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焦點
雙方爭論的焦點，一是蔣介石是否使用“激將法”要求中共出兵及其真實意圖，二是中共是否出兵了。關於第一個問題，有人認為蔣是用“激將法”要求中共出兵，而且“這是個一石二鳥之策，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實力，如不出兵，則以放棄抗日立場之名，從政治上打擊中共”；毛澤東則“識破”了蔣的意圖，於是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戰區域擺在晉東南和冀南”，而不是晉南，從而使“蔣之激將法失效了”。還有人則不大同意蔣用的是“激將法”，也不認同蔣意在藉機消耗中共實力或“從政治上打擊中共”的說法，因為這兩者都有“過度解釋之嫌”。
蔣一開初用的正是激將法，毛也認為蔣用的是激將法；但蔣在發現激將法未起作用之後，就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另一方麵，蔣的真實意圖是一回事，毛如何判斷蔣的意圖又是另一回事，這兩者之間有著重要區別。在前期，蔣的真意就是讓中共出兵配合作戰，以利中央軍守住中條山；在後期，蔣更多的是為了藉機消耗中共實力或“從政治上打擊中共”。也就是說，蔣是想讓中共在政治上或軍事上某一方麵失分即可，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想讓中共同時在兩方麵失分，不是所謂的“一石二鳥”。對中共來說，這確實是一個兩難問題，不出兵就有可能在政治上陷於被動，出兵則可能讓百團大戰之後元氣尚未恢複的八路軍實力再次受到削弱，所以毛澤東告訴彭德懷：“目前方針是必須打日本，但又決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則國民黨不能諒解，中間派亦會說話，但如打得太凶，則有相反危險，日本將轉向我們報複，國民黨坐收漁利，並將進攻邊區。[8]”也就是說，中共決定量力而行，適度出擊，既不在政治上失分，也不在軍事上失利。
關於毛澤東為什麽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戰區域擺在晉東南和冀南”的問題，大家似乎都沒有注意到一個重要事實：晉南不是蔣介石規定的八路軍活動區域，中共在晉南和晉西南也基本上沒有兵力。1939年12月發生“十二月事變”後，中共控製的軍隊就撤離了晉西南，控製了晉西北；蔣介石的中央軍和閻錫山的軍隊則控製了晉南和晉西。1940年7月16日，軍事委員會發布“中央提示案”，命令新四軍、八路軍（十八集團軍）限期開到“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9]”。這一命令正是皖南事變發生的重要肇因。1941年1月17日，蔣在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的時候，強調說這是因為新四軍不遵從命令，所以必須整飭軍紀，統一軍令。如果蔣此時命令八路軍參加晉南戰役，豈不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因此，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一直反對用“命令”的方式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蔣在一開始也不同意用下命令的方式，而采用“激將法”的方式。但在中央軍嚴重失利的情況下，蔣已不得不下命令了，然采用的是“口頭告知”式的命令，而且隻是要求八路軍“用遊擊戰爭的方法，切斷蒲路、正太路、平漢路等”，並沒有要求中共投入晉南戰場。同樣，毛澤東之所以主張不把晉南作為主要配合作戰區域，也是鑒於皖南事變的教訓，要避免和國民黨軍隊“接觸”或混雜而引起摩擦。 這一點可從5月23日周恩來所說“十八集團軍作戰地界，奉命不與友軍混雜，免致引起誤會”得到印證。
