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總在“二次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到“托爾斯泰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廣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則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深度”。於是，勾起我讀俄羅斯文學的一些感想。
不錯，《戰爭與和平》是宏大的，可謂有廣度，但托爾斯泰卻有著基督的救贖情懷，大家耳熟能詳的他的《複活》講就是一個救贖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為反抗沙皇，生死關頭走一遭，從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轉變為改良主義者，他的視野更多的關注人類的罪惡的源泉，如《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可謂有深度，但他更關注人類的道德，經常擺蕩於天堂與地獄之間，穿梭於神性與魔性的兩極，探討著人性，樹立著道德的標尺。
習近平推崇俄羅斯文學的深度與廣度，卻又與淺薄的周小平“暗送秋波”，這真令人費解。其實無論托爾斯泰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對自己國家的社會苦難有描寫，沒有苦難的描寫，哪有文學的廣度與深度？我們的文學有苦難嗎？
葉公好龍，是神話傳說還是社會現實？是不得不問的話題。我其實更樂意把鮑裏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看成俄羅斯文學的乃至世界文學的頂峰，她是代表著俄羅斯乃至世界文學的深度與廣度的至今為止最為偉大的文學作品。
時間原因，我隻能簡單舉例《日瓦戈醫生》中俄羅斯母親象征意義的拉拉，她的角色是多重的，從她的“三段情”可以讀出。她最初受社會物欲橫流的影響，不知道羞恥的投懷於她母親的情人（能呼風喚雨的商人），為的是能出入達官貴人的夜總會。幡然醒悟後，槍擊了那位無德的商人，離走。（我們的CCTV的女主播們，不正是這個處於“第一段情”的拉拉嗎？）第二段情便是發現無產階級革命者安季波夫是她靈魂的指明燈，被革命理想吸引，並且結合。隨後她看到了革命的惡果，殺戮與殘暴，她又一次轉身離開了（我們的許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者命運與思想轉變又有何不同？）第三段情便是大家熟知的與尤拉的結合了，尤拉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良心與理性的象征，善良的拉拉最終找到了靈魂真正歸屬，她與尤拉幸福的生活了一段短促的時間後，卻又消失在布滿契卡的大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