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外，陳希同的另一麵
書評CHEUNG SI-YEE2015年03月16日
陳希同1998年於法庭上。
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2007年年初，陳希同因淋巴癌在小湯山療養院保外就醫時，他曾經的老部下賀陽前去探望，他告訴賀陽等人，1995年4月的某一天，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他正在開北京市委常委會，中辦通知他，江澤民、李鵬等要找他談話。當時李鵬是總理，陳希同到了後，李鵬主談，說陳希同經濟上有問題。陳希同當時就急了，一拍桌子：“我告訴你們，我陳希同對得起黨！對得起國家！”說完拿起包就走了。“他這個樣子，能不被處理嗎？”賀陽寫道。現在在北京一家投資公司擔任董事長與總經理的他，在去年利用一個月的時間，把自己在政府部門工作期間的經曆寫成了一本書，以《北京改革風雲》為題，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副題是“我在陳希同領導下工作”。
副題乍看之下，頗有標題黨的味道，不過讀罷全書，感覺稱得上名實相副。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改革大戲中，賀陽雖不是明星級人物，但也堪稱活躍。1986年至1994年間，他任北京市經濟體製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參與、推動了北京市的多項經濟改革，如金融體製與股份製改革。陳希同對賀陽可謂有知遇之恩，賀陽擔任體改委副主任職務，主要源於陳希同對他的賞識。但他並沒因此而失去客觀評判的眼光。
按照賀陽的描述，陳希同的優點很突出：有激情，幹工作不惜力，雷厲風行，工作抓得狠，做事特別是對抓改革極其執著。但賀陽認為陳希同的缺點和不足也很突出，其中最主要的有三點：一是對經濟理論、經濟規律缺乏較係統的了解，而這一缺憾也存在於許多高層黨政領導中，包括那些自認為做經濟工作出身很懂經濟的領導；二是在用人上存在缺陷，用了一些溜須拍馬而沒什麽本事的人；三是個性過強，得罪人多。賀陽認為，第三點是陳希同最大的問題。因為在官場上，個性太強往往是致命的。
陳希同1930年出生於四川省安嶽縣，194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1949年加入共產黨。他的仕途從北京市西單地區街道工作組成員起步，1953年任當時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的秘書。1983年陳希同任北京市長，後任市委書記。 在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的鎮壓中，陳希同被普遍認為是關鍵人物。1998年7月31日被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以貪汙罪和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16年。賀陽認為，陳希同的所謂貪汙罪，其實就是他沒有把外國人送給的禮品上交，陳希同前後收了22件外賓送的禮品，大概價值55萬元。他還認為，陳希同所以被定罪，是因為“政治問題”——他對江澤民不服氣，認為自己做官的資曆更老。
2013年6月，陳希同因癌症病逝。用今天的話說，他是一隻標準的大老虎。
盡管賀陽參與了陳希同主政時期北京市改革的全過程，對改革政策的製定、出台過程及細節有一手的了解，但他在書的後記中說，他不想把自己的書寫成“改革史詩”，無意寫出北京市改革的全貌，而隻是想把自己經曆和參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追記下來，讓讀者從日常瑣事中了解政府部門的運作情況以及政府官員的為人處事之道。這樣的寫作宗旨，使得主政北京十餘年的陳希同不可避免地成為書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並且帶有呼之欲出的生動麵孔。
賀陽筆下的陳希同，或許能改變人們對這個“反派人物”傳統的刻板印象。
