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我國引進國外技術設備情況zt

來源: 頭發與財富成反比 於 2015-04-23 17:00:13 []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53495 bytes)

20世紀70年代前半期，在毛澤東主席的支持下，由周恩來總理領導，國務院業務組直接籌劃和組織，中國對外經濟工作開拓出一個新的局麵，掀起了自50年代從蘇聯、東歐國家大規模引進技術裝備之後，新中國曆史上的第二次大規模成套技術設備引進高潮。這次成套技術設備的引進，對解決中國“國民經濟中幾個關鍵問題”，促進相關產業加快發展，縮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對建立和發展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貿合作關係，以至對後來的對外開放和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合作與競爭，都起到了承前啟後、率先開拓的作用。

    我當時是輕工業部（1970年 7月，由紡織部、一輕部、二輕部三個部合並組成）計劃組副組長，並兼任輕工業部成套設備引進辦公室副主任，直接參與了新中國第二次大規模成套技術設備的引進工作。這次成套技術設備引進，對外實際簽訂的項目共26個，我直接參與領導、組織實施了5個，它們是：上海石油化工總廠、遼陽石油化纖總廠、四川維尼綸廠、天津石油化纖廠和南京烷基苯廠。這5個項目均屬於20世紀70年代初的世界先進水平，投資額占26個項目全部投資的35.39%。加上解決吃飯問題的13套化肥項目，共18個項目，在“四三方案”中，用於解決吃穿用問題的投資共計 136.8億元，占全部投資的 63.8%。“切切實實地解決國民經濟中幾個關鍵問題”的原則，得到了認真而卓有成效的貫徹。

    一、決策背景

    1972年1月初，我正在京西賓館參加全國計劃會議。有一天，國家計委顧秀蓮同誌找我說，中央決定引進化纖和化肥的成套技術和設備，要我代起草個報告。輕工業部部長錢之光當即召集曹魯、焦善民、李正光、王瑞庭等同誌一起研究，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決定，應當盡快把這件事情辦起來。報告起草以前，李先念和華國鋒專門組織了討論，我在他們討論的基礎上起草了《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交給了顧秀蓮。1月 22日，報告由國務院業務組李先念、華國鋒、餘秋裏3位署名上報。2月5日，周總理很快作了批示：擬同意，即呈主席等批示。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很快圈閱。兩天後，即2月7日，李先念就把報告退餘秋裏、錢之光、白相國（外貿部部長）辦。

    為什麽在1972年初決定從國外引進成套技術和設備，並且一開始把重點放在成套化纖技術設備上？當時的背景是：

    第一，政治氣候的變化和政策調整。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主席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揭發陳伯達的問題。之後，在全國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轉折，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失敗。從此，國內的政治氣候有了很大的變化。在毛澤東的支持下，1971年10月，周恩來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著力調整幹部政策、經濟政策以及其他方麵的政策，在一係列相繼召開的全國性專業會議上，通過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包括對外工作中一些“左”的錯誤做法，來消除“文化大革命”對經濟方麵的破壞性後果，恢複政治生活和國民經濟的正常秩序。周總理針對由於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響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產、抓業務的傾向，批評說：極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東西，誇誇其談，走極端”。他強調“運動與業務不能對立”，鼓勵各級幹部理直氣壯地抓生產，抓業務。1972年10月14日，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精神，《人民日報》用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學習筆記》等3篇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文章，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周總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得到了黨內外絕大部分幹部、知識分子和群眾的擁護，國內局勢明顯好轉。在當時“四人幫”動不動就扣政治帽子，批判“洋奴哲學”、“賣國主義”的情況下，周總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和調整政策，對引進成套技術設備創造了必需的工作環境。