其實，按毛澤東的說法，蔣介石不僅僅將了一軍（即激將法），而且將了兩軍（詳後）；對於國民黨方麵造的謠言，新華社發表社論予以駁斥則是反將了一軍。可見，雙方還進行了一場激烈的宣傳戰，而宣傳戰的目的正是要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或貶損對方的政治形象，這也就是蔣所謂從政治上打擊中共的著眼點所在。蔣之所以認為可以在政治上打擊中共，而中共又必須極力駁斥，則說明日蘇中立條約簽訂之後，中共是否與日軍妥協及其政治形象確實遭到了懷疑。
關於第二個問題，由於一方主要著意討論晉南戰役所引起的政治爭議，所以他沒有明確說中共究竟出兵沒有。另一方則明確說中共拒絕出兵了，並詳細分析了中共回應的經過及拒絕出兵的原因。大約在2005年春夏，楊奎鬆先生在修訂《失去的機會？——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一書時還認為：“（1941年）5月日軍進攻中條山，蔣介石要求八路軍出動配合作戰，不論此役之配合是否成功，中共中央指示八路軍加以配合仍屬事實。[11]”究竟哪個觀點正確呢？按照楊先生早前的觀點：中共肯定出兵了。隻是，出兵的遲早，出兵的力度，出兵是否達到了為中央軍解圍的效果，以及中共出兵是否還有其他目的等問題，都必須予以認真斟酌。
爭論中提到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日軍是否宣稱“中共與日軍從不衝突”？一方說“晉南之役期間，日軍電台多次廣播稱中共與日軍從不衝突，其實就是為重慶朝野攻擊中共提供口實”。另一方則認為日軍不可能散布這樣的消息，因為這反而會迫使中共不得不打敵，“這豈不是給正在進攻的日軍自己找麻煩嗎”？其實日軍完全可能製造“中共與日軍從不衝突”的謠言，以挑撥國共關係，削弱抗日力量。雖然國民黨完全有自己的渠道證實中共是否打敵，國共之間也為此進行了溝通，但國民黨確實有意利用了日軍散布的相關消息，想從政治上打擊中共。
另一方麵，楊奎鬆先生的文章中還存在一些史料運用、解讀方麵的問題，值得在此點明，因為這些問題直接影響著他的判斷和結論。1941年5月5日，徐永昌日記記曰：“蔣先生令（劉）為章麵詢周恩來，當茲敵將大舉攻我晉豫，十八集團軍能否擊敵，或即放棄抗日立場，請兩日內答複。周答以即電延安。蔣先生此種作風一如孫老二（此時懼敵無用，求共亦隻遭其輕視而已）。”楊先生在利用此則史料時說：徐永昌“在日記中頗不以為然，特別以兩字表示反感，認為：‘錯極’。”進而說：“可知在徐看來，蔣這時不過是病急亂投醫，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沒有什麽謀略和計劃。”可見“錯極”一語直接影響著楊先生對史實的判斷。但是，經認真查閱徐永昌日記，卻沒有找到“錯極”兩字。
1941年5月9日，毛澤東、朱德致電八路軍、新四軍各部負責人說：“國民黨要求我軍配合作戰，唯仍想用激將法。謂中共如不與日妥協，便應在華北發動攻勢，製止敵進。”“我們方針，決不被其激將法所動，仍按我軍現在姿態，鞏固各根據地，耐心發展敵、偽、奸三種工作（這是極重要的），按當地情況許可，拔取敵偽某些深入我區的據點，在接近豫、陝地區，應有相當部隊配合友軍作戰，使蔣桂各軍放心對敵。對韓、沈、於、高各部亦暫時停止攻擊。”