其中最讓人最感意外的，是陳希同對改革近乎宗教般的狂熱。賀陽在書中寫道：“北京市的工作，無論哪個方麵，工業、農業、商業、教育、科技，他一說，就是改革，不改革不行。隻要是改革、是新生事物，他就特別有激情。”陳希同要求每個市政府領導都要親自抓改革試點，以便掌握第一手情況。他自己在工業領域的試點是一家玻璃總廠，這個試點他當市長時先後去過24次，當市委書記後照樣去。
書中的一些細節令人發噱。如1984年2月，當時還在市政府研究室的賀陽接到電話，讓他下去到陳希同那裏一趟。賀陽下樓後，看到陳希同披著軍大衣，從後邊的市長小樓裏出來。賀陽問“希同同誌，您找我？”陳希同說：“走，改革去！”賀陽問：“到哪兒改革去啊？”回答是：“首汽。”當時天挺冷的，賀陽要上去拿棉襖，陳希同催他：“那你快點啊！”這一行人風風火火地趕到首都汽車公司，最後，不到兩個小時，陳希同就拍板確定了“首汽”的改革方案。
此類富有戲劇性的細節揭示了陳希同作為領導者的正反兩麵：富於激情，有幹勁，但對經濟規律缺乏了解，習慣於以群眾運動方式去搞經濟。
根據賀陽的觀察，陳希同跟胡耀邦挺對路子，因為兩人都是有激情的人，並且都有點文采。陳希同讀過北大中文係，胡耀邦則喜歡寫點兒舊體詩詞。1980年9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先後抽出三天時間，乘飛機視察北京郊區農村。三天裏，陳希同一直陪著胡耀邦。當時，陳希同還是副市長，在十二、三個副市長中是排位最後的一個。這次視察過了幾個月，陳希同就被提拔為市委的常務書記，在領導班子中的排位靠前了。
一些城市管理中的人性化細節，是陳希同直接從國外學來的。根據賀陽的記錄，陳希同到國外考察，發現了大城市裏機動車不許摁喇叭，感覺很有道理，回國後就要求北京市交通管理局規定今後機動車不許在城裏摁喇叭。北京市天黑後機動車在馬路上不準開大燈，隻準開近光燈，也是陳希同從國外學回來的。賀陽在書中記述：有一次，陳希同乘車外出，聽到前邊的汽車摁了兩聲喇叭，就叫司機追那輛車，追上後把那輛車的司機說了一通：規定不許摁喇叭你還摁！
這些城市管理方麵的改革舉措，後來被國內其他城市學去。
趙紫陽曾在回憶錄《改革曆程》一書中指，1989年4月24日，常委會上把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指出“李鵬、李錫銘、陳希同是領頭人”。此外，有研究認為，1989年6月4日，陳希同坐鎮中南海參與了對學生運動鎮壓的指揮。賀陽傾向於認同上述說法，他認為，陳希同在“六四”前後的表現是個汙點，如果沒有這一汙點，陳希同的名聲會比現在好很多。
書中，賀陽對鄧小平南巡後北京市的股份製改革落墨頗多，認為這段時間是自己最舒心、最充實的時期。他在書中記述了陳希同對股份製改革的支持。當時，賀陽在北京市體改委主抓股份製改革，今天活躍於中國經濟舞台的許多企業家如柳傳誌、馮侖、潘石屹等，都因股改而與賀陽相識。從1992年開始正式推進股份製改革到1994年7月賀陽離開市政府，北京市共批準了280家股份製企業。賀陽顯然為這一成績感到自豪。這段時間，陳希同已經擔任市委書記。在1992年9月召開的全市股份製改革試點工作會上，陳希同作了在賀陽看來充滿激情和煽動性的講話。當時賀陽坐在陳希同旁邊，心想“下麵的區、縣、局、總公司及大企業的負責人，聽了希同的講話，不躍躍欲試才怪呢”。
受“六四”的牽連，陳希同在1990年代末落馬了，無疑，他是個政治上的失敗者，也是一個確有汙點的人物。魯迅曾感歎中國“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無論賀陽對陳希同的評價是否準確，作為前官員，能在一個趨炎附勢的世道裏，為一個失敗者寫下盡量客觀的文字，終屬難得。
陳希同後來對賀陽不再欣賞，因為在企業改革問題上，賀陽發表文章，與陳希同唱了反調。1994年，賀陽調入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任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他在這個職位上隻幹了一年零兩個月，就辭職下海了。他現在是北京一家投資公司的董事長與總經理。
作為陳希同時代的官員，賀陽對比今昔，深為腐敗在中國官場的漫延與升級而憂心，並提出了對策。這部分內容，構成了《北京改革風雲》的另一亮點。
Cheung Si-yee為媒體人，常住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