    第二，中國國際交往的恢複和擴大，西方發達國家急於同中國做生意。1971年10月，聯合國第26屆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接納中國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以後中國國際環境改善的一個重要方麵。另外一個重要方麵，就是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的訪華，打破了兩國關係間20多年的堅冰，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正式啟動。在此基礎上，中美兩國不斷擴大、加深彼此間的交往。毛澤東在會見尼克鬆的時候，批評了“文化大革命”中國對外貿易領域閉關自守的錯誤做法，他說：“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不幹，包括我在內。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中美上海公報明確提出“平等互利的經濟關係是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的”。雙方“同意為逐步發展兩國間的貿易提供方便”。中國恢複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中美關係的緩和，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國際環境，推動產生了中國對外建交的又一次高潮，特別是日本、加拿大、西歐一些國家等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同中國建交。外交關係的突破帶來了對外經貿合作關係的新契機。進入70年代以後，西方發達國家麵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生產力過剩的矛盾更加突出，產品、設備、技術都急於找出路，對同中國做生意十分感興趣，這就為中國引進成套技術設備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三，國內紡織工業原料供應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導致紡織品產量上不去，人民群眾的穿衣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當時，中國紡織工業的原料主要是天然纖維，而在天然纖維中又主要是棉花，但棉花的產量長期停留在年產4000多萬擔的水平上。毛澤東曾經講過：“解放這麽多年，吃飯和穿衣問題還解決不好，怎麽向人民交待？”他指示：必須把糧食抓緊，必須把棉花抓緊。70年代前後，每年都要召開棉花會議，各級幹部參加，把主要產棉縣的縣委書記、縣長也找來，周總理親自主持，給大家做工作，要求各地多種棉花、多賣棉花給國家。我記得有一次棉花會議，周總理對到會的重點產棉縣的縣委書記一個一個問情況。當問到常熟縣委書記的時候，周總理還考了考他，問他：你知道你們常熟有個翁同龢嗎？常熟縣委書記說知道，翁同龢是清朝光緒皇帝的老師。周總理接著又問翁同龢有一個很有名的對聯，你知道嗎？常熟縣委書記說不知道。周總理就講：當時有一個諷刺清政府大官的對聯，上聯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宰相指的是李鴻章，安徽合肥人），下聯是“司農常熟四方荒”（翁同龢就先後任戶部侍郎、尚書，江蘇常熟人）。這看起來好像是周總理隨便講一個對聯，講一個掌故，實際上周總理有很深的用心，他是利用這個機會對幹部進行教育，要幹部一定胸懷四方，不能隻看到自己，要看到國家，要看到天下，不能肥了自己的田就忘了別人的地，以此動員幹部多種棉花。即使這樣，實際上1971年中國的棉花產量才4300萬擔，比1970年減產7.6%。4300萬擔，扣除農民自己用的棉花，再扣除軍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能夠用於紡織的隻有3100萬擔。種棉花有一個糧棉爭地的問題，如果增加棉花產量，就要擴大棉田麵積，勢必減少糧田，進而引起吃飯問題，那就會影響到全局，畢竟糧食還是最重要的。棉花生產的困難，導致紡織工業不能多生產，影響了人民群眾的穿衣問題。

    從1954年9月國務院第224次會議通過《關於棉布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開始，到1983年宣布取消布票，中國實行了長達30年發布票的政策。至於每年發多少布票，則要經過反複計算，由黨中央、毛澤東主席最後批準，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來規定。根據氣候冷暖的不同，各地發布票多少稍有差別，大體上就是16尺。18尺、20尺的樣子。我現在工作快60年了，一半生涯是在紡織工業部門工作的，先後擔任過部長秘書、研究室主任、計劃組副組長等，我深深感到穿衣問題對家家戶戶的牽動。現在年輕人不能理解這樣的事情，什麽叫“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舊的，老三穿補的”，現在哪有這種事情，都成了曆史故事了，但是當年就是這樣過來的。所以穿衣問題的解決，上麵牽動到中央，下麵牽動到家家戶戶。當時世界上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它們解決穿衣問題的出路，都是走發展化學纖維工業、以工業原料代替農業原料的道路，化學纖維占它們紡織用原料的比重達到40%甚至更大。為了解決中國紡織業的原料問題，進而解決穿衣問題，紡織工業部曾借鑒工業化國家的經驗，專門向中央寫報告提出“實行天然纖維和化學纖維並舉”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中央批準了這個報告。但化學纖維主要是合成纖維的技術問題國內解決不了，隻能發展纖維素纖維，即粘膠纖維。後來發展了一些維尼綸纖維，由於纖維質量不好，品種適應麵很窄，不受群眾歡迎。人民群眾最受歡迎的是滌綸（商業名稱叫“的確良”）、睛綸（人造羊毛）這些纖維，而當時幾乎沒有，結果仍然解決不了穿衣問題。所以到了70年代初，人民群眾的穿衣問題，越來越成為中央領導同誌要著力解決的一個關係國計民生的突出問題。毛澤東就講過，要為人民至今衣被甚少著想。中國引進成套化纖設備有著急需的緊迫性。