楊先生引用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卷收錄的《中央關於目前時局的決定（1941年1月29日）》一文，指出“中共中央已經準備另立中央政府，徹底否認蔣介石的中央政府了”；“中共這時不僅拒不派員出席參政會，而且明令各根據地政府和軍隊不再向國民政府請示和報告任何事項”。筆者以為，這份決定在多大程度上被執行還需要認真考證，或許其中的部分說法僅僅是一時氣急之語。因為從1月29日前後中共的相關政策、主張中，都看不出這時中共中央要準備推倒蔣介石另立中央政府（詳後）。而且，該決定隻是說中共“努力的方向”是“孤立與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首領蔣介石的反動，而不是要推翻他[14]。另一方麵，劉少奇於1月15日就致電毛澤東說：“在此時我黨亦不宜借皖南事件與國民黨分裂”，“以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麵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軍事上穩健”[15]。蔣介石也多次指出中共沒有進行軍事決裂的實力。事實上，時與勢都不允許中共此時和蔣介石展開全麵的軍事鬥爭，否則，中共也會受到國內外各方的強大壓力，這對中共是相當不利的。此外，周恩來在這一時期還多次晤見蔣介石，並於3月14日“呈了八個報告，請求放人、發餉、放車、發照”[16]，因此中共並沒有斷絕和蔣介石政治上的聯係渠道。
蔣請中共出兵
事實上，重慶各方包括蘇聯軍事顧問早就在提醒蔣，日本可能攻擊陝西。1941年4月11日，崔可夫就告訴經濟部部長翁文灝，中國“應防（日軍）侵攻昆明，及陝西同時並攻”[17]。日蘇中立條約於13日簽訂之後，日軍就開始大量增兵山西，徐永昌日記記載說，從4月14日起，“山西南部及豫北敵增兵之訊，幾於無日無之，其氣勢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亦似敵必取洛陽西安者，洛陽判斷如此，而情報亦確如此”。所以，4月21日徐就告訴蔣，不宜先下手攻陝北，因為此舉可能“引出日寇渡黃侵陝”[12]。但是，軍方高層並沒有認真、快速地作應戰準備，參謀總長何應欽從4月7日到24日大多呆在西安（在洛陽呆了三四天），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在作進攻陝北的軍事部署。4月20日，何應欽在洛陽召集軍事會議，指出：“晉南之敵，似將奪取我中條山，企圖徹底肅清我黃河左岸之部隊，爾後進犯洛陽、潼關，以威脅我第五戰區之側背，或西窺長安。”蔣介石也有相同的觀察。[18]
5月7日晚，十餘萬日軍發動全麵攻勢，第二天戰略重鎮垣曲就失陷了。6月初戰役結束， 關於此次戰役的結束日期，國民黨編撰的戰史有說5月27日的，也有說6月17日的；日軍編撰的戰史也說是5月27日。但徐永昌日記卻記載說：6月3日，日軍正式宣布晉南戰役結束。中條山根據地失陷。6月30日，蔣介石在總結與反思這場戰役時說：“晉南損失與傷亡雖不如南京失陷時之大，然而危險與壯烈則過之”。日軍編纂的戰史也說：日軍“實施完整的包圍作戰，擊滅了中國軍主力。其戰果乃在中日戰爭中所稀有”。戰爭的激烈與慘酷程度可想而知。
麵對日軍的強大壓力，為了讓處於劣勢且疏於準備的中央軍保住中條山根據地，蔣不得不向中共求援。5月5日，在敵軍開始攻擊之前，蔣就“令（劉）為章麵詢周恩來，當茲敵將大舉攻我晉豫，十八集團軍能否擊敵，或即放棄抗日立場。請兩日內答複，周答以即電延安”。5月8日，毛澤東複電周恩來：“（一）對於敵軍進攻，須強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號召。（二）對於國民黨要求我們配合作戰，須告以當然如此，不成問題。（三）我們要求事項：（甲）速解決新四軍問題，（乙）速發餉彈，（丙）停止反共，（丁）派機送周回延開會。”此電的要緊之處在於，既要告訴國民黨中共當然會配合作戰，同時也要趁機提出要求，解決此前懸而未決的問題；而且，毛指出須強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號召，這一點還排在第一，說明毛非常重視此時國共團結對敵的必要性以及標舉這種口號的重要性。
