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問題的真正內因：三派利益混戰，而且誰也難以壓倒另一方。

英國統冶香港時沿用的是習慣法，也就是說它管治的基礎是尊重當地大老板大鄉紳的利益，除了換國旗尊英王外，其他當地的既有利益它全部保護。 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當地人對於外國統治者的反抗。 香港的稅收也是比較低的，基本上港英政府的收入多數來自於每年拍賣公地。 政府高層一向讓大商家三分。 還有不少成功的大商人，被邀請加入行政會議，或出任大型公用事業的管理人。 也就是說，隻要你做生意行，盡管可以亦官亦商。 梁振英原來的競選對手，唐英年，曾出任曾蔭權政府的財政司司長，也就是政府第三號人物，特首以下第二人，他其實是江蘇無錫巨商後人。 還有，有上海姑爺之稱的羅康瑞，潮汕人，家族在泰國做生意起家，後來和弟弟都成了香港的大商人，近年就擔任過香港的機場管理局董事，一度還傳會做機管局主席，管理香港的國際機場。香港的警務處長政務司財政司等頂級的高管，在退休後，旋即成為大財團的顧問和公司董事，利用他們對於政府運作的了解和多年積累的官場人脈，為大老板們服務，領取每年近千萬，甚至是幾千萬港幣的年薪，最近被控告的前政務司長許仕仁就是一個例子。

由於過去三十年香港的工業內移，加上房價高昂，這對於工薪一族甚至不少中小企業都成了惡夢。 明顯的，光是房地產和金融業，還有僅剩的一些出口貿易中介，不足以支撐香港的經濟和就業。 所以，香港人對於大地產商和極度親巨商的香港政府不滿。 而中國內地為了平穩收回香港，一直把工作做在大財團身上，想延襲港英的管治方法，但是沒想到隨著條件的變化，香港中下層已經不滿於大財團特別是大地產商的利益至上。

另一方麵，大財團當然希望現有格局不被打破，希望政府中人做事第一考慮就是自已的利益。 而回歸後，中央希望降低香港對於房地產的依賴，所以就有了董建華的每年建八萬五公屋的計劃。 但是因為剛巧碰上亞洲金融危機，加上董建華不是公務員出身，很多做法不能做到透明和公開，不懂得利用媒體宣傳，結果八萬五就成了媒體歸咎香港樓市急跌的一個重要原因。盡管董也是大商人，還是排名前列的特大商人，但是因為觸犯了大財團的整件利益，大老板們表麵上尊他三分，事實上背後指指點點，甚至直接間接投訴到中央。再加上董又推行禁止分裂和反對中央的二十三條立法，最後被大財團和右派利用香港人對於赤化和言論自由的擔心，挑起七一大遊行，把董建華趕下了台。而 梁就是董建華行政會議的一個重要成員。

梁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並非港英公務員係統出身，專業是建造業測量師，後來成為一個大型測量行的合夥人，資產隻有一億多到幾億，在香港的商界裏如果按資產，按事業，根本就是一無名小輩。 他當高官，根本沒有公務員或商人會服他。 他的起家是靠跟內地官員的接觸和交流。 內地早在香港回歸前就扶持了一批地下黨，或者稱工會活躍分子，他們成了香港社會的非主流，但因為經營勞工子弟學校和組織工會，也反對黑社會和毒販，所以在六七十年代都團結了一幫最下層的工人貧民。港英時代，他們是被監視和歧視的一班人，到了八十年代後，因為回歸平穩過渡需要，港英開始承認他們的半官方身份，處境大為改變，到了九七年後，感覺大翻身，開始進入行政會議（相當於日本的內閣）。他們的出身和經曆，還有代表的選民都要求他們為中下層選民出聲，所以大財團們對他們實際上也是表麵友好，內有戒心。

關於民主派，一部分力量來自於國民黨敗退台灣後留在香港的力量，另一部分來自於親港英的知識和文化界人物，還有一部分是追求民主的真正無黨派人士，最後一部分是另一批從事工運的人士。　他們也有代表中下層和中小商人的利益。　但另一方麵又和大商人一樣，不希望回歸前的政治體係發生很大的變化。　因為政府裏存在親西方的公務員，特別是高層，媒體裏存在親西方的老板，顯然對於民主派爭取權利會有一定的幫助。

這時候問題就出現了，內地出於自身的習慣，希望用親生兒子，直接服從命令的地下黨人士，進入和主導政府，從而取代他們認為的前朝港英遺官。而大商人希望政府的人員和政策仍保持在原來的狀態。　內地認識到香港的房地產泡沬和貧富差距是香港經濟的很大隱患，想調整政府樓市政策，但這觸及到大財團的根本利益。這就是董建華政府，還有 梁振英政府跟李嘉誠為首的大財團衝突的主要原因，李嘉誠甚至到了競選的最後一刻仍堅持支持唐英年，盡管2012年時各種跡象都表明中央是支持梁振英。多數大財團在內地都有巨大的利益，所以他們肯定希望在政治上和中央站在一起，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們公然表露對於中央治港政策的不滿。唐英年到了競選的後期，公開說 梁振英曾在董建華政府推行二十三條立法時提出要用防暴隊對付示威者，說 梁上台後就會用內地的手法來對付言論自由。　有媒體形容唐這麽說是政治自殺，肯定從此不為中央所信任，但是唐為什麽要這麽做？出於對於香港民主自由的擔心和負責？還是因為在競選過程中對於振英用媒體爆自已婚外情房屋非法建築的不滿？很可能都有這些因素，但最主要的應是大財團們內部的要求。最後，民主派的宗旨和實際力量來源都要求他們代表中產階級和中小商人，但是到了和政府衝突時，因為本身資源有限，又不由自主的期望於大財團和政府高層發表一些緩和的或者是同情的聲音，以利於爭取中央讓步。　但實際上，一旦是特首普選，當選的人很有可能就要采取措施解決香港的樓市問題，畢竟他的選票來自於多數市民。

所以，這就是香港問題的困局，三大方麵的力量，互有利益衝突，但又互有需求。　其實梁振英想整頓樓市，想發展新界東北土地這些政策，都不能說是有錯誤，甚至可以說是很有必要。但是他一方麵在這邊著手，另一方麵又不自覺的或者是手下人出於體會主子用心暗自作主，推行一些措施去幹涉媒體的言論自由或者是用電視牌照發放的審批權去為難一些實際上僅是在商言商的新進商人如王維基之流，這其實就是授人以柄。 梁進入政府，代表著對於舊有政府體係的打破，隨之而來的，是一大批前左派人士或擇機擁護希望取得油水的二三線商人，這些人期望借著擁立之功，在商業上在政府官職上能有所砍獲，他們的言論也變得極其大陸政府化。　這樣的官場商場暴發戶，吃相難看，還帶著一股假的愛國味文革味，自然讓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擔心。　所以不知不覺的， 梁的形像在別人眼中就成了一個笑話。民主派口頭上的訴求是對的，但是在爭取民主的同時，怎樣把這變成是一個可切實執行的談判協商結果，為港人民主進步出一分力，而不是成為大財團跟內地中央明和暗鬥爭取利益的一個棋子，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真正有利於香港政治經濟長遠發展的，應是港人普選，人選不作前提。　但是特首候選人在參選前做一個公開的承諾：即我的觀點未必認同大陸的社會製度，但我承諾當選後不利用有關的職權去扶助和支持反對大陸的組織。　而且特首候選人的政策應集中在如何扶持中小企業特別是高科技企業，比如說降低香港的樓價，或者跟大陸方麵協商，在廣東拿一塊地來合作發展高科技。這才是真正對港人有利的發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