    第四，國內石油生產的突破，使中國發展石油化工有了可能。1959年，中國石油產量373萬噸，自給率隻有40.6%。1965年，由於大慶等油田的發現和開發成功，中國石油產量達到1131萬噸，完全實現了自給。到1972年，中國的石油工業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原油產量達到4567萬噸，不僅能夠自給，而且還用不完。“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情況，就是有些省市區因為打派仗，鬧無政府主義，煤炭工業癱瘓，沒有煤炭發電，隻好緊急把一些電廠由燒煤改為燒油，這是非常浪費、非常不應該的做法。但是從中也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生產的石油，除了用做燃料之外，有可能拿出一部分作為生產化學纖維的原料。這就為中國引進成套化纖設備奠定了原料基礎。

    上述4個背景情況，綜合在一起，使得中國從國外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決策時機成熟了，條件具備了。現在設想一下，這幾個因素缺哪一個，當時從國外進行引進成套設備的工作都是困難的。由於周總理的高瞻遠矚，中國很好地把握了決策機遇，再早是不可能的，再晚一點就要受損失。

    除以上4個背景因素外，還有一件事對當時引進的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我是從李先念、餘秋裏同誌那裏聽說的。1971年八九月間，毛澤東到南方視察。他有一個習慣，也是一種工作方法，就是每到一地，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到社會上做調查，看看社會上有什麽反映。在長沙的時候，毛澤東給身邊的工作人員放假，讓他們到處走走，買點東西，搞些調查。有一位身邊工作人員回來後很高興，毛澤東問她是怎麽回事？她說：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隊，終於買到一條“的確良’褲子。現在年輕人不懂，稍微年紀大一點的人都知道，過去穿褲子是講究褲線的，棉布沒有褲線，“的確良”有褲線，而且不皺，所以當時穿上一條“的確良”褲子是很神氣的，但是很不容易買到。毛澤東對此很驚訝。“九一三事件”以後，毛澤東主席同周總理談起這件事，問：為什麽不能多生產一點？還說不要千辛萬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總理說：我們沒有這個技術，還不能生產。毛主席又問：能不能買？周總理說：當然可以。事後周總理找李先念、餘秋裏同誌，要他們研究辦這件事情。對這件事情，我沒有看到任何原始文字記錄，但是從1972年1月我所起草的《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中可以得到一點印證。這個報告算了一筆賬：中國進口4套化纖生產設備以後，“的確良”的產量總數將達到19億市尺，城鄉人民對“的確良”的需要，將進一步得到更好的供應。《報告》通篇都是講大道理、算大賬，沒有講具體的問題，惟獨對“的確良”講了具體數字。可見我聽到的說法應該是事出有因，報告中特地講了“的確良”就是一個回應。

    我在《縱橫》雜誌2004年第3期上看到劉心格同誌寫的《我的第一件“的確良”襯衣》一文。這篇文章講了他為獲得6尺“的確良”布而長年朝思暮想、多方求購的情況，講得很生動、很實際，凡是經曆過那個時期的人，都會引起共鳴。人民群眾對“的確良”的渴望，在“四三方案”實施前後的變化，那篇記述文章可以作為一個曆史的佐證。

    二、引進計劃的擴大與確定

    中國第二次大規模成套技術設備的引進，從最初4套化纖和2套化肥約合4億美元的方案，到最終確定為26個大型項目約合43億美元方案的出台，前後經曆了1年左右的時間，國家計委有4個重要報告。

