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投名狀”弄得動靜那麽大,好像唯恐天下哪個角落不知道似的。這既反映了他迫切想得到什麽,也反映了他相當幼稚、不是在中國玩政治的料。
由於他本質上不油滑,看不慣的東西他敢說出來,比如他後來對中國科技體製弊端的公開批判、抨擊,說得都很到位,他因此先後得罪了一批政界、學界的大佬,直接導致了評院士受阻。還有一點,他帶學生和做學問一直很嚴謹、標準很高,他希望以此來影響國內的風氣。
說到底,以饒毅的性格,他其實是非常不適宜海歸、不適宜在國內的官學界混的。估計在所有的知名海歸中,他是深感“悔之晚矣”的最具代表性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