國民黨在還沒有收到中共肯定答複的情況下，又想借用社會的力量將中共的軍，激中共出兵。5月8日下午，在黨政軍聯席會報會上，劉為章“提議發動各機關各團體呈請中共部隊協助國軍打擊敵軍在晉南之蠢動。如果中共部隊不策應作戰，顯然係違反抗戰立場背離民眾意旨，是自棄也，且其結果將引起共黨內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戰，則足以協力打擊敵軍，亦國之幸也”。而劉為章之所以有此提議，則是因為蔣介石“囑其與周恩來談話”[16]。根據當時絕大多數的情況看，延安發給重慶的電報基本上是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能轉達給國民黨，而毛澤東的複電是8日才發出的（具體上午還是下午，無從得知）。也就是說劉為章在開會報會時，應該還沒有收到周恩來的答複。又，梁漱溟說中共“自己有電台，在化龍橋近處的山上，每日午後四時，晚十時，天明五六時，和延安通電三次”。劉為章有此提議，或許不是蔣明示的，但亦不能排除蔣有所暗示或提示。
需要注意的是，徐永昌對蔣讓劉為章找周恩來麵談這種方式是很不讚成的，認為“蔣先生此種作風一如孫老二（此時懼敵無用，求共亦隻遭其輕視而已）”。而唐縱則認為“提議發動各機關各團體呈請中共部隊協助國軍打擊敵軍在晉南之蠢動”體現了“委座之賢能誠不可及也”。也就是說唐縱讚佩的是用激將法這種方式，因為它借用的是社會的、民間的力量；而徐永昌反對的是由軍令部次長麵談的方式，因為這是官方行為。當然，所謂劉為章“麵詢”雲雲，至少在毛澤東聽來，肯定是一種反問或質問，所以稱之為激將法；其實，徐永昌或崔可夫也認為是質問。徐永昌5月9日的日記就記載：在會報會上，蘇聯軍事顧問崔可夫就“藉委員長質周語，會報時提議命令十八集團雲雲”。徐永昌更反對用直接下命令的方式來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5月9日的會報會上，會議由多數人議決：“一、令衛立煌指揮朱德作戰；二、以蔣委員長命令並敘日人乘我內部磨擦將侵洛、潼，十八集團如尚不放棄抗戰，應即加入作戰。”徐永昌對此很不讚同，他說：“共軍不加入作戰，國軍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協將置委員長前令於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應仍加入一句，即令其並遵行撤至河北作戰命令。”此處徐永昌提到的“委員長前令”就是1940年7月16日蔣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開往“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的命令，所以徐永昌認為即使此時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也必須“令其並遵行撤至河北作戰命令”。會議結束之後，徐永昌覺得如果“即對該軍下令，必貽後悔”，特再次電話告知蔣介石：“（二）我們應告周恩來以前日之話是警告性質，彼亦有軍譽與人格及對國家的良心，這次敵人進攻，十八集團打敵不打敵，即證明其與敵妥協不妥協。（三）同時亦不必令衛立煌指揮之，因周恩來自會知照朱、毛。（四）我們真要對之妥協，亦必待敵人此次攻擊過去平息後再與商討，不應在敵人進攻時示弱也。”此處的第二點很值得注意，因為徐永昌明示其後半段是蔣添的，也就是說蔣也同意不直接命令八路軍配合作戰，但要提醒中共：你亦有軍譽與人格及對國家的良心，這次八路軍打不打日軍，就是中共與日軍妥協不妥協的證明。蔣采用的仍然是激將法。而且，蔣“完全同意將二三兩條即電話為章辦理”，因為第二天早晨劉為章又約定周恩來見。雖然這時蔣介石已經得知中共的答複，並認為這是“中共藉此要脅，應以淡然處之”，依然命令劉為章再次約見周恩來，可見他是非常急於“請”中共出兵配合作戰。
