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習近平外交新政的研討會--原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3月15日在共識網舉辦的青年學者沙龍第四期上的發言

原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3月15日在共識網舉辦的青年學者沙龍第四期上的發言，已經作者審訂。

聽了各位的意見，獲益不少。同意主持人說的，解決當前中日關係的困難，需要新思維，需要大智慧。我先介紹幾位德高望重的智者的一些看法，有助於我們探討這個問題。一位是何方老人，92歲了，1938年到延安，曾任張聞天總書記的秘書、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他創辦了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並任首任所長。他兩次對我說，中日關係不能以曆史為基礎，而應該以現實戰略利益為基礎，如果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曆史為基礎，那麽美國與英國、法國與德國、俄國與德國、美國與日本根本就不可能搞好關係。第二位是原中聯部部長、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主任朱良，今年90歲。朱部長給我寫了一封信說，2002年的時候，你寫文章提出對日新思維，很有勇氣，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朱部長是老革命了，他說：“應該對人民特別是對青年進行這樣的引導”。第三位，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80多歲了，寫過《日本第一》和《鄧小平時代》，在中日兩國都有很大影響。他今年1月來中國，我跟他就中日兩國關係交換了意見。他對我說，中國現在經濟規模超過了日本，而且中國的民族主義比較厲害，日本受到很大壓力，很緊張。目前中日兩國關係的主導麵是中國，中國掌握著中日兩國關係的主動權。日本現在興起的民族主義，是對中國壓力的一種反彈，但基本的態勢是日本害怕中國。其實日本可以成為中國的朋友。第四位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餘英時，著作等身的大學者，也80多歲了。今年春節，我跟餘先生通電話，他在電話中對我說，中國和日本隻有和解這一條路可走，別的路都是死路。

我讚成以上諸賢的意見。我認為，致力於推動兩國和解的對日新思維，是唯一的救贖之路。釣魚島沒多大實際價值，中印、中越、中馬（來西亞）之間的領土海島爭執，麵積比釣魚島大得多，有的甚至大1.5萬倍。中日兩國為了一個小小的釣魚島這樣緊張，本質是什麽呢？是新興大國向原有大國和權力現狀提出挑戰，即國際關係理論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原來的東亞權力平衡由於中國迅猛崛起被打破了，這是東亞權力的轉移，日本很不適應。有的日本朋友對我說，日本要適應中國強於日本，至少需要10年左右的心理時間。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這本書裏說，德國和捷克在1938年9月關於蘇台德地區的主權爭執，實質上並不是蘇台德地區的主權歸屬問題，而是對整個中歐的主導權問題。中日兩國關於釣魚島之爭，實質是東亞主導權之爭，爭誰是老大。法國學者克勞德·邁耶2010年在法國出了一本書，我們社科文獻出版社翻譯出版了，書名是《誰是亞洲領袖，中國還是日本》。邁耶看出了這一點，他說中日之間的爭鬥，實質上是爭奪東亞的主導權，爭奪更高的外交地位。希望這一次權力轉移，能夠以和平方式進行。應當說，全球化的新形勢增加了和平轉移的概率。我們要反思的是，近些年來中國民族主義飆升。袁偉時教授說是燃燒的民族主義。李澤厚、易中天、徐友漁也都發表了同樣的意見。比如2012年8月85個城市反日遊行打砸搶燒，就太過分，國際影響惡劣，陳曉魯說是搞文革。前一段，我國駐40個國家的大使找各小國報紙發表文章罵日本，猶如小孩子打架，讓歐洲人看笑話。還有我們的電視台播放300部反日電視劇，國人都倒了胃口。北京的報紙就先後發表4篇文章批評說，拍這麽多這些反日電視劇，不是播種仇恨嗎？而且很多電視劇劇情十分無聊。

過去，我們是用世界範圍的階級鬥爭和國際主義理論壓抑民族主義，蘇東劇變，冷戰結束，情況就變了。階級鬥爭理論讓位，民族主義逐漸高漲。為什麽會高漲？這是社會內部問題和外交問題相同相連的產物，是政治精英主導和民眾自發情緒相結合的產物。大致原因有五條：一是我們的社會凝聚力在80年代末急劇流失；二是市場經濟體製運行以後，傳統的意識形態衰落了，玩不轉了；三是執政的合法性不斷受到質疑，以上這些問題都需要調動民族主義來平衡；四是早年屈辱經曆和今天的虛驕之氣未經理性過濾混在一起產生了粗野的躁動；五是近些年來東亞各國民族主義飆升，互相刺激。經濟績效和民族主義，是非選舉的政權維持統治的兩個主要支撐。八九以後，為了反擊西方的製裁，國內大力調動愛國主義即民族主義資源。有人說，這樣做也是為了轉移國人對於自由、民主的追求。民族主義燃燒起來，日本是首當其衝的，因為中日戰爭離得比較近，中英鴉片戰爭時間久了。我們看到，利用民族主義來解決國際爭端的做法沒有成功，反倒加劇了我們在國際上的孤立。比如，有人說要把日本打成一片火海，有人說幾星期就可以把越南打成植物人，還有人說“到了在南海動武的時候了”等等。這些媒介輿論，使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動向產生了很大疑慮，他們認為中國媒介上說的話都是代表政府的，因此他們希望美國力量介入東南亞，以維持平衡。美國最近高調“重返亞洲”，與東南亞國家的需求一拍即合。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國內民眾也對我國在國際上的孤立產生了疑慮，提出了很多質問。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劉吉前些天對我說，我們國內一些人在媒體上威脅和謾罵日本，其實幫助了安倍，使安倍在日本國內獲得了更多資源，並且使日本的主張在國際上獲得更多支持。現在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對我們的南海、東海主張表示支持。支持日本的國家卻比我們多。另外，我們一方麵支持國際法庭對日本捕鯨的裁決，另一方麵拒絕國際法庭對領海爭端的裁決，這種矛盾的態度反映了立場混亂。另外，就國內問題而言，民族主義也沒有緩解國內矛盾的激化。就此看來，中國在崛起過程中，要遏製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慎重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力量越大，越要謙遜。

