同樣受到了和倫敦一樣的“特別禮遇”。當時，我深受刺激。我們不就是窮了點嗎？因為中國窮就看不起中國人，這與西方國家鼓吹的人權、人人平等的理念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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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曆了這一係列事情後，我的思想就一點點地開始變化。到了1992年，我就有學成之後一定要回到祖國去的打算了。所以，現在我回來了，回到了清華。外麵 有些人說施一公回來如何如何。我告訴大家，其實我回到清華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養一批年輕人，在他們可塑性還很高時去影響他們。有時候，我覺得愛國主義 教育和專業教育一樣重要。我希望將來在清華給本科生開一門愛國主義教育課，我相信一定會爆滿。我不需要給他們空洞地談愛國主義和辯證法，我有很豐富的實 例，我覺得我會運用這些實例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和引起他們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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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麵扯得有些遠了點，我們回到留學話題上來。我在約翰·霍普金斯 大學師從傑裏米·伯格（Jeremy Berg）教授攻讀生物物理學博士。一開始，我自己覺得英語有點跟不上，就規定自己每天背25個單詞，時間長了，也就慢慢過來語言關。我的導師是當時的係 主任，他很忙，所以也就很難能顧及我們，我當時自信心還不夠強，也不是很活躍，不怎麽受矚目。加之我先是跟隨課題組內的另外一個老師做實驗，跟導師的直接 接觸就更少了，以致讀研究生三年了都沒有跟導師好好談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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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到伯格教授的注意，是我到了研究生三年級末的事。有一天，伯格教授 突然向我們宣布他發現了熱力學第二定律的一個重大破綻。隨後，伯格教授就在實驗室的一塊黑板上推演起來，我一看他的推算有一個明顯的失誤，就鼓足勇氣給他 指了出來。物品話音剛落，整個實驗室裏就鴉雀無聲，靜得可怕，伯格教授什麽也沒說就走了。我心想壞了，可能惹教授不高興了。結果，第二天他問我是哪裏畢業 的，在哪裏學的熱力學，我說在清華大學學的，他聽完就誇獎我學得紮實，還說你們清華的教育做得真好。加之當時我的實驗有了一些成果出來，所以從那以後教授 就對我刮目相看。在我畢業時，伯格教授還說我是他最出色的學生，他為我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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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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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拿 到博士學位後，還沒有真正想清楚自己將來到底幹什麽，對未來感到迷茫。坦承地講，那時我對做研究沒有那麽大的興趣，雖然我那時工作做得也很優秀。這一點， 我跟饒毅、王曉東不一樣，他們是一直在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而且做得很優秀。這方麵，我倒是挺羨慕饒毅和曉東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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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畢業了，我覺得自己還有些經商的天賦，所以就和另外兩個朋友合夥開了一個公司。那時候天天忙活到大半夜，很辛苦。結果忙了半年，業務也做得不錯，最終卻分文未獲。經過這些事後，我就覺得自己已經不適合經商了，隨後就果斷放棄了經商的打算，重新開始去做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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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月，我到了紐約的斯隆-凱特林癌症研究中心，師從尼克拉·帕烏利奇（Nicola Pavletich）教授進行博士後研究。那一段時間是我一生中最最拚命的時間段之一。當時我的課題是TGF-B信號通路中重要蛋白及蛋白複合體研究。為 了盡快出成績，我那時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每兩周休息一天。其實，休息就是睡覺，因為我當時睡眠嚴重不足。幸好我以前堅持鍛煉，有一個好身體，否則那兩 年根本撐不住。
功夫不負苦心人，那兩年我出東西很快。不到兩年，我就在Cell雜誌上發表了兩篇研究論文。這樣，我就比較容易在美國一流的大學裏找到教職。所以，在1998年我被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係聘為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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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成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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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月，我到普林斯頓大學任職。當時學校為我提供了200平方米的實驗室和近50萬美元的科研啟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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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細胞凋亡的研究進展迅速。所以，我就打算研究細胞凋亡的分子機理。這一係列工作都在高水平雜誌上發表，為我們實驗室樹立了很好的名聲。我個人也得 到了普利斯頓大學的認可，2001年被晉升為終身副教授。2003年，又晉升為終身正教授，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係曆史上最年輕的終身正教授，後來 又成為最年輕的講席教授。同年，我還被國際蛋白質學會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學家獎（The Irving Signal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成了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華裔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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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們研究成果的不斷發表，越來越多的美國名校開 始注意我們實驗室、注意我個人。像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都開始與我聯係，希望我去他們學校任職。2004年，哈佛大學開出了優厚的條 件，希望我能去他們學校任職。為了留住我，普林斯頓大學開出了慷慨的續聘條件，大幅度提高了我的工資，資助我購買房屋，提供占據一個樓層500平方米的實 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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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天，我還是對普林斯頓大學懷有深厚的感情。我始終認為普林斯頓大學是美國最適合做研究的地方。普林斯頓大學很幽靜，有 一個美麗如畫的校園，校內每一棟樓都很漂亮，校內有個卡內基湖，夏天可以劃船，冬天可供滑冰，一條專門用於慢跑和騎自行車的小路繞湖一周，綿延幾十公裏 ——除了自然環境外，那裏的科研環境也十分優越。所以，我覺得普林斯頓就是一個完美的學術殿堂。