此時，不僅蔣介石急，就是前方指揮官衛立煌也很急。5月10日，毛澤東、朱德致電彭德懷說：“關於衛立煌要求配合作戰，請擬一部署計劃電告。同一天，衛立煌也致電彭德懷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需要注意的是，此處毛澤東說的是衛立煌要求配合作戰，而不是蔣介石要求配合作戰，這說明衛在5月10日之前已與中共聯係過，而且此舉很可能沒有告知蔣，不然蔣不會在5月9日還同意“不必令衛立煌指揮”朱德，並讓劉為章在5月10日再次約見周恩來，自己又於11日親自約見周恩來。抗戰期間衛立煌和中共方麵有比較密切的合作，但這種合作卻引起了蔣介石的極大疑慮，認為是一種很大的內部威脅。詳細情形筆者將另文專論。蔣告訴周恩來：“隻要你們用遊擊戰爭的方法，切斷同蒲路、正太路、平漢路等，敵人一恐慌，一定會恢複原狀”，“你們如配合行動，我決不會虧待你們，餉彈有了成績後自然發給”，“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們安心，我一定命他們放人”。大概周恩來的回答較為積極，所以蔣判斷“中共對晉南戰事或能望其參加擊敵也”。可以說，蔣已采用了命令的方式，隻是采取的是“口頭告知”式的命令，而不是用文電下命令。這兩者間有重要的區別。1940年12月9日的王世傑日記就記載說：蔣命令新四軍限期移往黃河以北的命令“係以口頭告知第十八集團軍駐渝代表葉劍英，其尚未用電者，或係略留伸縮之餘地也”。由此可知，蔣即使不得不下命令，也很注意下命令的方式。
最遲在5月14日，“朱德亦已與衛立煌通電，將夾擊敵軍”，也就是說八路軍已正式答應出兵配合作戰。但直到5月20日左右，蔣還沒有得到八路軍為配合作戰而切實行動的訊息。當天，王世傑的日記也記載說：“晉南戰事，我方損失頗重。共產黨軍隊迄今仍無協同國軍作戰之行動，軍部方麵甚憤慨。”]5月21日，蔣約集各軍政大員商議中條山撤兵問題，考慮到“敵以大兵力圍攻，而共產黨軍隊複在後方相牽製”，“乃商定酌留兩個軍交閻（錫山）留守晉西，另酌留一部在晉南及膠東地區遊擊，餘均撤退渡河南岸”。
《大公報》發表社論《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內稱：“晉南戰役，業已經過半個月之久……而十八集團軍集中晉北，迄今尚未與友軍協同作戰，則係事實。”“在國家民族的大義名分之下，十八集團軍應該立即參加晉南戰役……我們謹代表國民輿論，作熱誠激切之呼籲！”
當天晚上，周恩來即致函《大公報》負責人張季鸞與王芸生，“負責”地敬告他們：十八集團軍必定對敵作戰，而且，“在貴報社論發表一周前，晉南白晉公路一段即為第十八集團軍部隊襲占，停止通車；其他敵區戰事尚在發展，隻因遠在敵後，電訊聯絡困難，此間遂不得按時報道”。同時，“十八集團軍作戰地界，奉命不與友軍混雜，免致引起誤會。我們現在仍守漳河之線，未入林縣一步”。此處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周恩來說的因“電訊聯絡困難”使得前方戰報不能及時予以報道；二是八路軍有意要與友軍劃界作戰，以免混雜而引起誤會，而且是“奉命”如此。
23日，《大公報》將周恩來的來信全文發表，並再次發表社論指出：“我們前天的評論，其實隻一句話，就是期待十八集團軍將協同作戰的事實盡速表現出來。我們願聲明，隻要有此事實，就滿意了，且並不苛求或奢望一定有大的戰果”。由此可知，《大公報》在意的是一種事實：中共出兵打擊日本的事實，而並不在意其戰果。這種事實恰可以證明中共與日軍有沒有妥協，這一點正是日蘇中立條約簽訂以後朝野各界最懷疑中共的地方，也是蔣介石說如果中共不打敵，則從政治上打擊中共的著眼點所在。5月23日，黃炎培等人公電毛澤東等，“請速與中央軍協力抗敵，禦西犯敵軍，間執讒慝”。也就是說，中間派確實出來說話了，呼籲中共出兵助戰。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強調八路軍必定對敵作戰，因為中共深知如果不打日軍，將給自己的政治形象帶來嚴重的傷害。