也有學者對我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有虛假成分。理由是，2009年2月，俄羅斯軍艦向中國新星號貨船開炮，擊沉貨船，打死5個中國船員，另有2人失蹤。俄羅斯比日本還狠得多。結果呢，上邊不讓深入跟蹤報道此事。按理說，民族主義的意思是，誰對中國人不好，我們就反對誰。俄羅斯多次炮擊中國船，打死中國船員和漁民，對中國人這樣凶殘，為何不遊行？這位學者提出，我們的民族主義是選擇性民族主義，是操控下的民族主義。這位學者的意見，供大家思考。日本極少數右翼不時大放厥詞，破壞中日關係。我們要揭露和批判日本右翼的言行，堅持釣魚島主權，這是沒問題的。但是我們要看到，絕大部分日本人並不是右翼，他們希望和中國發展戰略互惠關係。繁榮的中國需要與日本保持良好的關係，改革中的日本也同樣需要與中國和解。我們國內有些人對日本情況不加分析一概而論，動不動就要動武，就要“降伏日本”，這是一種破壞性盲動。對此，我國學界很多人指出，這也是軍國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念頭。實際上，我國某些人這樣強硬的表態，脫離了民眾要求改善中日關係的認知與需求。香港《南華早報》說，今年1月，日本發放中國人旅遊簽證11萬個，相當於去年同期的10倍。有的中國遊客接受采訪說，對兩國的爭端感到厭倦了。他們承認喜歡日本文化，喜歡日本產品。據報道，今年春節到東京最高級的三家百貨商店購物的中國人比去年增加了325%，三家商店銷售額比去年增加了400%。香港《鏡報》說，2013年，豐田汽車在中國大陸銷量比2012年增加49%，日產汽車增加30%，雙雙創出在華銷售最高量。上海2013年十大百貨公司銷售額第一名就是日資八佰伴浦東新區總店。今年春天，在武漢和北京觀賞櫻花的民眾擠爆了公園。

就此而言，中國國內已經產生了反思民族主義的健康的因素。2012年10月，1000位中國兩岸三地知識界人士就中日關係遇到的問題簽署聲明，在堅持釣魚島主權的同時，批評了中國有關部門中斷兩國友好城市交流，中斷高中生交流，以及把日本圖書下架的做法，指出不應中斷兩國文化交流。鄧小平說，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不要搞意識形態。鄧小平還說，中日兩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這件事超過了兩國之間一切問題的重要性。可是我們外交領域還有人搞意識形態。比如，中越兩國存在大量的島嶼爭端，越南從有爭議的島嶼中開采石油，從貧油國變成富油國，還把石油賣給中國。去年底和今年初，越南還舉行兩次反華遊行。我們的官員卻說，中越兩國都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矛盾好解決。這是意識形態色彩太重。我認為，我們現在偏離了鄧小平的對日外交指導原則。鄧小平時代也有釣魚島爭端，但他老人家站得高，從中國長遠的戰略利益來看問題。我們現在看問題，是戰術角度，高度不夠。有些學者說，對日本問題的處理是衡量中國外交文明和外交理性重要的試金石，我讚同這個觀點。我最近的一本著作是《仇恨沒有未來—中日關係新思維》，從書名就可以看出我的思想。中日兩國是搬不走的鄰居，和解是唯一的前途。對於戰敗國，不能過於苛刻。在歐洲一戰結束之後，凱恩斯就是這樣主張，他不同意戰勝國對德國過於苛刻。苛刻的結果，就埋下了二戰火種。中國現在強大了，不能動不動就要壓服別人。這個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中國文化傳統是，澤被遠方，仁者無敵。換句話說，就是永遠高舉和平的旗幟，應該以這樣的心胸來處理中國與周邊國家包括日本的關係。能否處理好中日關係，是中國能不能順利融入全球化的一個關鍵，這對我們是一個考驗。總的來說，中國與日本應該向法國與德國學習。日本應該學習德國的反思精神，中國應該學習法國的寬容胸懷，以經濟融合為前導，為建設亞洲共同體展開對話，捐棄前嫌，共同努力。