    第一個報告，是由我起草的國家計委1972年1月16日《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報告》指出：為了充分利用中國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迅速發展化學纖維和化肥原料，擬向國外進口成套化纖、化肥裝備和部分有關的關鍵設備。化纖方麵，擬從法國、日本進口 4套裝置，約需2.7億美元。建成後每年可生產合成纖維24萬噸，約等於500萬噸棉花，可織布40億尺，“其中‘的確良’（滌綸）的產量，包括目前生產的數量（指進口原料由國內加工抽絲），總數將達到19億市尺，城鄉人民對‘的確良’的需要，將進一步得到更好的供應。”引進這4套設備的廠址，擬放在四川、遼寧。上海、天津。化肥方麵，進口2套30萬噸大型合成氨廠設備，建在四川和大慶。《報告》還提出為在晉南建設用煤作原料的30萬噸合成氨廠，同時加快全國正在建設的25個合成氨廠的進度，以及為改造、擴建老廠要進口的關鍵設備、部件和鋼材，需要9000萬美元。另外，再進口生產合成材料的部分單機、材料，需外匯4000萬美元。共計4億美元。《報告》提出，立即組織3個技術考察小組出國考察，並將國內配套工程分別列入長期和年度計劃，爭取在1974年、1975年建成或形成生產能力。

    2月 7日，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以及其他有關中央領導同誌批準後，正式組織實施。接著，由主管此事的輕工業部和工作上有密切聯係的燃化部組成考察組，分別到西歐、日本考察，選擇引進對象。經過兩個月的考察，5月給國務院寫了考察情況和進口化纖設備安排方案的請示報告。5月24日，李先念批準同意，並委派柴樹藩同誌主持同外商談判。此前，柴樹藩在幹校勞動，是周總理提名把他緊急調回來的。柴樹藩熟悉對外工作，為人正直。1975年底批判所謂“右傾翻案風”時，國務院開會，王洪文在場，批判“洋奴哲學”。當有人指著柴樹藩批判外貿部賣國時，柴樹藩當場予以反駁，說外貿部錯誤很多，但“賣國主義”一條沒有。一時語驚四座，全場啞然。但他講得理直氣壯，批判的人也拿不出任何證據，王洪文也奈何他不得。此是後話。當時經過1個多月的談判，柴樹藩向國務院寫了《進口化纖設備談判進展情況的報告》。9月2日，周總理將報告批給李先念、餘秋裏，並詢問：“能否提前先搞一套日本化肥設備、一套三菱油化設備、一套日本‘旭化成’（公司），是否都是從石油中提煉。”9月19日，李先念對國家計委、外貿部《關於提前從日本進口化肥、化纖設備的報告》作了批示：“擬同意。（華）國鋒、（紀）登奎同誌批。（前已報中央）”由此第一批進口化纖、化肥設備的報告正式決定下來。

    在我起草《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的時候，由於全國計劃會議正在召開，這一消息不脛而走，很多地方的同誌紛紛要求把引進項目放在他們那裏。當時初步確定，引進4套成套化纖設備，分別放在紡織工業比較發達、原料短缺而人口又比較多的地區，如上海、天津、遼寧、四川。稍後由輕工業部和國家建委、燃化部、交通部、水電部等組織工作組，由焦善民副部長帶隊，到遼寧、上海、天津、四川等省市實地調查廠址情況，考察廠址的各方麵條件。經過預選和比較，最後確定上海市的建在金山縣的全山衛，遼寧省的建在遼陽，天津市的建在北大港，四川省的建在長壽縣。工作組將進口成套化纖項目選廠工作寫成簡報呈送國家計委並報李先念、華國鋒。