23日的《大公報》社論還敦促中共“擁護國民政府”。26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指出：這是國民黨的第二個將軍（第一個問我們是否配合作戰，第二個問我們是否擁護國家中心，都是向我們將軍）。毛同意周恩來的意見：暫時置之不理[15]。25日，《新華日報》以社論的形式刊發了前述周恩來寫給《大公報》的信，毛澤東認為這是對國民黨的造謠汙蔑反將一軍。28日，《解放日報》又發表社論《謠言與煙幕》，針對國民黨說中共不打敵，以及日方製造的“中共與日軍從不衝突”等謠言予以駁斥。可見雙方都很重視運用宣傳來鞏固本黨的政治形象。
中共出兵
在討論中共是否出兵這個問題時，必須明確一點：中共和國民黨一樣，都擔心對方投降日本；而且，在中共看來，蔣介石反共也是意在與日本妥協。5月14日，毛澤東在致周恩來的電文中就指出，蔣介石“發動兩次自毀藩籬的反共高潮給日本看”，是希望日本不再進攻，但蔣的這個政策根本錯了。
另一方麵，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也確實讓蘇聯的形象大為受損，讓中共遭受很多國人的質疑，懷疑中共會追隨蘇聯的步伐，和日本妥協，從而不配合中央軍對敵作戰。1941年4月17日，黃炎培“招周恩來、董必武來，舜生、伯鈞亦到，請中共表示態度。周極言蘇聯此約乃其一貫之政策，與對華毫無關係，至中共態度，決不因此變更雲雲。董略同”。19日，沈鈞儒、王造時、張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親蘇著名。今日致一函於蘇聯大使潘又新，詢問日蘇協定之意義，意存責問”。23日，唐縱日記說：“聞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16]”從這幾則史料足以看出中共在此時受到的輿論壓力是很大的。但必須指出的是，中條山戰役之後，加上同年6月22日德國進攻蘇聯，中蘇英美間的合作更加緊密，國內政治格局因此發生轉變，人們對中共的疑慮也隨之消失了。
5月8日，毛澤東要周恩來答複國民黨，配合作戰是“當然如此，不成問題”。同一天，毛澤東起草的《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則指出：中日間的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國共間的階級矛盾依然處於從屬地位。[15]5月9日，毛澤東、朱德致電八路軍、新四軍各部負責人：“日來平漢、同蒲各路運輸甚忙，戰事有在近日發生可能。判斷經此役國民黨反共氣焰當大減殺，時局有好轉希望。”“國民黨要求我軍配合作戰，唯仍想用激將法。”“我們方針決不被其激將法所動，……在接近豫陝地區，應有相當部隊配合友軍作戰，並極力發展統戰工作。但不要乘機向國民黨地區擴展，使蔣桂各軍放心對敵。[13]”此電非常重要，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毛澤東這時還不知道晉南戰役已經正式打響了，這也說明中共的通訊聯絡確實不那麽便捷，所得到的信息也要慢幾天；第二，毛澤東要求在戰事可能發生的地區，應有相當部隊配合友軍作戰，而且各地不能乘機向國民黨地區擴展，以便蔣桂各軍放心對敵。