後來，我放棄這一切，回到了清華，並不是因為清華的科研條件比普林斯頓大學好，而是因為我認為我回清華後產生的影響比在普林斯頓大，成就感比在普林斯頓強，對我而言，這一點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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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夢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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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歸的打算其實早已有之，在我讀博士、做博士後時都有學成回國的念頭。我還記得我做博士後時跟妻子討論學成回國的想法。那時她擔心我回國後不受重用，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華。我的當時就說沒關係，至少我可以回到中學當英文或數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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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她和一些朋友就對我說那多浪費啊！我自己卻沒覺得是一種浪費，我始終認為一個人活著不在於位置有多高，甚至不在於作出多少物質貢獻，貴在有一些精神 思想，能夠影響他人、改變社會。孔子一生不就是傳播思想嘛，他對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太大了。培養教育學生就是影響社會的一種很好的方式，我很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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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這個人很愛說，尤其是愛跟學生說。我到一個地方做講座，不是很在乎老師或者是其他人的多少，但是如果研究生很多的話，我會很高興。前 幾天，我去過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做學術講座。我很高興，因為都是研究生。我覺得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大家的觀念可能還沒有完全定型。很多東西可 能看不太清楚，就像我本人一樣，我博士畢業都沒看清楚。因此，我覺得跟大家多多交流一下，推心置腹談一談，大家可能對有些東西會再多想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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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絕不是希望你們步我後塵，走我走過的路，這是不可能的。我覺得每個人的條件和情況完全不一樣。通過今天下午的聊天，我覺得你們最大的收獲可能是，你們會覺得，很多事情也不過如此，你們也可以做到，然後找出一條更適合自己的路。這一點，我希望大家能意識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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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兒，剛才饒毅講到了我以前的一個博士後柴繼傑。我舉個例子，其實我在多個場合也說過，我對柴繼傑非常滿意，柴繼傑的訓練非常好，將來必定也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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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什麽例子呢？就是我前年在清華講課，柴繼傑有幾個學生來聽我講課。講完課以後我就跟幾個學生聊天。其中有一個學生聊天的時候就評價我講課的風格和我 說話的方式等等。我說我帶學生的話包括帶博士後，我就希望把我的這種風格傳授給我的學生、傳授給我的博士後。我說，我覺得柴繼傑就已經把我的一些風格基本 學到了。這個學生馬上加了一句：“施老師。我們柴老師說了，他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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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聽這話，我心裏很高興，這的是發自內心的高興。我覺得如果柴繼傑不說這番話，我反而覺得他窩囊。我覺得他有這樣的心氣兒，我為他自豪！所以，我覺得，你們當中一部分人因為聽了我今天下午的漫談，人生的方向發生了一些改變，將來取得的成就比我大，我就很滿足、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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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麵又扯遠了些，我們回來繼續談我回國的問題。其實，早在2006年5月，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希開始跟我接觸，希望我回國，當時我沒敢直接答應，說跟妻 子商量之後再給他答複。當晚，我給妻子打電話時，她就說支持我，這是我沒想到的。所以第二天，我就對陳希說我答應全職回到清華，但是需要一個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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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我才發現，在回國問題上，我和妻子有點誤會。妻子支持我回國工作，但是沒想到我還要把家也搬回來。為此，我們討論了一年，最終妻子還是決定全力支 持我回國。就這樣，我回來了。雖然清華的科研條件和科研環境比普林斯頓大學差一些，但是我不覺得我的研究會比以前差，因為科研始終還是人做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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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來後，妻子和孩子也一起回來。我覺得他們在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上會有一些損失，而妻子則更是為了我完全付出。但我覺得回國對孩子的教育有好處，雖然 美國的教育條件比中國好些。在美國長大的中國孩子存在一個身份認同問題，我希望我的兩個孩子在中國接受早期教育，有民族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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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回國前，也有一些朋友對我說：“一公，你現在豪情萬丈，回去後不到兩年就會被國內的大染缸染得看不見顏色了。”但是，我覺得我不會改變，我個人意誌很堅 定，幾十年來形成的為人、處事的方式，我覺得不是那麽容易改變，兩年不會改，20年後也不會改。如果真的改了，我會覺得很悲哀！我會叩問自己：到底回來幹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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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外麵有人說施一公已經學會敬酒了。其實這話不對，我出國前就會敬酒，這有什麽關係嗎？我有自己的做事原則，不做違背原則的事。我不會與目前的體製格格不入，能接受的東西我會接受，不能接受的東西我是不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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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在美國有些一流大學請我做係主任或是院長，似乎有很光明的前途。但我覺得美國是一個發展得很穩定的國家，有沒有我關係不大。我在科學上或是其他職位上做得好一些，對美國的貢獻也就是從100提升到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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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回國後就不一樣了，中國在快速發展中，我們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東西，從科研體製、基金評審到大學的教育、科研，與美國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我回來 後能夠有更大的作為，也會相應地有更強的成就感。還有就是，回到清華，我能夠影響一大批年輕人，10年、20年後他們會對我們國家、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到 那時，我從清華退休後就會很滿足。
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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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我自己是一個有些理想主義的人，我不像多數清華人那樣深沉，我始終充滿激情，做什麽事都幹勁十足。我也希望大家能做一個有理想的人，至少在我們北大學生的內心深處應該保留一塊理想的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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