    經過半年多的談判、選擇廠址等準備工作，順利解決了4套化纖設備和幾套化肥設備、部件問題，邁出了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第一步。由於與國外談判、出國考察、選址籌建等各方麵工作進展非常順利，於是有的部門如冶金、燃化、機械、電訊、民航、水電、鐵道、三機部、四機部等部門都跟了上來，要借此機會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紛紛寫報告，提出引進項目和派團（組）出國考察，了解發達國家的技術發展水平，了解國際市場行情，以便貨比三家，把那些技術先進、價格合理、適合中國國情的設備引進來。這是後來從國外引進成套技術設備規模擴大的內部因素。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引進項目也表現出極大的熱情、遼陽化纖項目是從法國引進的，在談判過程中，因為1000多萬美元的價格分歧，合同遲遲簽訂不了。法國總統蓬皮杜訪華時，親自出麵做工作，在法國駐華使館宴請周總理，談這件事情。我聽周總理的隨行人員講，蓬皮杜說這個項目的簽訂，會在全世界引起轟動，希望中國政府在價格上讓步，最後周總理從大局考慮同意了，中法雙方終於把這個合同簽了下來。這個合同的簽訂，的確在國際上引起很大的反響，很多西方國家由此看準了這個機會，紛紛要和中國做生意。這是導致從國外引進成套技術設備規模擴大的外部因素。

    第二個報告，是武漢鋼鐵廠引進一米七軋機。1972年8月6日，國家計委向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並國務院呈送了《關於進口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由此引進成套技術設備工作從石化工業擴大到鋼鐵工業。長期以來鋼鐵工業一直是中國工業的重點行業，但質量、品種不行，滿足不了國內需要，稍稍好一點的板材都要依靠進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早在1959年、1964年冶金部就曾兩次提出報告，要求在武鋼建設一米七熱軋、冷軋薄板軋機。1971年冶金部第三次提出在武鋼建設一米七軋機。國家計委同意冶金部的意見，向國務院呈送了這個報告。《報告》提出：“軋鋼能力不足，鋼材品種不配套，特別是板、管少，是當前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因此，冶金部要求進口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一套，包括熱連軋機、冷連軋機、鍍鋅機組、鍍錫機組、矽鋼片機組等設備，以便增加200萬噸左右鋼板的軋製能力，其中冷軋鋼板 80萬噸左右。”《報告》還指出，在國內多生產一些軋機的同時，從國外進口少量關鍵品種軋機。經查詢，進口一套新的連續軋板機約需2億美元，雖然用外匯較多，但與每年進口 300萬噸鋼板所花約3億美元相比，還是合算的。《報告》建議由冶金部、一機部、外貿部、國家計委指派人員成立專門小組來負責這項工作。周總理批示：擬照辦，並批送毛主席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審批。8月21日，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從聯邦德國、日本引進一米七軋機，建在武鋼。

    第三個報告，是1972年11月7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報送的《關於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報告》建議進口6億美元的23套化工設備。這時，煤炭、石油、化工、機械、軍工、水利、電力、交通、林業等其他工業部門，經過出國考察也相繼提出從國外引進技術設備項目，引進範圍不斷擴大。至此，各部門匯總的3批引進技術設備項目，包括新提出的引進項目，周總理感到很零碎，同時認為，既然有這麽好的機遇，事情就應該做大一點，所以指示國務院業務組和國家計委把這些項目合並起來，“要準備采取更大規模的引進方案”。

    第四個報告是“四三方案”。這個引進方案，因計劃用外匯43億美元，故稱“四三方案”。1973年1月2日，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和國務院業務組研究的意見，國家計委向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並周總理報送《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即“四三方案”。李先念隨即把這個報告送給周總理。經過討論和修改，3月22日，國務院原則上批準了這個報告。《報告》提出：由於“我國的對外關係迅速發展，國際威望空前提高，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想孤立我們反而孤立了他們自己。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急於找產品市場，找資金出路。積極利用這一大好時機，擴大對外經濟交流，不僅有利於配合國際政治鬥爭，而且有利於加速國內經濟建設。”“我們研究，擬在今後三五年內，集中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和單機設備，爭取在‘五五’計劃期間充分發揮作用。目的是，引進新技術，支援農業，加強基礎工業和輕工業，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步伐。初步提出進口43億美元的方案。”後來又追加8.8億美元，用匯總額增加到51.8億美元。

