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國內一位學者對於香港普選問題的分析和自已的創新思路。此處暫且不提。援引這篇文章更多的是想讓大家知道香港各界(包括了泛民主派和親政府派)提出的主要四種普選方案。 裏麵提到的建製派就是親政府派。而民建聯就是北京在港長期的分支，可以認為是最根正苗紅且直接受中央領導的地下工作者，當然，現在已經是完全公開化。 民建聯的普選方案是候選人要取得選舉委員會過半數票，這明顯就是針對泛民主派，因為在小圈子的選舉委員會中，多數是親北京的商界和專業人士，泛民不可能拿到半數票。但是，那怕在民建聯的方案裏麵，也允許四個候選人。而全國人大的解釋是二至三人，為什麽不說上限是三人？就是說兩個都符合要求了。如果是兩個，就已經最大限度的約束了競爭的可能。當然，它不可能說隻允許一個，否則就成了世界上的大笑話。從這裏來看，全國人大比起自已在港分支的政治觀點更保守得多，連親北京陣營裏的競爭都考慮到了，就是不讓有任何那麽一點存異思想的候選人參與到競爭中，那怕是自已人也越少越好，多人就會暴露了爭議。如果香港人連這樣都接受，如果僅打出一個招牌說是全國人大的決定，所以香港人就不得不接受，以後有關的，對於基本法的解釋還陸續有來，請問香港人如何維持一個起碼形式上的一國兩製？
劉山鷹：香港普選另一思路
香港的普選問題現在陷入風潮之中，有70多萬港人投票要求直接普選香港行政長官，並有繼續要求港人"占中"的倡議和鼓動。與此同時，有些大陸的學者也講一 些狠話，比如說"基本法是如來佛，香港泛民派再怎麽跳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大意），行政長官的人選一定要經過提名委員會提名才普選，這是《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規定好了的，絕對不可以退讓。這也就是港人所說的"真普選"與"篩選"之爭。這種爭執已經是針尖對麥芒，並有進一步激化的趨勢。
針對2017年香港特首普選，各大政團及學者先後提出數十個方案，根據網友的總結，可歸納為四大類：
第一類是"622公投"，包含"公民提名"元素的方案。
第二類是溫和泛民方案。公民黨湯家驊以個人名義提出以"排序複選製"普選特首，提名門檻維持在150人，但增設提名上限為200人，將特首參選人限定為7至10人，又建議取消特首不能有政黨聯係的限製。
至於18名來自各大專院校的學者，則聯署提出以"公民推薦"方式提名特首。在該方案下，候選人須獲得2%至3%選民（即約7萬至10萬人）推薦，再獲提委會八分之一委員提名，才能參選特首。
第三類由同樣相當溫和的建製派提出的方案。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兼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建議，擴大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提委會的機構提名程序應設兩個關卡，參選人先要取得一定分額的委員個人提名，然後由委員一人一票選出最多五名人選成為候選人。
至於第四類，則是代表北京意見的民建聯方案，民建聯建議須獲過半提委會成員支持，方可成為候選人，最多由四名候選人角逐特首一職。提委會可增加或調整界別分組，委員人數介於1200至1600人。
四類方案之中，以"占中"和民建聯的方案最具爭議性，前者將有大批泛民"入閘"，而後者則對泛民全麵封殺。相反，溫和泛民和溫和建製提出的方案，則被認定為可以"有商有量"。
在筆者看來，以上幾種方案各有自己的出發點，但對於中央政府來說，除了"公民提名"方案以外，都需要在選舉之前做大量的工作，以保證候選人在"愛國"與" 愛港"之間保持平衡，這個平衡正好是中央政府可以接受的。這樣就讓中央政府處在一種相對費力然而又比較被動的位置上，也就是說吃了很大的虧但是不一定討得 了好。比如說在提名委員會的人選上必須煞費苦心。
檢視《基本法》關於提名委員會的設計，不能不說這個思路略有瑕疵。最初製定基本法的目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於劃分、確定中央政府與香港高度自治之間的權 力關係。既要保證香港居民的民主權利，又要保證中央政府最低限度的管控與監督，以維持香港的持續繁榮穩定，所以就設計了一個前置程序--提名委員會的提 名，也就是"篩選"。這就埋下了爭議的種子，一直延續至今。