5月14日，毛澤東、朱德又致電彭德懷：“據悉：敵兵沿黃河增多，飛機亦有增加，敵似有在飛機掩護下搶渡可能，我軍於此時機有在敵側背給以打擊以振奮國民黨之必要”。“目前國民黨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斷在日寇此次打擊下，國民黨不能不向我討好。國共地位將發生根本變化，我黨在抗戰中將日益占據領導地位。因此，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對敵，是配合作戰，但決不為國民黨激將法所衝動，而是周密考慮情況，給以有計劃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區域應是晉東南與冀南，其他作為次要配合區域（即按尋常狀態作戰）。[15]”毛澤東強調，中共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對敵，是配合作戰。而且，毛澤東把八路軍一直在進行著的與日軍的作戰（即尋常狀態作戰）也看作是配合對敵作戰。關於這一點，《鄧小平年譜》中的一則材料可以說明。5月18日，鄧小平和劉伯承在通報冀南軍區動員群眾擊敵、破路的戰績時說：“冀南軍區為粉碎敵之全麵占領冀南及實行‘清剿’的企圖，自本月五日至九日以新七旅及冀南軍區四、五分區，動員群眾兩萬餘人，實行了五天的大破襲。計大小戰鬥十七次，破路、破牆、填護路溝共十四次，攻克敵六個據點，斃傷敵偽一百三十餘人，生俘偽軍五十八名”[30]。在鄧小平等人於5月5日至9日對敵展開破襲戰的時候，他們根本還沒有接到配合中條山戰役的命令。
5月15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左權，要求八路軍“總部應與蔣介石、徐永昌、衛立煌、閻錫山通報，不斷告以敵情、戰況，特別是勝利消息，表示我軍熱心配合作戰，並向他們請示，以影響其抗戰決心，爭取國共好轉”。此處的一個關鍵是：毛澤東要用實際行動及勝利消息來振奮國民黨，加強其抗戰決心，同時爭取國共關係好轉[22]。5月18日，毛澤東、朱德又致電彭德懷，對其提出的作戰計劃表示同意，並且說：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區則打得小些，使國民黨覺得我們真在打就好了”。這和毛此前提出的主要配合區域和次要配合區域的觀點是一致的。
由上所述可知，這時配合國民黨對敵作戰是中共的基本主張，而且時勢的演化也要求中共配合作戰。6月9日，中共在總結這次戰役時，列出了自己的戰績：一、在冀南：5月7日之夜，八路軍配合當地群眾七千餘人，開始大規模的破擊戰，截斷了敵之聯絡和交通。二、在白晉線：於5月9日，八路軍在子洪口開始伏擊敵之汽車，在沁源南北，破壞鐵路三裏多，從12日起，白晉線路已不通車。三、在正太線：5月16日八路軍攻占獲鹿以南之□□車站，並徑以東之微水車站，及壽陽、榆次、蘇家莊各車站。四、在同蒲線：5月15日，在（左山）縣原平間，破壞鐵路十餘裏，17日破壞大同以南宋家莊之尚布莊間之鐵路一段。五、在平漢線：破壞涿鹿以南之鐵路數段，在保定以北，炸毀敵火車一列，北平熱河間，炸敵貨車一列，我軍曾一度攻占水治鎮汽車站。六、在平綏線：攻占懷來以西之沙城堡車站，破路三裏多，在蔚縣至張家口間，破壞敵之汽車橋一座[31]。由此可知，中共確實是出兵了。隻是，基本上可以說，特意為配合中條山戰役而出兵的力度不那麽大，時間也有些遲，因此並沒有達到明顯牽製敵軍的效果，也沒有得到國民黨方麵的認可，加之戰報遲緩，使得重慶高層一度很“憤慨”。
前麵還提及，國共雙方早就為中共是否出兵配合作戰展開了一場輿論戰。5月13日，周恩來“列舉事實，向中外記者駁斥國民黨參政員許孝炎散布的‘十八集團軍不配合對敵作戰’的謠言”[32]。此後，周恩來又一再要求國民黨澄清謠言，宣布並發表八路軍配合作戰的事實。5月28日至31日，周恩來連續致電毛澤東，建議采取針鋒相對的辦法：“（一）向記者發表聲明，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提出質問；……（三）分別答複國民參政員邵從恩、張瀾等，揭破敵人陰謀，說明事實真相，指出目前戰果證明第十八集團軍在政府不發餉彈情況下仍抗戰耗敵，要邵等主持公道，代請餉彈，以便擴大戰果，電文送中央社發表，用以向海外廣作宣傳，同時發社論；（四）華北作戰抓住要害，給敵嚴重打擊，以影響國內外。”電文中的第三點說明張瀾等中間派人士這時仍在質問中共出兵沒有，第四點則說明中共出兵的力度確實不夠，沒有給日軍造成“嚴重打擊”，因此也不能影響國內外。