    “四三方案”請示報告提出，在引進技術設備項目的時候，要遵循6條原則：一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要集中力量，切切實實地解決國民經濟中幾個關鍵問題”。二是學習與獨創相結合。後來周總理針對有人提出的“左”的做法，即“一批二改三用”，認為不恰當，強調對引進技術，應當“一學、二用、三改、四創”，即在消化、吸收後，再創新、改革。三是有進有出，進出平衡。四是新舊結合，節約外匯。引進項目盡量建在老廠，利用原有的公用工程及生活設施，減少投資。五是當前與長遠兼顧。六是進口設備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內地。這6條原則成為中國第二次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指導方針。《報告》還建議，由國家計委及各部委組成“進口設備領導小組”，“像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抓‘156’項進口項目那樣，紮紮實實地把建設任務抓緊抓好，盡早投產見效。”

    第二次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項目共26個，包括：化學纖維4套，即上海石油化工總廠、遼陽石油化纖總廠、四川維尼綸廠、天津石油化纖廠；石化3套，1套是北京石油化工總廠（現為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的30萬噸乙烯，l套是吉林石化公司的11.5萬噸乙烯及配套項目，另1套是北京化工二廠的氯乙烯設備；大化肥13套，具有年產30萬噸合成氨、48萬噸或52萬噸尿素的生產能力，分別建在河北的滄州（滄州化肥廠）、遼寧的遼河（遼河化肥廠）、黑龍江的大慶（大慶化肥廠）、江蘇的南京（棲霞山化肥廠）、安徽的安慶（安慶化肥廠）、山東的淄博（齊魯第二化肥廠）、湖北的宜昌（湖北化肥廠）、湖南的洞庭（洞庭化肥廠）、廣東的廣州（廣州化肥廠）、四川的成都（四川化工廠）。滬州（滬州天然氣化工廠）、貴州的赤水河（赤水河大然氣化肥廠）、雲南的水富（雲南天然氣化工廠）；烷基苯項目1套（南京烷基苯廠），有材料說是10套，這是不準確的，從一開始就是定的1套，建在南京；大型電站3套，分別建在天津北大港、河北唐山陡河、內蒙古赤峰元寶山；鋼鐵項目2套，1套是武鋼的一米七軋機，1套是南京鋼鐵公司的氯化球團。另外還有43套機械化綜合采煤機組，以及當時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汽輪機等單個項目。這26個項目都是投資億元人民幣以上的特大型項目，其中投資在10億元人民幣以上的有遼陽石油化纖總廠（29億人民幣）、武鋼的一米七軋機（27.6億人民幣）、大慶化肥廠（因為是用日元貸款，受匯率調整影響，投資加大到26.7億人民幣）、上海石油化工總廠（20億人民幣）、天津石油化纖廠（13.5億人民幣）；隻有兩個項目相對較小，即北京化工二廠的氯乙烯設備和南京鋼鐵公司的氯化球團。