擇一任命權
換一個角度，筆者認為可以對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進行新的理解。第四十五條中還有規定，香港選出行政長官之後，要"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前後結合來看，"篩 選"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權力，中央政府的任命權是一個虛化的程序性權力。隻要香港選出了行政長官，中央政府就得任命。這是一種理解，基本上也是現在唯一的理 解。也就是說"法定"的中央的"任命權"被虛化了。這樣就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在提名環節大做工作，行使"法外之權"。實質上是一種吃虧不討好之權。
既然如此，可不可以把中央的任命權坐實，而把提名環節相對弱化，從而讓中央政府從提名環節相對超脫出來，同時又能保證港人（包括泛民派）所要求的"真普選"呢？
筆者的思路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可以不改，提名委員會照樣可以提名，同時打開"公民提名"的閘口。提名委員會可以提名四人，"公民提名"不超過兩人， 一共不超過六人。"公民提名"成立的前提是必須獲得2%選民的連署，才可以成為正式候選人。接下來由選民從六人中直接選舉產生三人，最後由中央政府從三人 中擇一任命。提名選舉產生三人完全由港人，擇一任命權則在中央政府。這既可以滿足港人的"真普選"，又可以坐實中央政府的任命權。這個任命依據中央政府的 具體考量而做出，不必完全依賴得票多寡。如果是這樣，港人的"真普選"落實了，因為這三人確實是由普選產生的。中央政府的任命權，也由程序性的權力演變成 實質性的權力。中央政府處於從容優裕的位置，不必要事先宣告"愛國愛港"的選人標準了。有了這樣的製度設計，港人自然會在選舉的時候考慮，這個人是不是" 愛國愛港"，是不是會被中央政府所接受，否則選出來也不會被任命。這讓港人自己預先替中央政府做了一次"篩選"工作。
有人可能覺得這沒有先例，不足為訓。其實上世紀20年代，中國曾經興起聯省自治運動，有點類似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廣東省頒布的縣自治暫行條例規定，民選 縣長由縣民選出三人，再由省長擇一委任。湖南省憲法則規定：縣長由縣議會選舉六人，交由全縣公民，決選二人，呈請省長擇一任命。
筆者覺得這樣的先例，是中國前人追求民主政治的智慧，對於化解香港普選爭議具有啟發性的價值。有了這個"擇一任命權"，港人的"真普選"訴求也得以實現。 雙方在"公民提名"問題上的矛盾化解，促進雙方靠近，中央政府更便於傾聽香港中下層民眾和新生代的意願，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擇一任命權"將權力直接收歸中央政府，可以有效避免一些強勢利益群體，在提名委員會組成和提名環節的利益滲透。
有人可能會有疑問，基本法沒有規定"公民提名"，於法無據，如何解決？筆者覺得可以考慮用試行的方式來化解。中國的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先試驗，如果試驗成 功，就落實成法律；如果不成功，因為是試行，所以有挽回調整的餘地。大陸法學界用一個專門的詞匯"良性違憲"，來概括沒有憲法依據的試驗性改革。因為中國 正處於一個全麵深化改革的過程中，既然是改革，就不可能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有法律依據。改革試驗先行，憲法法律隨後，會成為當今中國轉型的一個常態。中國的 憲法已經修改過幾次，在適當的時候修改基本法也不是沒有可能。如果過分拘泥於憲法法律條文，先行先試的改革措施如何可以得到推行呢？法律有穩定性的一麵， 也有適應性的一麵。在堅持穩定性的同時，也必要根據時代環境的變化而做適當的修改，這樣才能做到因時而變。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執行研究員，憲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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