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社會造就軟弱的民眾，而軟弱者在本性上都有偶像崇拜的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宗教大法官甚至認為，大多數人都是軟弱的，他們最不斷關心的就是盡快找一個崇拜對象，而且是大家必須一起崇拜的對象。大法官總結出，世界上隻有三種力量可以征服並俘獲那些軟弱者的良心，那就是奇跡、神秘和權威。[注]實際上，極權統治迎合了那些缺乏自主能力和思考能力之人的心理。《鐵皮鼓》以德國人的親身體驗和形象化的描述，展現了極權統治對普通民眾產生的魅惑和危害。
極權的魅惑——《鐵皮鼓》主題之一
【名著的啟示】（財新文化專欄作家 米琴）剛剛去世的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1927-2015)曾引起不少爭議，但這似乎並沒影響到其代表作《鐵皮鼓》的“世界經典名著”地位和“偉大小說”稱號。《鐵皮鼓》是一部充滿人情味的小說，敘述了主人公奧斯卡的個人經曆。小說呈現的豐富內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納粹極權統治的主題。
奧斯卡誕生時正逢希特勒上台。希特勒曾有過“決心當政客”的名言，而奧斯卡在三歲時就“決定了無論如何不當政客”。他還決心“不當殖民地商品店老板”，也就是不做他養父的繼承人，並為此拒絕長大，永遠保持三歲孩子的體形。而他的養父馬策拉特1934年就加入了納粹黨，後來成為支部領導人。
馬策拉特加入納粹黨後，就把家裏鋼琴上方懸掛的貝多芬像取了下來，在同一顆釘子上掛上希特勒像。他本想燒掉貝多芬像，可喜歡彈奏貝多芬鋼琴曲的妻子，也就是奧斯卡的生母，“堅持要把貝多芬像掛在長沙發或者碗櫥上方，結果造成了那種最最陰森可怕的對抗局麵：希特勒和這位天才的像相向掛著，他們對視著，互相看透了對方的用心，因此不能愉快地相處”。貝多芬是浪漫主義音樂大師，崇尚個性、個人感情和個人才能；希特勒的鐵腕極權統治，要的隻是領袖意誌和集體行動。這一對抗畫麵也引發出一個問題：產生了貝多芬的民族，為什麽會產生希特勒？
馬策拉特之所以加入納粹黨，是因為“比較早地認識到秩序的力量”。“秩序”是極權統治的吸引力之一。而為了維持“秩序”，納粹黨實行“一體化”，把全體男女老少都吸收到黨的各種外圍組織當中。從少年隊到青年團，從婦女同盟到農民同盟等，不一而足。
小說描寫了地方上納粹黨員和外圍組織成員一起舉行的政治集會。集會上旗幟飄揚，黨員身著製服，群眾則身穿假日盛裝。人們奏軍樂，唱豪邁歌曲，講英雄事跡，熱情高漲，血脈噴張。小說形容“他們摩肩接踵”，也就是參加的人很多，大家的積極性都很高。“部分人望完早彌撒，感到在那裏不能令人滿意”，也就是說，單單參加宗教的集體活動還不能使他們完全滿足，因此來參加這場麵更大的集體活動。“有的挽著未婚妻，帶她來見見世麵”，也就是說人們把這種集會看得非同凡響，是屬於“經風雨，見世麵”的那種；“有的想在創造曆史的時刻親臨現場”，說明人們為希特勒發出的“創造曆史”的號召所吸引。大家似乎都陶醉在為共同的偉大目標而一起奮鬥的幻景中了。
隻有小奧斯卡“已經開始對黨感到失望”。那倒不是因為他有何不同政見，而是他對集會上人們步調一致、左右對稱的合唱和喊口號產生懷疑，對糟糕透頂的軍樂吹奏技法感到悲痛。於是，他把自己的鐵皮鼓“放端正，兩手鬆弛地拿著鼓棒，運用柔軟的手腕，巧妙地敲出了歡快的圓舞曲節奏，使人聯想起維也納和多瑙河”。他先把第一和第二小鼓手吸引到圓舞曲上來，又讓定音鼓手也跟著他給的節奏敲起來。他形容道：“其中當然也不乏死腦筋的，他們毫無審音力，繼續‘砰砰’地敲著，而我心中想的卻是‘砰砰砰’，是普通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四三拍子。”終於，橫笛手們吹出了《藍色多瑙河》圓舞曲，而人們也隨之跳起了歡快的舞蹈。此後一段時間，奧斯卡總是帶著他的鼓，“蹲在演講台底下，觀看較為成功或不太成功的遊行，驅散集會，搞得演講人結結巴巴，語無倫次，把進行曲和頌歌變成圓舞曲和狐步舞曲”。他以浪漫舞曲對陣軍隊進行曲和崇拜領袖的頌歌，是想使人們重新回到充滿人情味的個人化日常生活。