    “四三方案”引進的26個成套設備項目，具體情況見下表：

項目名稱 建設地址 引進國別 生產規模 簽約日期

天津石油化纖廠 天津 日本

聯邦德國 對二甲苯6.4萬噸/年

苯2萬噸/年

對苯二甲酸二甲酯9萬噸/年 1975年

遼陽石化纖總廠 遼寧

遼陽 法國

意大利

聯邦德國 乙烯7.3萬噸/年

催化重整進料15.5萬噸/年

芳烴抽提12.3萬噸/年

環氧乙烷乙二醇4.4萬噸/年

對二甲苯5.8萬噸/年

對二甲酸二甲酯8.8萬噸/年

聚酯8.7萬噸/年

環氧乙烷4.5萬噸/年

尼龍66鹽4.6萬噸/年

製氫4×10.6萬立方米/年

硝酸5.4萬噸/年

汽油加氫4萬噸/年

聚丙烯3.5萬噸/年 1973年

上海石油化工總廠 上海

金山衛 日本

聯邦德國 乙烯11.5萬噸/年

聚乙烯醇3.3萬噸/年

丙烯腈5萬噸/年

丙烯腈廢液處理0.8萬噸/年

聚酯2.5萬噸/年

芳烴抽提10萬噸/年

高壓聚乙烯10萬噸/年

乙醇3萬噸/年 1973年

四川維尼綸廠 四川

長壽 法國

日本 醋酸乙烯9萬噸/年

甲醇9.5萬噸/年

乙炔2.8萬噸/年 1973

北京石油化工總廠 北京房山 日本

聯邦德國 乙烯30萬噸/年 1992

吉林化學工業公司 吉林 日本

聯邦德國 乙烯11.5萬噸/年

合成酒精10萬噸/年

丁苯橡膠8萬噸/年

辛醇5萬噸/年

正丁醇6950噸/年 1976—1976年

北京化工二廠 北京

九龍山 聯邦德國 氯乙烯8萬噸/年 1973年




滄州化肥廠 河北

滄州 美國

荷蘭 合成氨30萬噸/年

尿素48萬噸/年 1973年

遼河化肥廠 遼寧

盤山 美國

荷蘭 合成氨30萬噸/年

尿素48萬噸/年 1973年

大慶化肥廠 黑龍江

大慶 美國

荷蘭 合成氨30萬噸/年

尿素48萬噸/年 1973年

棲霞山化肥廠 江蘇

南京 法國 合成氨30萬噸/年

尿素52萬噸/年 1974年

安慶化肥廠 安徽

安慶 法國 合成氨30萬噸/年

尿素52萬噸/年 1974年

齊魯第二化肥廠 山東

淄博 日本 合成氨30萬噸/年

尿素48萬噸/年 1973年

湖北化肥廠 湖北

枝江 美國

荷蘭 合成氨30萬噸/年

尿素48萬噸/年 1973年

洞庭氮肥廠 湖南

嶽陽 美國

荷蘭 合成氨30萬噸/年

尿素48萬噸/年 1973年

廣州化肥廠 廣東

廣州 法國 合成氨30萬噸/年

尿素52萬噸/年 1974年

四川化工廠 四川




成都 日本 合成氨30萬噸/年

尿素48萬噸/年 1973年

瀘州天然氣化工廠 四川

瀘州 美國

荷蘭 合成氨30萬噸/年

尿素48萬噸/年 1973年

赤水河天然氣化肥廠 貴州

赤水 美國

荷蘭 合成氨30萬噸/年

尿素48萬噸/年 1973年

雲南天然氣化工廠 雲南

水富 美國

荷蘭 合成氨30萬噸/年

尿素48萬噸/年 1973年

南京烷基苯廠 江蘇

南京 意大利 正構烷烴5萬噸/年

直鏈烷荃苯5萬噸/年 1975年

大港電廠 天津

北大港 意大利 2×25萬千瓦 1973年

唐山陡河電廠 河北

唐山 日本 2×32萬千瓦 1973年

元寶山電廠 內蒙古

赤峰 法國

瑞士 1×30萬千瓦 1974年

武漢鋼鐵公司一米七軋機工程 湖北

武漢 日本

聯邦德國 冷軋板100萬噸

熱軋板300萬噸

矽鋼7萬噸 1974年

南京鋼鐵公司氯化球團工程 江蘇

南京 日本 年產30萬噸硫酸渣氯化球團 1976年

1972年，中國決定從國外引進成套技術設備時，全國進出口總額隻有48.4億美元，其中進口為22億美元，而根據《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四三方案”）的計算，引進這批成套技術設備需要43億美元，加上利息，總數要達到50億美元。總投資折合成人民幣是214億元。這在當時來說都是不小的數目、1972年，全國基本建設的總投資不過412億，這26個項目就占214億，實際上後來還超過了這個數字。從這兩組數據可以看到，中國第二次從國外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黨中央、國務院是下了多麽大的決心，也隻有像周總理這樣的領導才能下這樣的決心，而已實踐證明這個決心是非常正確的，體現了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同誌對世界經濟科技發展趨勢的深刻洞察力。現在可以設想，如果當年沒有周總理那樣的遠見，那樣的決心和魄力，中國第二次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項目根本提不出來，即使提出來也可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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