在中共的據理力爭之下，特別是衛立煌的“協助”之下，當月底，國民黨終於發表了八路軍的戰績，5月30日毛澤東就電告彭德懷：“九個月來中央社第一次廣播我軍戰績，謂據洛陽訊，我軍已截斷正太路車不通等語，是衛處已起作用，望對正太、平漢兩路戰績多報衛、蔣。”
結論
綜觀1941年上半年的國共關係，我們大致可以獲得以下這些認識：
皖南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一度主張強硬，並於1月17日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由此引發了極大的反彈，不僅中共因此采取堅決的政治攻勢，而且蘇、美、英等國也擔心中國發生大規模內戰，因此給予蔣介石較大的壓力。隨後蔣在政治上采取和緩手段，希望緩和局勢。但在中共堅持政治攻勢的情況下，雙方談判破裂。蔣隨即決定采取軍事措施，準備進攻陝北。隻是由於進攻陝北存在諸多困難，蔣最終放棄了這一計劃。但蔣也因此疏於防範日軍進攻中條山。中條山戰役發生前後，在日軍的強大壓力下，蔣采取多種方式“請”中共出兵配合作戰。蔣一開初用的是激將法，毛也認為蔣用的是激將法；到5月11日蔣則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到5月21日蔣發現下命令的方式似乎也沒有起作用的時候，再次使用了激將法，用《大公報》發社論和中間勢力致電呼籲的方式請中共出兵。另一方麵，在5月21日之前，蔣請中共出兵的真實意圖就是讓中共出兵配合作戰，以利中央軍守住中條山；在此之後，中央軍已經開始轉移、撤退，卻仍然呼籲中共出兵，很可能就是想借機消耗中共實力或“從政治上打擊中共”。
在皖南事變剛剛發生的時候，毛澤東一度主張在政治上、軍事上采取全麵的大舉反攻，但在劉少奇等人的勸說下，並考慮到時勢的不允許，隨即改取“軍事守勢，政治攻勢”的方針，和蔣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政治鬥爭。當毛澤東得知蔣可能進攻陝北之後，也積極展開軍事上的防備工作，可以說4月中下旬雙方的軍事關注重點都放在陝北了。中條山戰役前夕及此後，毛澤東積極地、肯定地回答了蔣要中共配合對敵作戰的要求，隻是很不滿意蔣用“激將法”的方式來請，而不願給命令、給餉彈。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也不願意出全力打日本，以防日軍將矛頭轉向八路軍，使元氣尚未恢複的八路軍實力再度受到削弱。由於多種原因，中共出兵的行動較遲，力度也不夠，不能給日軍以嚴重打擊，未能達到幫中央軍守住中條山的效果。
在戰役期間，日軍也確實多次散布八路軍與日軍“不衝突”的謠言，意在挑撥國共關係，減弱抗日力量。事實上，八路軍與日軍之間的戰爭一直都在進行著，八路軍也的確出兵配合了對敵作戰。
無論如何，正是在皖南事變之後，國共一度形成“凡事互信不足，則共事難成”[29]的局麵，使得中國的抗日力量受到了極大影響。6月9日，中共在總結晉南戰役的教訓時也指出：“晉南方麵，由於我方存在著種種內在的弱點，故使敵人暫時的占了上風。這些弱點中，主要的一個，就是反共。反共結果，使得內部不團結，將士無信心，所以吃了大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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