奧斯卡以音樂對抗極權統治的象征性描寫，正體現了人性社會與反人性社會的對立。而一個音樂大師輩出的民族，又為何會整體卷入納粹運動？
奧斯卡的親友和鄰居中，有很多人加入了納粹黨。他的朋友邁恩是小號手，每每喝醉時，便以罕有的音樂感吹出非凡美妙的音樂。他響應元首的禁酒號召，戒掉了酒癮，感覺自己開始了“新生活”，不再是一個“放縱墮落的青年”，不久就當上了衝鋒隊騎兵隊樂隊隊員。可從此，他再吹不出美妙的音樂，藝術需要的個性和創造力為極權統治所扼殺。不僅如此，小號手邁恩變得越來越殘忍。他先前養了四隻貓，非常疼愛。成為衝鋒隊員後，他竟用火鉗狠揍自己的貓，把四隻貓都“揍得皮開肉綻”。在火燒猶太會堂和洗劫猶太人商店的行動中，他“表現得特別勇敢”和“相當賣勁”。小說揭示，極權統治或是扭曲人性，或是激發出人性中潛在的惡的一麵。在強權之下，奧斯卡也曾為自保而出賣了自己的生父。
“在事實證明對聖誕老人的信仰原來就是對煤氣抄表員的信仰以後”，也就是納粹宣傳部長稱之為“曆代最偉大的聖誕老人”的希特勒開始在集中營使用煤氣屠殺大批猶太人之後，還不斷有民眾積極加入納粹運動。二戰爆發後，麵對德國法西斯種種暴行，很多德國人還相信所謂“德意誌民族的神授使命”。奧斯卡的親友們在聚餐時會“扳著手指頭算俘虜的人數”，一個指頭代表十萬人，而幾乎每家都有兒女“為元首、人民和祖國”而陣亡。可見，與極權密切相關的領袖崇拜、個人迷信以及極端民族主義的危害非常深重。戰爭後期，連奧斯卡也受到他先前的師傅貝布拉鼓動，而參加了前線劇團，為在法國的德國占領軍演出。他的演出項目之一，是用自己那唱碎玻璃的特異功能，把從法國各個宮殿裏精選出來的花瓶和水果盆唱成碎片。這讓人想起文革中“破四舊”的瘋狂行動。
戰後，新的造神運動產生。有商家利用奧斯卡的擊鼓天才和唱碎玻璃的功能，把他裝扮成“魔法師、祈禱治療師、一位救世主”。奧斯卡評論說；“如此宣傳，手段卑劣，然而效果非凡。”他的聽眾和信眾，大部分是經曆過“二戰”的中老年人。這些人似乎並沒有吸取經驗教訓，仍然那麽盲從，並喜歡趕潮流、隨大流。奧斯卡敘述道：“他們在搞對我的個人崇拜，宣稱我和我的鼓有治療效果，說我的鼓可以消除記憶力衰退。‘奧斯卡主義’這個字眼也冒出來了，據說不久就變成了流行字眼。”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正是許多普通人被卷入納粹運動的原因之一。而這一點不改變的話，就還有可能出現新的納粹運動。小說中，在“二戰”後，甚至還有執法人員仍在機械地執行“一九三九年的槍決命令”，追捕一個反抗過納粹的人。
小說描寫的納粹倒台後很多德國人又搞個人崇拜的情況，也不足為奇。極權社會造就軟弱的民眾，而軟弱者在本性上都有偶像崇拜的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宗教大法官甚至認為，大多數人都是軟弱的，他們最不斷關心的就是盡快找一個崇拜對象，而且是大家必須一起崇拜的對象。大法官總結出，世界上隻有三種力量可以征服並俘獲那些軟弱者的良心，那就是奇跡、神秘和權威。[注]實際上，極權統治迎合了那些缺乏自主能力和思考能力之人的心理。《鐵皮鼓》以德國人的親身體驗和形象化的描述，展現了極權統治對普通民眾產生的魅惑和危害。■
注：詳見本文作者的《自由還是麵包？——陀翁的<《宗教大法官》>一文》。
米琴為財新網專欄作者，比較文學博士，曾於美國的大學教世界文學，出版過《愛情十九譚》等中文著作，閱讀更多專欄文章，請移步此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